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咋成了“反弹琵琶”？

　　

　　公车治理16年来，目前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高达1500亿元-2000亿元。民众期待改革的声音更是一浪高于一浪。而已有的几种改革模式也屡屡招怨，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去触碰特权。分析人士称，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也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显然，在中国人眼里，公务车可以作为一种公权力的象征，也因此总是吸引普通公众的关注。在改革了16年之后，公车改革的消息又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2010年12月7日人民网转自《中华工商时报》）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6个年头。公车改革、公车治理推行了16年，坊间呼吁公车制度改革需加快改革、加大治理的呼声也持续了16年。但是，16年来，公车开支有增无减。面对从公共财政中源源流出的公车消费支出，尽管治理手段花样百出，可公车治理之难，16年来仍旧寸步难行，结果却是愈演愈烈。这种近乎让人难以接受的公车改革的尴尬局面，仿佛成了一种“反弹琵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某些官员倒行逆施。在官场中，总有这样一些官员，他们习惯于我行我素，满足于自我感觉良好，而对于中央和上级的规章、制度、条例、禁令等，通常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见成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某些官员头脑中固有的“为所欲为”、“我行我素”在作怪，正因为如此，他们一边在口头大喊要改革、要创新，但另一边却在固守着现有的利益而不放松，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某些官员之所以会倒行逆施，还是因为其思想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私和小。而车轮上的腐败，也成了官员腐败的一个缩影。因此，不革除某些官员头脑中的那个私和小，也就难以杜绝其顶风违纪、倒行逆施。

　　领导特权难以打破。“三公消费”之所以难以遏制，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领导手中的权力成了可以恣意妄为的“特权”。据了解，在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我国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而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远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居世界前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泛滥。有权便有一切，成了中国官场的怪现状。现在许多地方就连科级干部都早已配有专车，更别说一个处长，还美其名曰是“工作需要”，但其实质，就是享受特权。而且领导待遇家庭化，领导司机“奴仆化”，是中国式“公车文化”的独特景观；这种“公车文化”的实质其实就是“权力文化”、“特权文化”。而领导特权通常又很难打破，这也导致了公车私用泛滥、特权车横行。正所谓，权力无刹车，公车难改革。不打破领导特权，公车改革永远是个传说。

　　政治体制诟病重重。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领导的权力常常会被无限地放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监督和制约，但是制度常常会被权力架空。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对于公车私用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他讲到这一点时曾强调：“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元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温总理的要求和告诫，可谓入木三分、语重心长。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积极稳妥推进。而公务车使用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天然反对公车改革。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车使用改革的“雷”会不断地打下去，局部也会下些“阵雨”，但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

　　毋庸置疑，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而方方面面的信息显示，中央国家机关正积极从自身做起，自上而下掀起一场公车改革。当前，中央有关部门正在总结各地车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改革措施和路径，推动公车改革在全国统一进行。这不但将使各地车改有章可循，规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还将以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各地将车改进行到底，真正还社会以公平正义，而不会出现“反弹琵琶”或这边按下葫芦，那边浮起瓢的不正常现象。

　　（倪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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