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官方的书一例是赞不绝口，也可同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然而，有这么神么？且不说它是不是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说都经不起历史检验——事实上，这次会议顶多可以讲让毛泽东回到了党中央，根本就没有“确立”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斯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另有其人。

就“红军领导地位而言”，当时红军领导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在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和刘少奇、杨尚昆发电报的事件，都是证明。

还值得一提的是：说周恩来是红军领导，也只是中央红军（即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因为遵义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周恩来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遑论毛泽东。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8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至于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是信口开河。理由是:

首先，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是五届五中才由候补政治局委员转为正式委员，其党内地位在中央书记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受 “左”倾军事路线的排挤，无甚实权。所以虽然通过 “反党小派别活动”，把张闻天、王稼祥从所谓 “左”倾中央分化出来，但仍然要委托张代表他和王稼祥在会上作《反报告》。这就是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和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都是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有人统计过，张召开和主持的中央会议，前后多达137次。即使《毛泽东年谱》，对于毛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各种会议，还也是有严格区分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毛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 “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 “主持”。 只有一次例外，《年谱．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写的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事实不符。这天的会议也是由张闻天召集和主持的，地点仍旧在张的住处。张闻天是有职有权的总书记，霸道如毛泽东，在条件未成熟时，还是不会违背制度擅自 “召集会议”的。例如，1936年4月28日，毛曾致电张： “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连的问题”。

其次，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联系与处理重大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例如和共产国际，各他红军、党组织的联络，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决定方针政策等等，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张主持会议作了决定后，再电告在前线的毛、周的。 即使对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张建议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从遵义会议上增补毛为常委到下寺湾会议毛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无不如此。

再次， 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认的，毛本人在当时也是尊重这个事实的。 1936年张闻天曾以书记处名义把以他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名单呈报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张国焘在1936年9月26日打电报给张闻天， “统一领导万分重要，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任弼时的电报也有 “以洛甫等同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等句。各地党组织如北方局刘少奇、上海潘汉年和冯雪峰，也是直接向张请示汇报的。著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对审查该案的批语是： “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虽不很严格，但绝大多数都是张闻天排第一位，有 “洛博周毛”、 “洛毛周博”，也有 “洛恩博泽”，但极少以毛泽东打头。据统计，1935-1938年间，署名 “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 “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后。

总而言之，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