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杨振宁的文字（2）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
 
 杨振宁

    值得注意：“假如有人问我，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有三农问题、贪污问题、外交问题、贫富不均问题、环保问题等等，等等。你怎么对前途的发展如此乐观?我的回答很简单：虽然我的乐观态度确有感情成分在里面，可是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众多的问题，比起过去一百年中华民族所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小得太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也能够帮助中华民族解决目前这些复杂的问题”。

归根反思
作者： 杨振宁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29年，我父亲就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我们一家搬入了清华园居住。那时我是七岁。在清华园里我过了8年的童年生活，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关于那8年的生活，我曾在1983年的一篇演讲中这样描述：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今年我即将八十二岁了。最近搬回清华园居住。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大圈，在清华园长大，于六十多年以后，又回到了故园，有感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归根》：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首联取自骆宾王诗句。“三旋律”指我最近一篇演讲的题目：《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三个主题旋律：量子化、对称与相位因子》。）回归几个月，感想良多。今天我就和大家谈谈我的几点感触和反思。
    首先，最近到过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都在急速变化，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氛。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五年来大大的进步了。在清华园中现在几乎天天看到蓝天，不像七八年前那样经常烟雾迷蒙。当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希望2008年奥运会开会时可以宣称解决污染问题已彻底完工。
    清华园中添了许多新楼。学生数目自抗战前的八百多人增加到今天的两万多人。海淀新开的书城里新版旧版的书美不胜收。大中学生看书的十分拥挤。都是新气象。
    有机会去了北京的现代中国文学馆。这是巴金倡议修建的。收藏甚丰，并有十三座塑像。我特别喜欢巴金的雕像（图04b.1）和鲁迅的雕像（图04b.2）。
    李学勤教授带我去参观了东二环的保利博物馆。小而极精美。展示方法是绝对的第一流。他们近年来收购了许多流失海外的青铜器与雕塑，这是极有远见，极有长远意义的措施。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件收藏是图04b.3所展示的遂公。其中的铭文在图04b.4中展示。

德字出现了六次。右起：
    第二行第八字，第四行第六字
    第四行第十字，第六行第二字
    第七行第九字，第十行第八字
    这九十多字的铭文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差不多3000年前的铭文，而开头即说“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为上古史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我还有机会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李白》，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师大演出的《哥本哈根》。后者是前几年在伦敦和纽约都曾轰动一时的话剧，讲的是1941年海森堡（1901―1976）去哥本哈根访问玻尔（1885―1962）的故事。那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涉及能不能和应该不应该造原子弹的历史性大问题。
    
    这样学术性的话剧有那么多年轻人与大学生去看，给了我中华民族已迈入文艺复兴时代的感受。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过了戏剧性的转变。回想1898年中国几乎被列强瓜分了：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1900年有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北京的惨剧。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园里的成志小学念书，在五年级。韩老师给了我们一些小册子，关于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暴行。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兵在北京近郊做“军事演习”，准备将华北变成另一个满洲国。那个时候我刚刚读完高中一年级。
    20世纪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很多人有十分悲观的看法。王国维先生是国学大师，1927年在颐和园投水自杀。他的遗书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记得我和我小学的同学们常常去诵读在清华园中他的纪念碑的碑文，我们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要自杀。
    1938年秋天清华大学搬到昆明，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因为当时没有够多的校舍，所以文法学院搬到蒙自，陈寅恪先生在蒙自写了下面一首诗：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他当时显然以为像北宋南迁一样没有再回到故京的希望。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情是什么呢?也许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所写的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
    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1］今天在世的中国人必须了解我们是多么幸运，能生活在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大时代。毛主席的这一句名言的意义，从图04b.6就可以了解。
    
    我认为再过一百年如果讨论20世纪最重要的，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的话，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将不是希特勒的兴起与灭亡；也将不是苏联之崛起与解体，而是在此世纪中：
    （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强了生产力。
    （二）中华民族的“站起来了”。
    1947年，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1889―1975）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审判文化》（Civilization on Trial）。其中曾讨论美国与苏联以外会不会有第三个强国。他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第三个强国?不在欧洲；也不在英联邦；当然也不在中国或印度，因为虽然这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众多人口，广大土地，丰饶资源，但是这两个大国极不可能在未来关键性的历史年代里发展出它们的内在潜力。汤因比错了。因为他在1947年没有看到中华民族的潜力，也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潜力。当然，这不能怪他，因为这两种潜力当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可是今天，知道后来五十多年的历史以后，我们必须要问，这些巨大的，汤因比没有看到的潜力的来源是什么?
    我不是研究历史、政治、经济或社会学的。可是我曾在中国居住过二十多年，在美国居住过五十多年，今天我以外行的身份来大胆提出我觉得这些巨大潜力的内在来源。
    任何一位在中国和在西方都长久住过的人都会感受到二者有极大的本质的不同。住得愈长久，对此不同的深度就愈多了解。我认为此不同的根源必已萌生于四五千年以前人类开始聚族而居的时代：从那时代起中国文化就走了人本的道路，而西方文化就走了神本的道路。几千年来，这两种不同方向的道路就逐渐制度化而演变出来众多的语言、观念、社会、经济、政治、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文化差异，如下表所列：
    
    人本文化神本文化基于人与人的关系基于个人与他的神的关系社群为重个人为重“忠”，“孝”，“恕”，“仁”“原罪”礼祈祷与忏悔家族关系：亲、紧、近家族关系：疏、松、远朋友关系：“义”极少“义”的观念融合凝聚的文化分割竞争的文化兼容并蓄宗教战争有教无类种姓制度“天人合一”神→自然人治法治以德治国以利治国
    表中所列各种对比都根源于人本与神本的基本差异。譬如在家族中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间的关系，中西文化有冷暖亲疏的显著的分别，就是因为人本文化是建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面，与神本文化迥异。

 至于朋友之间的关系，“义”字是西方极少有的观念。而在《水浒》、《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中国小说中“义”字是极重要的、贯穿民间的、中心的观念。
    近年来，许多书籍与文章讨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可是我觉得其中一个要素是：“天人合一”是传统中国人本精神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后来发展成“理在心中”，要用人文规律来“格”自然现象，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而在神本文化中，神与自然本是一体。所以神本文化发展出客观分析自然的活动。这些活动最后引导出了现代科学的萌生。
    至于“利”与“德”，孟子见梁惠王时就曾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关于“德”，保利博物馆就特别指出遂公上的铭文，九十八字中，“德”字就出现了六次。（图04b.5）那是差不多3000年前的历史文献，还在西周时代，表示一个民族的深层价值观有极长久的溯源。
    注重“德”与注重“利”的社会有基本的分别，是长期居住中国和居住美国的人都体会到的。要看出二者的不同只须观察中学生和小学生的处人处事的态度：中国小孩子一般听话、勤而静、能忍耐，而美国小孩子一般不听话、好动、急求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
    能忍耐的文化才能有韧性，有韧性的民族才能承受巨大的、全民的、政策性的转变。我们如果比较一下毛泽东于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描述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改革开放伊始时的中国现状，和今天提倡的“与时俱进”的国策，就会了解到中华文化有多么大的韧性，也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多么有利用此韧性的组织能力。
    别的文化，如印度文化，别的政治体制，如巴西的“民主”，都没有中国文化的韧性，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所以它们都不能在一穷二白的时代发展出两弹一星，都不能在20年内创造出经济起飞，都不能使城镇居民文盲率降到5%以下，都不能在20年之内迁移两亿农民到城镇工作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它们都还没有找到脱贫的道路。
    前面我曾说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有长远影响的史实是：（一）科技促进人类生产力之猛增。（二）中华民族的崛起。那么21世纪的最重要史实将会是什么?1996年哈佛大学的Samuel Huntington教授曾写过一本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的新秩序》）。这本书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但是我认为他过分注意文化的冲突，而忽视了经济因素。
    到了21世纪下半叶，全世界各种资源都将短缺，以能源为最。我认为那时左右世界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将是资源的争夺。这是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总趋势。资源的分布是区域性的。所以资源争夺为主要因素的世界会产生“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主导的形势。那时极可能出现全世界分成三大地区对峙的局面：美洲、欧盟与可能产生的北亚盟，如果这种局面产生，在北亚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必将是中国。
    即使北亚盟不产生，中国变成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必然的。假如有人问我，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有三农问题、贪污问题、外交问题、贫富不均问题、环保问题等等，等等。你怎么对前途的发展如此乐观?我的回答很简单：虽然我的乐观态度确有感情成分在里面，可是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众多的问题，比起过去一百年中华民族所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小得太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也能够帮助中华民族解决目前这些复杂的问题。
    长城的连续性，长城的韧性，使得我在回到美国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讲了下面的一段话：长城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坚韧。它表现出了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的胼手胝足，以及他们的辛劳为人类所做出的优异贡献。它象征着历史上中国一统的观念：尽管中国历经盛衰兴亡，尽管中国有如此大的地域和多种的方言，尽管中国有过多次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盛，分则衰。［2］
    注释：
    ［1］录自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父亲和我》一文。
    ［2］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0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