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一二句话难以通俗解释得让老百姓一清二楚。如果选一个当下最热门的政治词汇：竞争性选拔，以点带面去阐发，老百姓也许就豁然开朗了。
竞争性选拔，作为党中央近年力推的一项官员民主选任制度，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展开。百里挑一，几百里挑一，一个个领导岗位在“公推公选”中，让德才兼备者归位。在此间，中央更是提出了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六原则”，包括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党管干部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公平的竞争性提拔，让“显规则”取代“潜规则”，上的人有干劲，不上的人有方向，逐渐形成“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关系再硬不如群众评价硬”的官场新生态。
竞争性选拔是继公务员制度之后，国家人事制度渐趋深度民主化的一个新气象。历经十余年摸索实践，竞争性选拔已经开始跨越“浅碟化”的民主藩篱。从“口袋民主”递进到“圈子民主”，再提升到“桌面民主”，继而向“地面民主”纵深发展，无疑影响深远。
竞争性选拔虽依然坚守“党管干部”原则，但与过去的组织提拔相比，已是乌鸡变凤凰，体现出三个令人欣喜的特点：其一、“公推公选”成为主要的选拔形式，并被应用到更大范围和更高行政层次。比如浙江、广东等地在全国范围内公选厅局级干部，几乎全国各省市都有副厅级别的公开竞选。其二、“公推公选”的程序和环节更加完善。报名、资格审查、笔试、演说性口试、投票成为所有“公推公选”岗位必须的环节。一些地方在考试方面还增加了调研报告、机考、生存训练等内容。其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得到了引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电视演说的引入。通过这种形式不仅考察了候选人的口才和反应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公选事件的公众知晓度和公选过程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公选活动的公众参与度。
在我看来，竞争性选拔能成为党和国家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并产生广泛良好的社会反响，其划时代意义还可以解读在四个方面：
1、“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越发展”，从十七大报告的书面文字，渐次落地为中国民主的生动实践，并以实践雄辩证明了：民主越发展，就越能得民心，越能树立党和国家在群众中的威信。民主制度说到底，是更尊重公民意志，更体现公平原则，更能有效规避中央威权体制的一些弊端，从而更符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竞争性选拔产生的社会巨大正面效应，更证明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也给某些头脑顽固的封建遗老们，敷一贴专治“民主过敏症”的特效心药，“广告做得好，不如疗效好”。
2、民主的价值具有普世性，这是尊重多数人思想认识的结果。而其实现方式上往往是民族性的。如果一味地依葫芦画瓢，缺乏对本土个性的传承和尊重,往往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中国要推进民主,就必须既坚持民主的普世性价值,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基础，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民主之路。对老百姓而言，不管民主姓什么，关键是党和政府要有革新的勇气，有进步的动力，有健全的法治，从而有切切实实的安全感、尊严感和幸福感。做一分，老百姓就拥护一分。
3、这对于改善公选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竞争性选拔是中国官场的一次民主政治大演练，是中国民众的一次民主文化大启蒙。通过“公推公选”的民主演练，大幅提高党内民主的质量，强化上任官员的民主意识，使他们深刻领悟到：心中不仅有党在，更有人民在，不至于再愚不可及地发出“你是代表党而是代表人民”的雷人官腔。因为竞选上任官员通过亲身实践，明白了一个民主政治常识，那就是：光有党组织的拔，没有公平竞争的选，那屁股还是坐不到官位的。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在西方民主国家常见的候选人电视竞选演讲，也能在眼前活生生实现，不但打破了官员提拔的神秘感，还享受到某种程度的自豪感。至少，如果候选官员电视演讲不中听，那就拿遥控器换台吧。随着时间推移，民主价值观必然会渐渐深入公众心灵深处，而慢慢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主张，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当下竞争性选拔，虽未尽完善，但实属难得。
4、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来说，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定期把优秀人才从社会选拔进政治体系之中，并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实现“选贤与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竞争性选拔对打破“组织钦点”、打破“裙带风”、打破“鸡犬升天”，已经起到显著威力。宦海的入口处，已经设置了一道阳光的门，相信很多苍蝇蚊子难再进来，官场恶质文化无疑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清洁。
官员民主选拔、政绩民主考评，归根结底是让更多公民切实参与对权力的监督，选对人，用对人，做实事，做好事。选举和荐举作为选拔的两种基本方式，尽管在程序上存在巨大的区别，但要实现选拔优秀人才的根本目的，都需要保持选拔的竞争性。而公开竞争，就难以再暗箱操作，难以再公权私授，难以再“劣币”驱逐“良币”。
由此看来，民主的意义，就在于“做大分母”，做大民意的“分母”，去除头上的权力“分子”。民主选拔、民主测评的“分母”越大，民主就越充分，其结果也就越客观，越具代表性，越能反映出真实民意，权力带来的负面危害就越少。
虽然，竞争性选拔在各地实际推行中，难免出现公选职位的“热”与“冷”，参选“门槛”的“高”与“低”，考试中的“分”与“能”，考察结果的“真”与“假”等问题，但相信在今后各地不断实践中，会逐步完善。
值得深思的是，现在竞争性选举的意义在各地被淡化，竞争性推荐的意义得到强化。这一消一长中，似乎看到民意的力量遗憾地受到限制，而领导意志在一如既往得到加强。这让人难免想起古代“官”与“吏”是分离的。所谓“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官员是流动的，今年在北方，明年可派南方，后年可进京城，属领导决策的政务官；吏员是书吏、胥吏、书办，为具体办事的事务官，不能被无故辞退且常常“世袭罔替”，固守铁打的岗位。以此相对照，当今中国是否也还有“官”与“吏”的分离呢？党的书记是领导决策的“官”，不列入竞争性选举，而是上级委派；政府部门官员则是具体办事的“吏”，可以公开竞争性选举。
竞争性选拔方式的发展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运行的，与宪法、选举法以及“党管干部原则”并没有冲突，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取向。我想，竞争性选举除了要避免和严防制度蜕化外，是否还可有从“吏”到“官”的突破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