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为何崛起？

　　刘长杰 / 文
　　

　　“今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超过香港。”说这话的人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连辑，时间是去年的12月5日。

　　任何一个听过连辑演讲的人，都会赞叹他的演讲才华。不过，据悉连辑先生说完这话很后悔，因为这句替鄂尔多斯做的广告语，本意是希望企业家们到那里去投资，而非希望这座暴富之城再次被世人考问。

　　有句谚语说的好：“政客和商人的宣传如同比基尼——展示诱惑，隐藏重点。”连辑先生的这句话，完全吻合这样的逻辑特征。在鄂尔多斯诱人的投资前景下，每年高达百亿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额，一直是当地官员试图隐瞒和回避的话题。

　　总人口150多万，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高达400亿元左右（这已超越宁夏，相当于两个青海省）；2000年地区GDP仅为150亿元、人均1万元人民币，到2009年地区GDP将超过2000亿元、人均近2万美元。仅仅9年时间，鄂尔多斯的经济总量就增长了10倍以上。这样的成绩单，不仅让同为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两市倍感压力，也让国内其他城市汗颜。

　　连辑有言：世界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古，内蒙古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有了上述数据，就知连副主席所言非虚。

　　2009年的最后7天，我们的采访团队两次横穿、两次纵贯这块广袤而苍凉的西部高原，我想知道：鄂尔多斯为什么这样红？

　　

　　你不知道的

　　

　　有不少人认为，鄂尔多斯的快速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资源丰富，卖煤、卖电就富了。还有网友比较后认为，鄂尔多斯国土面积约为香港的80倍，人口却只有香港的1/4，包括矿产、天然气等各种资源之丰富让资源贫乏的香港嗟乎其后，而且为了拉动GDP，鄂尔多斯政府拥有的支配手段更远非香港可比。这么多有利条件加起来，鄂尔多斯人均GDP应该早超过香港才符合情理……

　　你真以为自己了解鄂尔多斯吗？

　　西边是高原草原、东边是丘陵沟壑、北边是库布其沙漠、南边是毛乌素沙漠。历史上的鄂尔多斯，的确曾经是一个水草丰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庶之地，后因自然气候的变迁、战乱、放垦等原因，这里的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今天，这片委身于黄河“几”字湾中的高原，自西向东，海拔2149米—850米，年降水量190毫米－400毫米，年蒸发量3000毫米—2000毫米。

　　这是一片干渴的高原。在这块比奥地利还大的土地上，降水稀少，没有森林，土壤质量差，几乎没有像样的耕地。她既不沿边，也不靠海，又远离大城市圈。最为糟糕的是，十年以前，这块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铁路、高等级公路和机场一样都没有。

　　自然资源丰富是鄂尔多斯的一大特点，一大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并非绝对。在内蒙古的很多盟市，自然资源条件并不比鄂尔多斯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大大优于鄂尔多斯。以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源为例，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也相当丰富；而鄂尔多斯缺乏金属矿产，根本难与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包头市等地相比；在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浇地资源等方面，鄂尔多斯更是难与东部盟市比肩。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基础原来也是内蒙古各盟市最差的。改革开放之初，原伊克昭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全区最低的，农业是吃返销粮的大户，现代工业基本是空白，外贸基本为零。既使是煤炭开发，伊盟当时也仅仅停留在手工开发的小煤窑作业水平上，而原呼伦贝尔盟扎赉偌尔煤矿、伊敏煤田、大雁煤矿，哲里木盟的霍林河煤田，昭乌达盟的平庄煤矿等现代化的大型煤矿，伊盟也没有一家。

　　从社会发展水平看，当时伊盟的城镇化水平太低，在广大的农村牧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仍处于“点灯靠油，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娱乐靠酒”的生存状态。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注定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在探究这个十年前还被人戏称为“内蒙古的西藏”的地区，为什么走得这么快、这么远之前，我们必须翻开鄂尔多斯独有的历史画卷，才能让历史告诉未来。

　　

　　第一

　　   

　　2007年，“土炮”潘照东首先提出了“鄂尔多斯模式”。此前，这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还提出了“内蒙古模式”。在他的理论中，鄂尔多斯崛起靠的是当地人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他还一口气地列出了如此多的“第一”：

　　鄂尔多斯人继承了成吉思汗“天下第一”的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在解放区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其第一个分院——城川分院，就选在了鄂尔多斯。

　　早在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伊盟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的赵丑女就向大队承包土地、生产资料，秋后获得大丰收，迈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比安徽凤阳小岗村早半年。赵丑女才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人”，康家湾大队才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79年秋，中共伊克昭盟盟委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成果，下发了《全盟旗县委书记扩大会议讨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纪要》。这份《纪要》，现被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1980年8月，伊盟在全盟扩大畜牧业生产责任制，是西部省区的第一个。

　　1979年，伊盟在西部省区第一次以补偿贸易的方式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建立伊盟羊绒衫厂，并由此发展起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

　　1996年—1997年，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伊泰集团、伊克昭盟化学工业集团等相继成为上市公司，集资额约占内蒙古全区的50%，位列西部第一。

　　2005年，鄂尔多斯煤炭年产量超越多年稳居全国产煤冠军的山西省大同市，成为全国产煤第一大市；此后，该市准格尔旗一地的产煤量，就超过了大同；而伊金霍洛旗上湾煤矿的主要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同行之冠。

　　2007年，鄂尔多斯成为内蒙古域内综合经济实力名列第一的经济强市。

　　有了足够的底气，潘照东反问我，到现在，难道你还认为“鄂尔多斯模式”是靠“卖资源”卖出来的？

　　

　　文化的力量

　　

　　“他们都不说。就是亲戚之间，也不说。”

　　从五年前开始，包广才先生就带着他的研究生团队，一直想搞清楚这样一个学术问题：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资本在其中到底是如何运行的。五年一瞬，直到今天，这位内蒙古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依然没有过硬的论文出台。他沮丧地说：“现在的数据都是大家的推测，而推测的数据没法使你的论文变得优秀。”

　　然而，也有额外的收获。经常深入鄂尔多斯的包，渐渐开始思考当地经济崛起的动因。尽管仍然有些模糊，但他肯定地对我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力量。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意为“众多宫殿”。700多年前，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安葬在这里的时候，伊金霍洛的地名随之产生。伊金霍洛也是蒙古语，意为“主人的陵园”。当年成陵完成后，元世祖忽必烈从400 万青色蒙古各部优中选优征调来500户人家，组成专门守护和祭奠成吉思汗陵墓的特殊人员——达尔扈特人，他们世代只做一件事——守护成陵。成吉思汗逝世780多年来，达尔扈特祭祀的圣灯从未熄灭过，传至今天已是39 代。有资料称，当年的500户已扩展到今天的1700户，人口近6000人。

　　“守陵人”的文化，天然地包含着忠心、低调、安贫乐道、诚信、自律、敬业、包容、和谐等现代商业社会的文明元素。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在成陵的祭祀文化中，没有对战争的渲染，却有“祈祷圣主赐给百姓以富裕、和谐、美好的生活”等内容。而蒙古族强势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扩张性文化和蒙元政权的开放性文化，似乎也在鄂尔多斯的崛起中，扮演了较为关键的角色。

　　“鄂尔多斯的大企业家群体，一个就是有钱不狂妄、低调的性格特征，另一个就是有不断扩大事业的雄心。”在包广才教授的眼中，鄂尔多斯人不仇富，不独富。那里的“煤黑子”，不但带领入股的人一起富，还带领同村的人一起富；那里的企业家，不仅让经理层同富，还让农民工成为有产者；那里的家庭妇女，不但让自己的家变富，还罗织其他主妇，共同做大做强地下钱庄产业。

　　在鄂尔多斯，拥有煤矿是率先也是最快让人致富的财富魔方。那里的人常说，有多少个煤矿，就有多少个亿万富翁。然而，来自当地的统计数据表明，整个鄂尔多斯的煤矿数量不足300个，有名有姓的亿万富翁不足50人，而当地亿万富翁的总数近2000人，这还不包括统计视野之外的外乡人。包广才说，这数据本身就说明那里的共富特征。

　　事实上，借助能源迅速累积起来的财富，并不天生具有经国济世的价值观。与鄂尔多斯比肩而立的陕北，不但拥有煤炭，还有石油，然而，那里的文化却以“出去的是两黑——煤炭和石油，进来的是两白——小姐和毒品”著称。与山西、陕北能源财富极具夸张的外延文化特征相比，鄂尔多斯进取、自律、谨守、共赢的主流创富环境，让我们一行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更加深沉的思考。

　　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的高度包容性，让这块土地迅速成为外地人追求商业梦想的家园。“除了风沙大、皮肤干以外，没什么不适应。”徐州籍建材生意人刘先生说，“不想走了，我已经把家安在了鄂尔多斯。”且不说有多少外地人在此因煤而富，仅东胜市，就有35万的外来人口快乐地生活着，而这座三年前才忽然改天换地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本地注册人口才30多万。

　　在潘照东研究员的眼中，鄂尔多斯文化中还包含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和谐特征。那里有着中国最为密集的亿万富豪群体，但整个社会却没有因为极度的贫富分化而失衡。和一衣带水的山西、陕北不同，在鄂尔多斯，煤老板发财后，没有一家大企业将巨额的财富转移出去，而是守住鄂尔多斯的“根”，扎扎实实在本地区内继续做大做强；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也有着多种渠道可以参与到暴利的煤炭产业链中，比如持有集体煤矿股份、土地作价入股、以融资的方式进行资本金的投入等等。

　　该如何评价文化在一个地区的崛起中起到的独特作用呢？这让我们想起了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是因为，在成为伟大帝国的过程中，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

　　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完成对“当地蒙古族文化是如何影响鄂尔多斯经济崛起”这一命题的论证，但我猜想，即便是“以邻为鉴”这一条，鄂尔多斯的政府和人民也不会轻视带给他们十年奇迹的本土文化。

　　

　　政府之手

　　

　　除了企业家群体共富心态的有限影响力，事实上，当地政府才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城市，政府利用旧城改造和城区扩大的良机，对城市居民进行一次性的高额补偿。在东胜市的老城区，如果你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平房和小院，政府拆迁时将补偿给你一套120平方米的楼房住宅，还有一百万的现金；在东胜区的铁西，因城区扩张占用的农民耕地，每一户除了获得规定面积的城市住房外，还将获得至少百万元以上的失地补偿。

　　在农村，煤炭工业基础较好的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是中国最早开始减免农牧民税费负担的县区，也是最早实行农牧民子女免费教育，农牧民已实现全员低保、社保和医保的新农村。

　　“尽管贫富分化很严重，但经由政府的有效调控，鄂尔多斯共同富裕的局面已初步形成，贫富两极对抗的矛盾也就不那么突出了。”潘照东说。

　　客观地说，鄂尔多斯市政府多年来一直保持优秀的行政状态，有所为，有所不为。潘照东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整合当地资源，力推国企改制，将企业家视为财富，容忍犯错的企业家，对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重塑环境生态等方面。

　　包广才则指出，当地政府在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创造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的氛围，为本地区产业的升级寻找机会——比如引进制造业、太阳能发电和煤变油、煤变气，提升企业家和当地民众整体素质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可圈可点。

　　在采访过程中，政府对企业家的支持，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当年几家大型支柱性国企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政府信任当时主政的企业家，不但将控股股东地位拱手相让，也没有安插自己人进企业。这种近乎以政府名义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胸怀，让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深感对未知财富的探索之旅，不再是他们个人的一次冒险，而成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行为。

　　为了让企业家及时掌握国家政策，与时俱进，鄂尔多斯党校系统还轮训了域内大多数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比如，同为福布斯榜上富豪的王林祥和赵永亮，就是党校的同班同学。

　　不仅如此，鄂尔多斯当政者的目光还掠过了滚滚财源，落在了将康巴什新区——东胜市的新城区——建设成为一座服务内蒙古、连接晋陕宁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了这个目标，当地的领导者认识到当前和今后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升地区的软实力；软实力要从人才抓起，人才要从教育抓起，因此，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势在必行。

　　2008年9月，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在康巴什建成招生。政府需要这所大学，到底是为当地经济的增长培育人才，还是为蒙元、青铜和雕塑三种文化的文脉传承播下的一粒种子，只好交由历史作答。

　　

　　另一种“钱景”

　　

　　在鄂尔多斯市政府广场的西侧，拉着这样一个条幅，红底白字，上书“请讲普通话”。

　　然而，如果到了中国上海或者美国纽约的理财市场，鄂尔多斯方言却是一张很管用的通行证。当地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只要操着鄂尔多斯方言的人一出现，那些高级别的投资、理财经理立刻就会笑脸相迎，并为之提供VIP才能享受到的贴心服务。

　　或许这个段子说得有些夸张。然而，至少在内蒙古的西部，巨额财富支撑下的鄂尔多斯方言，正在迅速成为商界人士必须侧耳聆听的一种音符，因为操着这种方言的一些人，最有可能立刻下单订做5辆宾利轿车，或者立刻买下一家价值2亿元的酒店。

　　除了煤炭财富，鄂尔多斯的另一个“钱景”已经确立，那就是规模宏大的地下钱庄。包广才教授预测其规模应在1000亿元以上，大有赶超温州之势，并已形成“东有温州，西有鄂尔多斯”的地下金融格局。

　　鄂尔多斯的地下金融不但有规模，而且借贷不费事，不费时，不需要审批。如果是熟人或者朋友，往往一个电话打过来，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随便就可以筹到，有的甚至连借条都不打。据悉，当下鄂尔多斯地下钱庄贷款的年利率在30%以上，而在前几年，有些借贷年利率高达100%。这些高利贷主要进入煤炭和房地产这两个本身成长快、周转率高的暴利行业；还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比如一座城市因修建二环路而形成资金缺口，也会求助于鄂尔多斯的地下钱庄。知情人透露，适逢年尾，蒙西很多资金链紧张的房地产商都会到鄂尔多斯搞钱，年利率50%左右。

　　成功自有道。鄂尔多斯能够成为温州以外的另一个地下钱庄中心，本身就是资金使用高效和市场信用良好共同驱动的结果，而高额的资金回报率，加之游离于市场之外的隐秘信用体系，已经将鄂尔多斯送上中国西部吸金王的宝座。

　　然而，地下钱庄的运营是一种在宏观经济和监管体制两个支柱之间拉钢丝跳舞的行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巨大的风险考验下，如何对其进行必要的疏导与合法的监管，一直是鄂尔多斯政府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我真想知道，地下钱庄——这个新近挖掘出来的另一种“钱景”，未来能否成为煤炭业以外支撑鄂尔多斯“众多宫殿”的又一根顶梁柱。

　　

　　新的十年

　　

　　一个忽视过去的民族，面对世界的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在未来的十年，在鄂尔多斯一片光明的发展前景中，还有哪些“过去的教训”是这里的人们不可忽视的隐忧？

　　首先就是棋盘井教训。如今，在鄂尔多斯脆弱的高原土地上，既有国际上最先进的无人采煤区，又有类似棋盘井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破坏生态和环境、低产出、低效益的高载能工业区。多次整治后的棋盘井，今天依旧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

　　其次，在这块干渴的土地上发展工业，将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巨大挑战。

　　第三，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后续产业青黄不接。今天，鄂尔多斯GDP的70%来自于采矿业，而香港92%的GDP来自于第三产业。在人均GDP超越香港之后，伟大的鄂尔多斯再一次面临开拓创新的十字路口，如同1979年出台那份《纪要》时的情形一样。

　　第四，鄂尔多斯虽然有极为成功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的精神并不完整，因为在整个企业家的群体中，煤老板出身的占比太高。

　　与此同时，这块富饶的土地还面临着炫富文化的蔓延，富二代如何教育，如何快速提升当地的社会文化素质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等一系列的文化层面的问题。

　　又是文化问题。从深层次看，也只能是文化问题。外交家吴建民曾说：“没有思想文化的创新，一个国家是崛起不了的。”今天的鄂尔多斯，恰好面临着选择文化的艰局：

　　是坚守，还是创新？

　　新的十年已经开始，鄂尔多斯将奔向何方？

　　十年之后，鄂尔多斯是否还像今天这样红？

　　***注：此文发表于《锦绣（国家商业地理）》2010年2月号封面长报道“暴富之城”，发表时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ebcbc0100hl4c.html有删改。由于接到任务时，被要求写作要有个人观点，因此原文中大约有1%的疑似主观性文字量被编辑后来删改。原文置于此，是为记。我是内蒙古人，值此虎年春节，就将这组长报道，奉献给蔚蓝色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