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要给它一个大白话的解释：清心寡欲地谈天？显然不是。应该是清高地谈论。谈论什么？听起来确实很清高：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这么深奥，比现在国际大学辩论会讨论一个“不立不破还是不破不立”哲学多了，不愧是魏晋时期士大夫的最爱。可是，那时东晋连皇帝带士大夫被赶到江南，北方少数民族攻城掠地，互相比着谁成立的国家多，哪家出的皇帝多。汉人疆土也就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这帮精英，不研究打仗农业，天天搞辩论会算什么呢？
延续到现在，也有对知识分子的同样微词。学院派出来的，一个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气势磅礴、情绪激昂，一个演讲，能把全场人说的热血沸腾，鼓掌鼓得手心疼。但做起事来，一下就“中庸”了，就“稳健”了，也看不清社会世界的发展潮流，都只擅长文字机智的高级智力游戏。孔子自己都有一句话：“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其实就像文学有两个终极方向：剖析人性，与创造文字审美的极致；设计有两个终极目的：实现功能完美，与营造最强的美学空间一样。很多事情，可以从“有用没用”来判断；有的事情，则不能这么武断。现在父母让孩子高考进大学选专业，第一个关心什么？有用没用。对什么有用？对就业赚钱工作稳定有用没用。都学计算机，都学金融吧。我么都知道这样选择的无奈，也都知道如果社会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改变选择。所以，不妨看看那个时代，士大夫选择“清谈”这种生活方式，它的美好之处。
西晋，礼乐崩坏。文革之后的学者，都开始理解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痛苦和快乐。就像上一篇《不是浪子，怎么对抗狼子？》所说，名士们不愿随波逐流，只能选择破坏虚伪。那个时代的清谈，重大的意义就是思想解放。而西晋，几乎国破家亡，胡夷纵横，黄河流域全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名士卫阶，就是那个有实力争夺魏晋时期第一美男子的清谈名家，天下大乱之际带着老母亲南迁，“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鞭，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这时的东晋，弥漫的是失败主义情绪，纵欲狂饮也出现。西晋可以吃类似摇头丸的五毒散、喝酒追逐美妇，因为那时是反抗虚伪礼教。但现在，是信仰危机，是士族社会的精神彼岸崩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最后依托。这时相比喝酒，人文味道浓郁的清谈就更能振奋人心了，因为它让文人士大夫们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这正是对抗蛮夷的最强武器。
东晋清谈，谈逍遥。《庄子》对魏晋玄学影响深远，名士们认为逍遥不仅是“自足其性”，那样只是饿了吃一顿、渴了喝一口、困了睡一觉，属于生物的“自然”。真正的逍遥是明心见性，一下就到人的精神心性领域。
谈率真性格。名士们不仅有逍遥的清虚，还有率真达性。东晋的简文帝，司马昱，狂热的清谈组织者。一入花园：“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我们的身边就有林泉佳致，不必舍近求远，只要你用心，随时随地可得乐境。我们所处的环境也许不是山清水秀、茂林修竹，但一定不乏红花绿树、清风朗月。真性情的物我两忘。当然，司马昱是皇帝，却做成个二流学术家、三流政治家，只能说属于李后主、宋神宗同道。
谈禅。中国的儒释道一统，那个时代就是起点。众多名士与名僧清谈，互相价值观冲击，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佛家的哲学，在这个有些悲情的时代，与玄学结合，给了汉人很多启迪。
谈山水。东晋名士没西晋竹林人众那么好酒，而是更仰慕山水。通过对大自然的赞叹，抒发玄远清虚的情怀。这种情调在陶渊明达到顶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美学境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层级。
看清谈，不能光看诡辩一样的各种辩术，还要看他们的心境与生活方式理想。虽然政治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他们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境界。士大夫们认为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值得用生命寄托。对思考人性与超越精神有所裨益，是足以依托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