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论文艺创作

      与科技的关系

 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

       钱学森先生是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念高中时读的是理科，但他学过水彩画，拉过小提琴，写过小品。读大学期间，他参加过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大学毕业前夕，即1935年2月，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回国后在繁忙的科技研究之余，钱老还经常与中国书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交往，甚至还亲自给《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编辑们写信探讨文艺创作的规律问题。钱学森对中国古典文艺诗词和对联的掌握甚至连我们这些专门搞文学批评的人员也望尘莫及。例如，他在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谈思维科学研究时说过：“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他还说：“最容易的是对联，这在旧中国是文人思维的基本功。”他举了三副对联，一个比一个难，一个比一个思维跨度大。最简单的是：“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 复杂一点儿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联。毛泽东的上联是：“桔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周恩来的下联是：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思维跨度最大的是相传清代名儒纪晓岚与江船武夫的对联。武夫上联：“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这是拿古人鲁肃和樊桧的谐音说文不如武。纪晓岚的下联是：“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这是拿古人狄青与萧何的谐音说武不如文。钱学森在谈话中竟然能将这些对联信手拈来，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科技大师的文艺活动，绝不是当下我国理工科大学三流科学家所说的不务正业，而是深得创新性人才成长的三味。钱老这样表述科技与文艺的关系：从人的思维方法来看，科学研究总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但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也就是说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事物的大跨度联想激活开始的，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接下来的工作是进行严密的数学推导计算和严谨的科学实验验证，这就是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了。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而终于逻辑思维。也可以简单地说，科学工作是先艺术而后科学的。正是根据大科学家们及自己本人一生将科学与文艺相结合而做出巨大贡献的经历，钱老在2007年7月23日对前来看望自己的温家宝总理说：“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钱老的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许多科学前辈的共识。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早在 1993年就强调文理科的发展。他说：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大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要学会思维，第三是学习知识和技能；一个国家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

      另一方面，钱学森也认为，人文艺术家要懂一点科学技术，不能是“科盲”。要成为人文艺术大家，不懂一点科学不行。人文艺术家只有懂一点科学，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才会对社会现象有一个正确的和本质的认识，然后你才能提出独特的创见，创作出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艺术工作是先科学而后艺术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杰出的人文大师也象科技大师那样是文理交融、多元并举的。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不仅是哲学家和诗人，而且还是杰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博物学家；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集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于一身。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又著有数学名著《算罔论》；既写出了《二京赋》、《思玄赋》等著名赋诗，又为当时著名画家之一。到了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许多思想和艺术的巨匠，例如培根、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尤其是达芬奇，他不仅擅长各种艺术，而且对各种科学知识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还可以称得上是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解刨学家，而且在每一学科中，他都在当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科技知识的积累，达芬奇在艺术方面绝对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后来的哲学家康德，也是集哲学、文艺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人文大师。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可夫是医生，鲁迅早年是学医的。这些科学方面的经历对他们日后成为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契可夫和鲁迅都能像外科医生那样，冷峻地观察和解剖病态的社会，从而成为文学大家。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部门没有认真学习并接受钱学森先生的思想。由于忽视了从科技和人文艺术相结合的角度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规律，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行将大学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和医科等，在高中阶段也分文理科，人为地阻断了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途径。我国建国后的理工科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也没有培养出一个象钱学森这样的创新性科技大师。像贮可桢、李四光和朱光亚等对我国科技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师们，都是建国前受过西南联合大学中国人文教育的熏陶、后又受过西方科技的训练培养出来的。在当下的大多数中国理工科大学，不但没有人文艺术的氛围，而且那些工程技术专家们还瞧不起文科教师，认为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是耍嘴皮，更不用说自觉地将科技和人文艺术结合起来培养创新性人才了。由此带来的恶果是，我国理工科大学的工程技术专家们总是模仿西方国家的科技成果而缺乏自己的原创性东西，培养出来的硕士和博士也缺乏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更有甚者，我们的理工科大学的校长们在代表国家对外交往时还屡出洋相。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主持欢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校发表演讲的仪式上把该校赠送给宋楚瑜的一幅书法作说成是“捐赠”，又不认识篆体的“篆”字，当他读到书法作品中书写的黄遵宪送梁启超诗《赠任父同年》第二句“侉离分裂力谁任”的“侉”字,竟又卡了壳，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字。这次演讲活动通过卫星向全球电直播，弄得堂堂清华大学校长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自己的脸，也大大地丢了中国大陆高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脸。

      同样，由于文理分科的恶果，我们的文学创作和人文科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建国以来的50多年来，我们国家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没有培养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和音乐家等。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创作，是标语加口号式的创作，塑造的是脱离生活的“高、大、全”式的人物 ，如浩然的《艳阳天》；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文学创作又拾人牙慧，开始模范外国现代派作家，如王蒙的《春之声》和北岛、舒婷的诗歌。我们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50年代到70年代，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评论作品的时候无限地上纲上线，硬要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去拔高作品的意义或指责作品的不足。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文学批评又满足于引介国外多元的批评理论的引入并且依葫芦画瓢地用外国的理论来评价作品，仍然逃不出模仿国外的窠臼。我们的哲学和经济学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就是阐释马克思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十年围绕着物质、意识、商品和剩余价值喋喋不休，丝毫没有自己的创作和发展；70年代末以后又满足于引介国外的哲学和经济学流派，为此产生了一大批模仿性和引介性的博导和学霸，出了一大批重复性的小册子，可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哪里呢？我们国内的语言学家如胡壮麟、何自然和徐盛桓等喜欢在自己的文章和讲座中谈美国的大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可他们及中国的其他所谓语言学家能与乔姆斯基对话么？不能，单就乔姆斯基懂高等数学、逻辑学和心理学这些理科知识这一项就使我们国内的语言学家望尘莫及了。我们国内的一个美学研究者在英国伦敦作美学研究的时候，曾到大英图书馆借我们的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于是就问大英图书馆的馆长大英图书馆为什么居然没有收藏朱光潜先生的这本《西方美学史》。该馆长回答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只不过是引介西方的美学观点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创新性，大英图书馆是不予收藏这样的书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引进的国外人文书籍可谓是浩如烟海，可外国引介的我们的人文著作有几本呢？（转而阳光爸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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