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俞平伯挨批胡风坐牢 （1）

 

                          俞平伯受批判

 

俞平伯是我国研究《红楼梦》很有成就的“红学”家，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那场批判来势凶猛，使“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俞平伯，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他不知道有毛泽东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直到“文革”后期，该信见诸报端，他才明白了那场批判有着怎样一个背景。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毛泽东看到文章后，非常重视和支持。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周扬、邓拓等以“小人物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文章很粗糙”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又加了一个“编者按”，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司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和部里的一些同志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毛泽东的意思，哪些不是。有一次，周扬去看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他告诉毛泽东，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泽东“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毛泽东又说，江青很聪明。

江青与周扬等人在《人民日报》社发生冲突后不久，江青便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开始了对他们的猛烈攻击。面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毛泽东写下一行行严厉的批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于是乎一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10月28日，由袁水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再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重要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周扬直接领导下的《文艺报》开火。周扬又惊又怒，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在得到是毛泽东的批示的答复后，周扬就只能也必须赶快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了。

为此，周扬便到毛泽东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周扬：“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扬出了一身冷汗。挨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后，周扬立刻行动起来。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 错误展开了批判，周扬在会上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

于是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经过了那场批判，俞平伯夫妇都是心有余悸，妻子多次劝他戒谈《红楼梦》，甚至当家人聚谈，俞平伯兴致来了大讲《红楼梦》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总在叨念：“你就少说几句吧!”可他始终没有完全“戒”掉。但是从1966年到1986年这20年间，他从不公开谈论《红楼梦》。

尽管如此，俞平伯并没有因遭受批判而终止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不过这些传世之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他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中，俞平伯受了更大的打击。除以前批判的内容外，还着重批判了他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说他有意和毛泽东唱对台戏。那时的大字报从文学所的大院贴到东单……

从此，俞平伯真的绝口不谈《红楼》了。直到1986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那年的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大会上，胡绳院长讲到：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俞平伯从1953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我们全院同志所尊重的一位老学者。我相信我院和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会很好地吸收利用和发展俞平伯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54年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他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1954年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

俞平伯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没想到他在病中，却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1990年4月15日，在度过了90岁生日不久，他因再度中风，一病不起，在病榻上苦熬了半年，他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

 

王佩璋跌入漩涡

1953年，王佩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社科院文学所。王佩璋刚到就被副所长何其芳安排做了俞平伯的助手。俞平伯当时的工作项目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勘校整理，王佩璋便承担了大量具体而繁琐的基础工作。

王佩璋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她将《红楼梦》倒背如流，对红学研究颇有心得，对古典诗词极为熟悉，发表过一些学术文章，水准不错。

1953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第一个《红楼梦》排印本，正在协助俞平伯进行《红楼梦》研究的王佩璋，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立刻投稿《光明日报》对此校本进行批评。《光明日报》将稿件转给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不仅对王佩璋“表示感谢”，还邀请她“协助”工作。双方的文章于3月1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后，激发了“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的热情——当时年轻的李希凡和蓝翎看到以后，决意写文章向大学者俞平伯商榷《红楼梦》研究问题，批评的对象便是发表于1954年3月初的《红楼梦简论》。他们哪里知道，启发他们挑战权威的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红楼梦简论》中有几篇文章是由王佩璋捉刀代笔的。

俞平伯写成《红楼梦简论》后，为谨慎起见，特意请了自己的朋友、当时中央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胡乔木提意见。胡乔木认真地提了意见，俞平伯却没有修改《红楼梦简论》，而是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告诉王佩璋，请她代笔写成。这些情况，在1954年10月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上，王佩璋曾作了说明，后来写成《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发表于1954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成为对俞平伯的批判潮流中的重要一环。

俞平伯让王佩璋代笔，文章发表时，没有署上王佩璋的名字。这一切在批判会上被揭发出来之后，王佩璋成为了受同情的“被剥削者”，何其芳对此进行了批评，俞平伯自己也检讨说这是封建师徒关系。

直至1957年俞、王二人勘校的八十回本《红楼梦》出版时，王佩璋为了稿费的分配问题还闹过纠纷，认为自己工作辛苦，应该至少和俞平伯平分稿费，直到所长何其芳出面调停，才解决矛盾。

在俞平伯被批判之后，并未得志的王佩璋认为几年的勘校工作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在勘校本出版署名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惜时”。

王佩璋是个非常有个性、很要强的人。她口才厉害，常常在办公室里跟大家辩论，并颇为此自得。

王佩璋在1954年的红学大批判中被推上人生的最高峰。批判大潮过去之后，她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使她感到失落。1956年反右前夕的“大鸣大放”运动中，王佩璋作了长篇发言，力陈自己成长、奋斗得如何艰苦而不受社会重视，讽刺某些新权贵的作风像公子哥儿。这番言论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倾言论”，使她受到打击。

1957年王佩璋被下放到国棉三厂劳动，说她在劳动中，往机器里掺铁砂子，被定性为破坏革命生产。文学研究所只是将问题定性为“思想问题”，对王佩璋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开除公职。惜才的何其芳还特意为王佩璋联系到政治环境较为轻松的中华书局当编辑，但她始终不愿去，就这样在家一直拖到了“文革”。在被街道红卫兵冲击、批斗之后，她投水自尽，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网络上盛传她一直未婚，没有后代。

 

   俞平伯要利息

俞平伯被最高领导点名批判评后，被冠以“反动”帽子。江青曾跑到《文艺报》编辑部，质问总编冯雪峰为什么“压制”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为此，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但俞先生毕竟是大作家、大学者，凭着他杰出的学术地位，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在当时工资是相当高的。

“文革”一开始，俞平伯就被抄了家，并被赶到一个小房里住，工资也遭扣发，只给少许生活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都打听俞平伯的消息，有些人甚至要求会见他。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

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俞平伯家。俞平伯点完钱后不谎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平伯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

    来人面面相觑，无以对答。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

 

俞平伯与何其芳

当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错误批判时，何其芳作为俞平伯所在单位的领导人，虽然无力改变那个大的形势，却也给了俞先生力所能及的保护。

后来在狂热的群众运动中，批判何其芳的几大罪状首当其冲的，就是“关于《红楼梦》”问题。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作协传达毛主席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何其芳在会上公开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说“我们也还没成为他(俞平伯)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

在批判运动之后，何其芳又千方百计为俞平伯恢复名誉，为俞平伯提级争待遇，吸收担任《文学研究》编委，发表俞平伯的“坚持反动立场”的文章，大搞一系列的反革命“翻案”活动。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然对毛主席所发起和领导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进行翻案。其中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赔礼道歉一段话，即由何其芳提出在原稿上加的。

何其芳还到处为俞平伯叫屈，吹嘘俞平伯的研究“有可取之处”，攻击批评俞平伯的人艺术鉴赏力不及俞平伯。甚至说《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没能续写好，换俞平伯来续，准能续好。大肆替俞平伯评功摆好。

1956年3月，刘少奇在家里召见周扬等人，指示“对作家要注意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运动当中反了就赶紧团结”。两个月后，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开为俞平伯赔礼道歉，还指责批评俞平伯的一些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随后，俞平伯相继发表了考证类文章若干篇。1958年初，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大量出版。篇首是俞平伯写的序言，何其芳为之修改润色。

1961年《文艺报》刊登了俞平伯的文章《古为今用》。1963年，《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经何其芳、毛星亲自审定。

后来，随着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掀起，重用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也成了何其芳罪状之一。

1962年至1964年，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商定，在中央党校办文艺理论专业班，邀请当时文艺界许多专家学者授课。俞平伯是其中之一。俞平伯授课的内容是：如何欣赏宋词的问题……

1958年何其芳在北京医院割治颈痈时，俞平伯常去医院探望。1977年何其芳因癌症，胃出血，手术抢救不果而去世。当何其芳去世的噩耗传来时，俞平伯正卧病在床。他想起何其芳生前的为人，不禁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