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起论的实质是警察治国论
阮 思 余
王立军从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谈到了民警维权的问题，这就是当黑恶势力，尤其是当黑恶势力与少数领导干部勾结起来，对付民警、报复民警之时，作为民警的娘家人，即公安机关应该尽力捍卫其权益，主持其公道，伸张其正义。问题在于，为民警维权鼓与呼，为何招来一片质疑与非议之声？
一、民警维权困境何在？
实事求是地说，王立军确实道出了目前民警执法所遭遇的困境。这一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黑社会化。这一黑社会化的典型表现就是领导干部与黑社会勾结。在警匪冲突中，我们的少数领导干部通过压制民警为黑社会撑腰。其自然结果就是，民警权益受损。问题于是变成为：民警权益遭到侵害，能否合理合法维权。二是民警维权的领导批示论。这一领导批示论的典型表现就是领导批示决定一切。民警的权益遭遇合法侵害，能否维权，维权到什么程度，皆由局领导批示说了算。我们不妨将这一论述公式化为：权力黑社会化+领导批示论=民警维权困境。我们也不妨看看王立军对此的愤慨：
“我今天讲这件事什么意思？想说明其中折射出的是有的领导干部良知、德品和职业的缺失，对民警缺乏感情。极个别领导干部甚至与违法犯罪人员、与“老板”勾结，一旦发生侵害民警合法权益案件，充当说客，观望等待，让民警忍气吞声，忍辱含泪。有的民警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致残，可最后什么结果？往医院一送，给几万块钱就不了了之。现在甚至出现一个怪圈：发生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案件后，主要看市局领导的批示来决定对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理方式和力度，决定民警被抚慰、被慰问的深度和广度。”
1、公开叫板权力黑社会化
这里，特别值得警醒的是，王立军是站在作为执法者的公安系统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执法者，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器（公安机关）被少数人、被少数领导干部所执掌，这将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其极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即从个别领导干部的黑社会化到整个暴力机器的黑社会化。在暴力机器已经部分黑社会化的基础之上，这一蜕变的速度自然会更快。王立军正是要严正警告这些为黑社会“充当说客”的少数领导干部。
一个直辖市公安局长，敢于如此公开与这些“充当说客，观望等待，让民警忍气吞声，忍辱含泪”的领导干部叫板，也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领导干部为什么黑社会化？警察为什么黑社会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制衡这种黑社会化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最好是能够来自作为执法者自身，尤其是公安系统。而公安系统能否筑起这道防线，这是一个问题。于是，摆在王立军局长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与这些“充当说客，观望等待，让民警忍气吞声，忍辱含泪”的领导干部同流合污；二是与这些“充当说客，观望等待，让民警忍气吞声，忍辱含泪”的领导干部划清界限。王立军选择了后者，这至少说明，在公安系统内部还是可以构筑起抗衡领导干部黑社会化、警察黑社会化的高墙。并且警告这些翻墙者：翻墙者必自断臂！
2、反对民警维权的领导批示论
王立军反对这种民警维权的领导批示论。这又是在反对行政机关的领导批示论。如果说王立军批判少数领导干部黑社会化，这是在与少数人做斗争的话，那么，王立军批判民警维权的领导批示论则是要与目前流行的领导批示论做斗争。王立军已经看到了领导批示论的危害。不仅我们的领导乐于批示，而且需要维权的人们在很多时候也不得不求之于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的批示。似乎有了这些批示，就获得了维权的尚方宝剑。这是一个领导批示论流行的时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基层领导干部，“批示”是其常规工作，也是其工作成果与工作业绩的重要体现。
相信王立军局长也有不少批示，其也不讳言权力所赋予他的批示。在讲话中，王立军指出，对余海波这个案子，“我第一时间就明确批示：建华：肇事者全部教养三年，不投送。我还批了一条：另：其宝马车等以作案工具罚没。派人指导。”说不定，笔者在写作此文时，王局长正在为某事批示。全国又有多少张局长、李部长正在批示呢？由一个在位的批示者自身来声讨批示政治，则意义尤为重大。至于其成效如何，这是第二位的事。不过，王立军并不反对批示本身，其反对的只是民警维权中少数不正当的领导的批示。
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强调，民警的维权还得依赖领导的批示。如其所言：“我们领导举手之间一个批示就能为民警找回一点尊严，让全体民警深受感动和鼓舞，让老百姓感到公安机关有能力、有正气。”反对民警维权的领导批示论，但是，不反对民警维权过程中的领导批示。这就是王立军颇为矛盾的立场。不过，其内在矛盾与冲突则很难解决。这就是王立军在反对领导批示论问题上的不彻底性、甚至有些逻辑混乱的表现。质疑者完全可以如此质疑：对自己的批示就大书特书，对其他的领导干部的批示就大肆批判？究竟谁的批示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批示本身有问题，谁来监督这些有问题的批示？
二、“双起”论为何遭遇大批特批？
王立军的“双起”论招致诸多质疑与批判，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现象。相反，如果大家都为王立军的“双起”论叫好，则不能不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我们先来看看王立军是怎么表述“双起”的：
“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首先，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事实真相”？谁来认定事实真相？按照王立军的意思，是不是与警方不同的意见，就不是事实真相？仅有公安机关所谓的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太多的冤假错案告诉我们，警方一家盖棺定论的事实真相的说法极不可靠。很多时候，正是警方单方面的说辞导致诸多冤假错案，或者说警方是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这样的事实真相谁还敢相信？
其次，“攻击”二字从何谈起？是不是媒体发布与警方不同的意见，就是攻击公安机关和民警？警方公布的“事实真相”遭受社会普遍质疑之时，媒体及时发布相关调查报道，这不是在帮助警方破案，还事实以真相，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吗？如此说来，公安机关是不是希望所有的媒体以后都变成公安的喉舌，成为公安的跟屁虫啊？
在一个警察权力明显强于记者权利的时代，王立军此番言论明显不合时宜。我们见识了太多的警察跨省、跨域逮捕记者的先例。在警察与记者之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强势的警察与弱势的记者。在记者权益得不到保障、警察恣意滥权的时代，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还要发起如此双起论，确实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试问，公安局长可以如此高调发表双起论，当记者权益受到警察侵害的时候，报社总编能够发起什么？面对强势的警察，除了舆论造势，除了口诛笔伐，记者们还能干什么？
王立军毫不掩饰公安的强权，以及公安对案子的决定权。就此而言，王立军算是说出了大实话：
“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这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安机关，而不是其它机关，决定了一个案子的走势。而这又提醒我们，要警惕公安机关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公安机关对案子的决定性作用，才导致了诸多冤假错案。因为公安机关的初始认定，使得一个案子完全有可能朝着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检察院与法院很多时候都是顺着公安的思路继续判案。或许这就是王立军所谓的公安机关在此过程中的“全部主动权”。这种“全部主动权”确实让人毛骨悚然。在公安机关具有如此“全部主动权”、动辄让当事人成为“观众”的思想主导之下，这样的案子的结果可想而知。
三、结语：警惕警察治国，防止极权主义
我们不会否认，民警权益也有被侵害的时候，民警也需要维权。从公开报道的情况来看，民警权益往往是被上级领导或者领导干部与黑社会相勾结所侵害。王立军不去深入挖掘这方面的原因，却针对媒体、记者提出所谓的“双起”论，似乎有些环顾左右而言他。这也是王立军的双起论让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之处。
王立军此番言论是在故意制造公安机关与媒体的矛盾。如果记者或者媒体确实违反了新闻的客观、公正的原则，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走司法程序。可是，按照这种双起论，这就非常恐怖了：只要警方觉得记者与媒体在“歪曲事实真相”，记者与媒体必将大祸临头，随时可能被逮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警惕双起论的原因。
再者，公安局长如此为民警撑腰，谁来为底层上访维权人士撑腰？整体来说，就维权的主体来说，目前需要维权的主要是征地拆迁的农民，或者说被上楼的农民，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在大多数人眼中，警察是这个社会的强势力量。代表的是权势阶层。强势阶层需要维权，这本身就是一大讽刺。在官民冲突中，警察代表的是官方的意见，按照官方的意旨行事。于是，人们免不了会质疑：民警需要维权吗？民警需要维权，那我们不更是需要维权？民警有公安局长为其撑腰，那谁来替我们撑腰啊？
总之，王立军的双起论的实质是在强化警察治国论。通过重庆的打黑，王立军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政治资本。尤其是强化了警察在与黑恶势力做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可是，这有一个限度。这就是，警察的权力也是有限的。警察的权力不可无限放大，不可目空一切。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当然之举。可是，双起论却公然挑战这种监督。说得严重点，这是王立军在冒天下之大不韪。
现代政治非但不需要警察治国，反而还要规避警察治国。因为从警察治国到恐怖的警察统治只有一步之遥。而恐怖的警察统治则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被极权主义蹂躏过几十年的中国人，警惕警察治国，也就是担心极权主义的复兴。在一个警察权力肆无忌惮的时代，对其后果的必要预估也就成为当然之举。因此，检讨双起论，批判双起论，警惕警察治国，防止极权主义，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