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6日早上，在硅谷斯坦福大学门口的星巴克咖啡，我同华人互联网先驱沙正治进行了交流，同行的还有舒建华、纪宏聪、袁新。

     沙正治是Jim Clark钦点的网景副总裁，也是新浪网的第一任CEO。同为台湾的外省人后代，沙正治同马英九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彼此私交深厚。

     沙正治的父亲是江苏江阴人，解放前就来台湾做生意，父母只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台湾避一避，但没想到一避就是一辈子。沙正治1950年出生于台湾，从小学到大学就和马英九彼此同校不同班，同样出色的两人从小英雄相惜。沙正治本人不但以联考第7名进入台大，更于1974年获四年奖学金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这种长年的渊源延续至今，以至直到今天每次马英九到美国都一定碰面叙旧。沙正治并没有按当时的常规去读博士而是去硅谷的Santa Clara大学念MBA，毕业后到南加州一家做巨型机的计算机公司，一年后结婚回到硅谷，在英特尔做了五年之后先后经历了mini-computer和知名的华人创业计算机公司惠智，之后沙正治被Oracle招募来做副总裁，负责Unix的产品线。回顾这段经历，沙正治可以说整个80年代都在做微型计算机产业前沿，由于在几家公司成长最快时候的加入，沙正治觉得自己的“手气不错”。

     我对沙正治去Oracle 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Oracle很像欧洲公司，对此沙正治很同意，并补充说Oracle有很重的贵族气息，他只雇最好学校的毕业生，学历不重要，因为这些学生是美国的精英，自我的期望很高，而且只做最好的东西，本身具有极高的素质，从这点上来说，Oracle和金融领域的高盛风格是一样的。例如沙正治在Oracle时的秘书是斯坦福的硕士，手下有七八个哈佛的MBA。但是也因此Oracle内斗非常严重，因为精英们的特点就是谁都不服谁。对此我觉得非常有趣。

     1994年沙正治在和硅谷互联网创业教父——网景（Netscape）创始人Jim Clark吃过一次早饭就彼此非常投缘。在沙正治看来，Clark是很有格局的人，本质是个“德州牛仔”，他出身贫寒，包括数学在内都是在部队当炮兵时自学成才。他创办网景的时候几乎是赌上了身家性命，在当时还没人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通过Clark的个人魅力，这个当时还不到100人的公司居然把微软相中的总裁Jim Barksdale抢过来做CEO。虽然对产业有深刻了解，但Clark唯一的问题是脾气火爆，这也使得Clark成为沙正治眼中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而在当时，沙正治敏锐地看到：互联网的影响比PC还要大，因为PC只影响到技术，而互联网却影响到了商业、人文各个方面。“好不容易碰到一波滔天巨浪过来，要不要抢？当然要抢！”沙正治毅然来到创办才五个月之久的网景。

     在成为互联网产业的资格最老的华人的沙正治在1998底萌生退意。这时为了与四通利方并组成新浪网，华渊的投资人、华登国际的茅道临找到沙正治来做新公司的CEO。当时中国互联网市场只有2000万网民，市场容量难以和北美媲美，所以新浪的重心还在美国，再加上沙正治从网景带了一个技术团队到新浪，也为了在华尔街上市，当时的新浪把总部设在美国。

     沙正治认为新浪是硅谷中关村第一个产业意义上的合作项目。因为新浪是一个硅谷的网站和中关村的公司合并而成的；而茅道临之所以相中沙正治也是要借助沙在互联网产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Nasdaq上市；沙正治从网景公司带出的技术团队也加强了硅谷和中关村技术上的合作。但也因为是第一次，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新浪面临空前的整合难度。首先是硅谷的商业模式和中方的技术派之间的矛盾：到新浪之后，沙正治想要把实时通讯作为战略性项目来推广，当时新浪面临三个选择：自己做、兼并台湾的“信息人”、兼并QQ。沙正治认为时间和市场占有率是抢不到的，极其重要，当时的新浪技术团队在相关领域积累不怎样，因此力主兼并“信息人”来“攻城略地”；而王志东因为是技术高手，认为“咨讯人”的技术是小菜一碟新浪可以自己做。虽然沙正治的主张得到了硅谷投资方的支持，但最终因没有得到管理层的支持而使新浪失去了进入实时通讯的良机，从而成就了腾讯。沙正治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硅谷的商业模式和概念很难直接复制过来，因为文化差异是个很难克服的问题。王志东讲过一句话：“小米加步枪是中国的团队，美国人是洋枪洋炮，我们就是要打败你们。”沙正治回忆到另一个水土不服的例子，是美国规定上市公司要有六个月的静默期，但四通利方却在新加坡南华早报上谈论新浪上市的问题，这差点使得公司股票上市受阻。因为诸多诸如此类的文化差异和不和，在上市之前沙正治离开了新浪。

     此后沙正治活跃于投资领域。他在2000年投资了一家光学公司，第一轮是英特尔投资，沙正治第二轮进入。随着光学产业泡沫破灭之后，没有人支持，而沙正治却由于看中创业者团队，坚持支持公司逆势成长，终于去年被评为北美成长最快的企业第88名。沙正治认为，随着对于互联网频宽的需求，对公司未来前途更加看好。

     沙正治把投资视为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学习的过程，不应该总是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沙正治说他做VC和别人不太一样，“都用自己的钱”。他在大陆投资异常活跃，他在石家庄投了一家提供卡车租赁的公司：开元汽贸（Autochina），已经在Nasdaq上市；在上海投资了一家做网络医药的公司；在北京投资一家做英语教学的公司，外包外研社的各种英语教学教材光盘。为此沙正治几乎每年到大陆5、6次，也是一个典型的空中飞人。

     沙正治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手机会变成其中更大的一块，Twitter就是针对这一趋势。而在中国，手机使用人数比互联网人数更多，更普遍。互联网将来的趋势，包括SNS在内，手机应该是主流。这个过程中，智慧手机像iPhone会是最大的趋势。

     谈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当前最火的话题：Facebook。沙正治认为Facebook的商业模式比Twitter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用户个人身份是真实的，最早在哈佛校园时，注册要凭学生证。从广告角度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Facebook最值钱的就是所有数据都是真的。这使得Facebook今年的收入达到2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预期，而且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

     为此，沙正治很佩服Facebook的创始人Mark Zuckerberg，认为他的成功比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更难。盖茨的成功是看到技术的趋势，因此微软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垄断，而不是创新。而Facebook的创始人Zuckerberg看到的趋势是人文上的改变。看到大机会的人是不会在大学等四年的，同比尔·盖茨一样，Zuckerberg的主见很强，果断放弃哈佛学业，出来创业。Zuckerberg更难得的是坚持不让VC投资，不急着卖广告，也不急着上市，关键点把持的很严；而扩展的过程是有秩序的扩展，一步步走的稳健。沙正治评价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不世出的天才”。他的网站塑造了年轻一代的个性表达和交友习惯。

     在中国，因为一些敏感问题，Facebook被屏蔽了。对这个问题沙正治似乎也有不同的看法，沙正治看来如果Google能够完全进来的话不会有百度，如果Facebook能够进来就不会有人人网，如果Twitter能够进来就不会有微博。只有在封闭的空间里面国内网站才有优势，在实力不对等的时候大门打开就水银泻地，不会有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正如2000年中国软件协会还在讨论要不要用微软进来，沙正治觉得应该对本土的产业进行一定的保护。微软那种上下游通吃的垄断性是非常可怕的。

     对于我的“美国应该通过硅谷来领导世界”的观点，沙正治非常赞同，但是相比华尔街和华盛顿的结合密切来说，硅谷对政治介入很少，硅谷的公司对政治比较冷漠，也很少游说。但在沙正治看来，硅谷有个致命伤：硅谷所有的产业没有根，多半产业牵扯到生产之后都到迁徙到亚洲去了，而产业要长治久安，生产是个基础。对此，沙正治评价说“硅谷有点像成吉思汗”，非常扼腕。对此我的观点和沙有些不同，我认为硅谷产业转到亚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这才是全球化。硅谷的未来在哪？硅谷要做全球的创新中心，硅谷要成为新兴产业的发源地，硅谷不但要辐射出新竹、班加罗尔和中关村，还要做新产业然后交到莫斯科去，转移到非洲、墨西哥去，这就是硅谷未来的全球地位。从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来讲，硅谷已经有若干的经验。在这不但能诞生世界最新的企业而且能诞生出一个个的新兴产业。如果用中国禅宗的理念来看，硅谷已经锤炼出很高的悟性，达到了“神通”的境界，我觉得Facebook就是“神通”的典型。这是想象力和自由境界都不高的亚洲不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