本不想再写，考虑到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界有毒害性，所以才有续写的必须。说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有危害性是因为：一，“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自相矛盾，表现为它忘记了实践的自身也是需要科学性的。二，其违反科学，与科学发展观、科学管理观悖论，表现在经济事物的运动都有规律，而对经济事物的管理也必须得有规律，否则用“不是科学”的东西去管理正在行进中的经济社会科学事业，甭想成功。其集体失语的原因：一，自己没有理，也没有别的理可讲，因为怕丢了饭碗，所以其教师集体失语。二，为了得到“在职研究生”的文凭，而颁发文凭的权力又在老师那里，所以其学生也跟着失语。结论：一，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已发展到令人堪忧的程度。二，科学发展观正面临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思想的严峻挑战，我们决不能失语。

　　因自相矛盾而集体失语

　　关于批判“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文章已经发表了若干篇，而令人遗憾的是，敢于与之争论者，实在是寥若晨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仅仅由于我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书先生？如果是这样，本身就已经证明，他们已经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是在做“误人子弟”的勾当。如果他们都已经理屈词穷了，那就只能说明他们的理论压根就是经不起阳光照晒的昙花，失语也就是其一种必然的步骤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有对它们的错误言论持续批判的必要。这是因为，如果让这些近乎反动的言论持续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势必会受到干扰，而我们的企业亦会步入危险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让这种思想在北大学堂弥漫下去，将毁掉中国企业的未来。

　　现在，权当“管理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思想成立，请问，“管理”这种“实践”是否就可以“不讲科学”而“只讲实践”？大家知道，航天飞机上天这种“实践”也需要管理，而且还必须得“科学管理”。那么请问，你们能给我得出“航天飞机上天这种实践”是“不需要科学”而“只需要实践”的这种结论吗？再问，作为对“航天飞机上天这种实践”的管理，他们又在“实践”什么呢？是否是在“实践”某种科学的思想、规律、原理的存在？否则他们为何要实践？

　　关于这一点，恐怕就连一些初高中生都能够搞清楚的道理，难道作为一个又一个大学教授、先生们就不知道了吗？这能说得过去吗？既然说不过去，为什么连“与之商榷”的勇气都没有了呢？为什么连阐述自己道理的勇气都没有了？这难道仅仅是由于笔者是一位不见经传的学者，而他们都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学教授吗？是一位又一位的在知名学府授课的教书先生？如果不是，那他们又为什么会“集体失语”了呢？难道他们在向他们的学生授课的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失语”吗？

　　我想，他们向他们的“学生”授课时一定有说不完的话吧？！否则，他们的“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又是向谁在表达的呢？难道仅仅是向那些为了混一张文凭而连一点思维都没有的所谓企业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企业家”们也实在是忒有点悲哀了吧！大概，他们是等着笔者“自找没趣”了之后便主动放弃批判？否，他们错了，错就错在，他们忘记了天底下还有一批追求真理，信仰科学的人的存在，忘记了包括北大在内的大中专院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在向其学生传授科学的阵地。就算我们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当作是一所“高等职业学院”，那也不能只讲“实践”而不讲“发动机”的科学原理吧？也就不要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问题。

　　因违反科学而集体失语

　　可以肯定，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或者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实践的艺术”是十分荒谬的逻辑矛盾。凭什么这么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第一，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实践，实践是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的，决不是管理的专利。第二，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一定是为了证明有某种思想、理论、判断的科学性——哪怕某种思想、理论、判断本来是就乌托邦，同样也需要得到某种实践的证明，否则人类也就自然失去了可持续实践的意义，否则又凭什么说彼得·德鲁克是“管理之父”？第三，如果“管理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话，那就等于说包括哈佛商学院、北京光华管理学院在内经济管理学院压根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而只需要让其学生去搞社会实践好啦，因为学院均非实践场所。第四，否定了管理的科学性就等于否定了一切科学，因为只有具有科学性质与意义的科学才具有实践的必要，也就不要说理论与实践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他另一个方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五，管理的科学性是由管理对象的物质性、运动性、规律性决定的，如果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仅仅是一种实践的话，那就等于在用非科学的管理来对均具有科学性的科学事业来进行管理，其论点本身就自相矛盾。第六，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实践始终滞后于已经形成的事实，也就不要说任何一种所谓的社会实践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势必会有错误的发生；如果实践错了该怎么办？谁又该为错误的实践来负责？而管理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防患于未然。

　　通过上述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彼得·德鲁克的“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说法压根就不成立，是一种反科学、反管理学的东西；至于说黄铁鹰先生说的“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艺术”论调，那就更是一种不懂管理的表现。大家知道，各种仪器设备的生产都是需要管理的，而黄先生能说各种仪器设备的生产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吗？大家知道，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艺术都是一种表现，如此，黄先生不就等于说，管理只是一种表现？既然管理是一种表现，他的“即使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要站在同行的肩膀上”的话又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说从同行那里能得到启发或是从同行那里能汲取经验与教训的意思吗？请问，同行的启发、经验、教训又是什么东西？难道就不具普遍性、不具有有理论意义？不就是为了给企业找一条出路？而“路”是什么？路者，道也。“道”何物？原理也。

　　因怕丢饭碗而集体失语

　　大家知道，我中华民族有与身具来的科学管理血统，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具备的。事实上是，早在2400多年前老子就提出“道法自然”的主张，其《道德经》也不知被西方出版界已经翻印了多少次。据说，《道德经》在西方的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基督教的《圣经》，排在世界的第二位。上面多有闪烁着有真理光辉的思想、科学管理思想和科学原理的存在？何谓“道法自然”？不就是要告诉人们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学问，和按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管理？何谓“中庸之道”？不就是在告诉人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都需要讲对称、都需要有守恒观的认识？

　　上述是何等光辉而又灿烂的管理学思想啊，虽然已经过去了2400多年，至今仍然在闪烁着伟大的科学发展观。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思想与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食粮的，都是在为人们所从事的经济社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与科学依据的，否则，在中国的古代，人们有“百家争鸣”的必要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在春秋战国时，人们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并能够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无疑都是为了告诉人们按什么样的思想、道理来对经济社会进行管理会更好，而决不仅仅是为了争得一个所谓的是非而已。关于这一点，当然亦是毫无疑问的。而中国古代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文明程度，其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先进于世界2000多年，谁能说与不同流派即诸子百家的“争鸣”无必然联系？难道仅仅由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而在明朝时期没能把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如果不是由于西方人在我们中国发动起来“鸦片战争”，各列强的铁蹄没有践踏我华夏大地的话，中华民族能落后吗？

　　这些，难道是北京大学教授们不知道的？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说“科学管理”是“舶来品”？凭什么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是一种实践”或者说“管理是一门实践的艺术”？难道他们不知道“理在事先”的道理？不知道“预则立，不预则休”的道理？难道他们不知道“实践成果始终滞后于已经形成的已经形成的事实”的道理？难道他们不知道，管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防患于未来”的道理？可以肯定，作为大学教授他们，比谁都知道，既然“都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讲这些道理而在那里胡说八道呢？

　　如果没有猜错，这可能与他们怕丢了饭碗有一定的联系。要不，他们如果不说“科学管理”是从西方传来的而说我中华民族有与身具来“科学管理”血统的话，恐怕他们非丢掉了饭碗不可。难道他们不知，否定科学发展观、管理观更可怕？

　　

　　为混张文凭而集体失语

　　由于包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院在内的我们的大学至今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只能拿彼得·德鲁克管理来充数，也就成为了另一个必然步骤。而从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院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兜售德鲁克的“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的奇谈怪论，也就成为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仅具有客观性，也具有现实意义。

　　可是，这却坑了那些在职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之所以要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来读书，是为了深造，是为了学习从实践中学习不到的理论知识，而决不仅仅是为了能够与几个所谓的“同行”进行“交流”——虽然从“同行”间的“交流”过程中有时确实能够得到某种“启迪”，有时或许“比大师还要强”。但是，如果把到学校当作提供“交流”的一个“平台”，而把上学当作在这个“平台”上“交流”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错就错在，践踏了教育宗旨。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大学都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包括职业学院在内。可是，黄铁鹰先生却说：“对具体管理问题，同行们比任何管理大师都懂得多，因为同行做过，大师没做过。比如，韦尔奇不可能比餐馆老板更懂如何管理服务员；马云也不可能指导MBA如何在国企中一步步晋升！管理的挑战会伴随管理者的整个职业，不论是花甲之年重掌联想的柳传志，还是正在职场上爬坡的新一代。于是，我们想：如果MBA毕业后遇到难题，随时能获得像在校时同学之间那种无拘束和无利益冲突的思辨，岂不是更好！”于是，根据上述也就自然得到，上光华管理学院没有任何意义的结论。

　　凭什么这么说？因为“同行们比任何管理大师都懂得多”，当然也就都比他黄铁鹰懂得更多了。如此，黄先生为何还要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访问教授”而不做一个“中介师”？如此，全世界的管理学院自然也就有改为“中介公司”的必要！当然，我们也都有理由怀疑在他们那里读书、教书的人之动机的必须。笔者真的不知道，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有多少不花自己的钱而是花党和人民的钱的党政机关干部、国企老板是其“在职研究生”；当然，笔者也真的不知道，又有多少私企的老板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如此，笔者真不想得出下列结论：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书或读书的人的动机均不纯洁——前者为拉着西方管理的大旗做虎皮，混一口饭吃；后者为了给自己“企业家”身上再披上一层“学者”或“学历”的大旗，同样也是为了做虎皮。

　　这难道就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现状？这难道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真实写照？否，回答一定是否定的！我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管理理论早已经诞生在了我们这片年轻而又古老的土地上，只是正等待着世界来发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