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3亿多农民工仅有3个人大代表，说权益？

编者按：2007年，以邓明义为首的33名广东籍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联名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指出，全国很多省份的人大代表团中，政府官员占了一半以上人数，建议降低政府官员在代表中的名额比例。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现在过多的政府官员当代表，从利益关系上来讲，很难公正地履行好对政府自身进行监督的职责。

2008年，3位农民工代表亮相，成为2008年全国两会亮点。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朱雪芹和康厚明成了全国3亿农民工的明星代表，站在身后的是3亿农民工，温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感慨道：“5年前，我们这个会场里头是没有农民工代表的。今年有了3名了，数量还不够”。

媒体报道：广东农民工代表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征程却颇为崎岖。从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说，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只有遗憾，不敢言功，将3亿同行的期盼扛在自己柔弱的肩上，胡小燕是孤独的。

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体会，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是人大代表，就要知道自己真正代表谁，就要敢说。但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

再次证明，3亿多农民工，为何仅仅只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是否体制存在问题？

原本我们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与行使国家权力，包括参与对国家和地方重大事项的决定，参与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参与选举任免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参与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参与对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的保护等。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行使都要通过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来实现。人大代表要协助政府推行工作，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带领当地人民群众发展本地区的经济，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按体制人民代表应代表人民，由人民中各阶层选举，代表着各个阶层，但是，为什么3亿多农民工仅仅只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2007年，就有33名广东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议案，指出政府官员占了一半以上，为什么不增加9亿农民3亿农民工的代表名额比例？

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群体、官场群体太强势，弱势群体太弱势，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比例就可以看出问题，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同一句空话！在国家和各级最高的立法权力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工农代表比例低得可怜，从全中国3亿多农民工仅仅只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事，看得清清楚楚。

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代表机构，理应代表最为广泛的民意，要求有各群体各类别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才能将社会各界的普遍民意反映到人大中来。如果是由有权人---老板，有权人---官员，来代表，那有民意可言？老板与官员代表过多，势必导致工农其他群体代表人数过少，能反映最广泛的民意吗？没有最广泛的民意，能代表人民吗？

早在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届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员会主委陈清华关于农民工的提案说，两会上几乎所有关于农民工待遇提案，都由其他界别的委员提出，原因是农民工代表、委员少。建议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补农民工代表、委员，由他们代表群体提出议案、提案有针对性、更具价值。

2009年3月10日的人大小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指出，“我们开会，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 代表在人大讨论发言中，对人大和政府工作歌功颂德，捎带自我表扬，几乎成了全国两会期间一大景观。老百姓早就有怀疑这些代表，到底代表了谁，能否称职？真诚履职？

两会期间，话语权势由官员代表掌控，官员代表习惯于讲大话、套话和正确的废话，个个是口若悬河的“歌德派”，人大成了与政府并行，不存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常常将自己治下吹嘘得莺歌燕舞，把人大当成张扬个人政绩场所。

工农群体代表人数过少，弱势群体在缺乏足够的代言人，不但不利于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且在人大立法与表决决议时无法体现弱势群体意见，这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更重要是剥夺弱势群体公民的合法权益。

老板与官员代表过多，不但使人大无法履行对政府行使监督职能，不利于制约政府权力与行为，不利于通过立法对政府形成必要的制约。政府工作日常监督，难免形成自己监督自己的流于形式监督局面，造成腐败现象无法扼住的困难重重局面，民众和弱势群体更难维护自己的利益。

事实一再证明，作为监督者的人大代表，如何能等同于被监督者的领导干部和老板？

正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所说：“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不仅应该每一个阶层和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而且应该通过法律制度保证每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保护”。周泽指出，目前存在没有或者很少有人大代表代表某些阶层和群体利益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增补这些阶层和群体代表人数，而在于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落到实处，使选举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选票真正发挥作用，以选出真正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

希望2010年的全国两会有一点变化！

林国奋写于2010年2月26日全国两会召开之前

附一：

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

　　在两年前的省两会上，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征程却颇为崎岖。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内心深处的风暴似乎从来没有消停过。

　　回顾两年的代表履历，胡小燕说，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胡小燕用两句话总结道：“只有遗憾，不敢言功。”也许这是句大实话，将3亿“同行”的期盼扛在自己柔弱的肩上，胡小燕有些孤独。

　　文/记者肖欢欢

　　从锅炉工，到窑土工，4年间，胡小燕先后5次跳槽。2002年，她应聘进入广东三水新明珠建陶公司。

　　从最基层干起，通过竞争上岗成为车间副主任。一路走来，胡小燕在曲折中进步。让她一直难以割舍的，是双胞胎女儿。

　　“留守孩子”来广东了

　　去年9月，胡小燕把在四川广安家中上初一的一对女儿接到三水读书。她的顾虑和普通外来工一样：孩子大了，该重视教育了。“听公婆说现在中学里有不少谈恋爱的，我很担心。再说，几年难见一次，实在想她们——我们已经10年没在一起过年了。”

　　接一对女儿来广东读书，绝非易事。胡小燕的丈夫刘加明说，尽管妻子是优秀外来工，接收女儿的学校没收借读费，但每个小孩一学期1500元的伙食费、住宿费还得交。孩子大了，每周还需零花钱。

　　辞去车间主任跑销售

　　女儿来了，胡小燕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了调整。去年9月，她大胆地辞去了车间副主任，改行干起了销售。放着“坐办公室”的清闲活不干，却要风里来、雨里去地跑销售，很多同事不理解，领导也劝她“考虑清楚”。

　　“干销售，多卖多得。”她说，毕竟两个女儿来广东了，开销大了。4个月下来，胡小燕意识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还很多”，“那些销售员嘴巴那么甜，我简直就是个‘木瓜子’，跟他们比差远了。”她笑着说。

　　家人一起承受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也让胡小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家人也无奈地被卷入其中。

　　上周，记者来到胡小燕的家中。小屋只有十多平方米，跟工友们的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台电视机，屋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当。书桌上堆积着会议文件及法律书籍。胡小燕说，这些都是开会和参加培训时发的。

　　有人猜测，胡小燕当了人大代表后买房、买车“有照顾”。胡小燕对记者说：“买车、买房，现阶段根本不现实。我现在一心只想熟悉新岗位，把女儿安顿好。”刘加明说，如今的房价普通打工者根本承受不起，何况他们在老家建房还欠着外债。

　　刘加明坦言，老婆成了“明星”，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也更高了。工作上必须上进，严于律己，生怕出了差错，“闹出负面新闻来”。

　　 两年履职之路

　　褪掉青涩有了“外交口吻”

　　两年来，记者见证了胡小燕的每一次蜕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初，胡小燕在工厂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一脸羞涩，一言不发。后来，她终于说话了，可反反复复就那一句“我还要好好学习。”有个外国记者问她：“你打算怎么参政议政？”胡小燕红着脸说：“我还不知道，还在学着写提案。”此后，胡小燕参加了各种密集的培训。

　　如今的胡小燕早已习惯了长枪短炮，面对媒体连珠炮式的追问，她也能对答如流。她能一口气接受十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她的每句回答都已透着“外交口吻”——“我觉得”、“个人认为”、“我相信”。

　　“只有遗憾不敢言功”

　　两年任期，胡小燕感慨“太忙了”。当初履职心切，她通过媒体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岂料每天接到几千个电话和几百封求助邮件，每天凌晨三四时手机仍响个不停。她不得不关闭手机以免影响工作。她因此被口诛笔伐，甚至遭到农民工的痛骂。如今，骂声少了，邮件多了，通过她成功解决问题的案例多了。

　　胡小燕说她这两年一直在充电，自己的进步自己能体会到。记者问她：“你给自己这两年的履职打多少分？”胡小燕说，“肯定及格，但分数也不会很高。”她说自己始终在为促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而努力，但求问心无愧，“但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我只有遗憾，不敢言功。”

　　现在，更多的求助是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有时候别人打电话向你求助你也解决不了，就不再把你当救星了，求助的也就少了。”胡小燕苦笑着说。

　　“我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

　　农民工，胡小燕经常强调着自己的这一角色，似乎担心别人说她“忘本”。两年来，“农民工”胡小燕经常感到无奈。很多时候，农民工向她求助，由于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她无法与当地工会和主管部门联系上，只能建议对方找工会。求助的农民工通常认为她在推脱责任，临挂电话时会骂她。起初，胡小燕觉得自己“很没用”，还委屈得掉眼泪；但后来，她慢慢想开了：骂我，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

　　“有一次，一个小包工头没拿到工程款，先选择带人去闹事，问题没解决，转头来找我。我跟他说，我没法帮你，因为你用了不正当的维权方式。因为你用了不当的方式，本来有理也变得没理了。”胡小燕说。有个四川老乡拿不到工资，也去找她，而她同样建议他找当地工会，老乡因此怪她“耍大牌”。

　　“春节之前，农民工反映拖欠工资的情况比较多。很多农民工认为通过我就可以要回工资，但我只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府部门，不能代替工会和政府去解决问题。工会解决不了的，转给政府其他部门去协调，作为人大代表不应该直接介入。”胡小燕说，“我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我是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我走过这两年才认识到的。”

　　“既然是人大代表，就要知道自己真正代表谁，就要敢说。就算是别人骂我，我也不会后退。但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新浪网》

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10-02-25/041119733653.shtml

附二：

三位农民工代表两会首次问政回应“身份”质疑

《人民网·天津视窗》3月17日电：三位农民工代表的亮相成为2008年全国两会的一大亮点。学者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代表的比例结构，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

　　“当初只想打工挣点钱，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以全国农民工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胡小燕身穿职业装,直发垂肩、面着淡妆。

　　今年“两会”，她和另外两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和康厚明成了名副其实的“明星代表”。他们被媒体追捧的热度不亚于娱乐界“大腕”，也不逊于“两会”上的民营企业家和商人代表。

　　他们都不记得自己接受了多少记者的采访，康厚明直言：“接受采访，比干一天活还累。”

　　这3位农民工代表曾经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如今走进了国家最高议政殿堂，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两亿农民工。

　　3月7日，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内，温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感慨道：“5年前，我们这个会场里头是没有农民工代表的。今年有了3名了，数量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两亿人，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3名就代表着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代表着社会走向更加公正。”

　　拼搏奋斗

　　这3位农民工代表有着普通农民工羡慕的工作，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荣誉。

　　34岁的胡小燕从四川到粤打工已有10年，如今她是佛山三水区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曾被佛山市评为“十佳外来工”。31岁的朱雪芹，1995年从苏北睢宁到大上海打拼，现任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日语翻译、团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先后获得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康厚明是3位农民工代表中资历最老的，他16岁从农村出来，在外打工已有29个年头，现在是重庆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处的农工班班长，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从走出农村到进城打工，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他们靠的是拼搏奋斗。

　　胡小燕初中毕业后就在四川老家务农，但家里经济一直不景气。1998年，她离开家乡来到广东打工。那时胡小燕已经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母亲，她忍着母女分别之痛来到异乡，那年女儿只有两岁。

　　到广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子厂上班，每个月的工资只有700块钱。“但那时候已经觉得很满足了，跟在家里比起来强多了。”胡小燕说，半年后，因为那个厂总是没日没夜地加班，工资也不见涨，于是就跳了槽，到佛山一家陶瓷厂做了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由于工作出色，2000年，她被调到了陶瓷厂品管部。2002年，胡小燕换到了现在的公司上班。如今她的工资已有3000多元，与丈夫一起租住在公司提供的简单住所里。

　　与胡小燕相比，康厚明的打工生活更加坎坷。康厚明16岁就进城打工，那时只能靠力气吃饭。他曾经做过粮食加工，也干过石工、集装箱、工程建设、担泥巴、抬石头……脏活、累活他都做过。但他好学、勤快，经常向建筑工人讨教施工方法，还买来相关书籍自学，进步很快，不久便成为了业务骨干，并于2005年当选全国劳模。去年，已有丰富技术经验的康厚明被聘为建工集团“民工夜校”的老师。

　　学习，改变了朱雪芹的命运。在上海打拼的13年间，她从缝纫工开始，学技术、学外语、学管理，成为上海市第一批农民工劳模，还两次去日本进修。“农民工的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及文化知识，要学会用知识改变命运，用知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朱雪芹说。

　　能否代言

　　经历了多年打拼，出现在国民面前的3位农民工代表俨然是城市白领。有网友对其“身份”提出质疑：是否已经不再是农民工，能否真正成为农民工“代言人”？

　　对此，朱雪芹表示：“我是从一线的缝纫工做起，一路走到今天，走进人民大会堂，我深知农民工的辛苦。我走过他们所走过的路，也许比起其中某些人更坎坷、更艰辛，这在自己人生经历当中确实是最艰苦的，但也是很宝贵的。我坚信我就是最基层农民工代表，我能代表农民工。”

　　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不断有农民工给朱雪芹写信、打电话、发短信，请她代为反映各种问题。她把农民工的诉求都记录在笔记本上。朱雪芹建议有关部门建立综合保险全国联网机制，让一张卡内的保险金可以进行累积并在异地使用。此外，她还准备呼吁农民工休假制度化。朱雪芹表示，今年春节前，她两次到火车站，看到大量农民工因雪灾滞留无法和家人团圆。她说：“城里人也许不理解，但我跟他们一样，一年忙到头，只有这时候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几天。希望国家规范农民工休假制度，让农民工错开春运高峰，更从容地踏上回家道路。”

　　康厚明在来北京之前，特地到工地上收集工友们的建议。“我提了4个建议，都交上去了。”康厚明表示，他建议关注农民工职业病，加强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小孩的照顾，加强农民工的培训。

　　现在，女儿不在身边成了胡小燕最大的“苦恼”。她带来的其中一个议案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希望能让他们不再感到孤独，能经常体会到父母的关爱。农民工普遍希望政府对留守儿童展开普查，为他们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开通亲情热线，方便外出打工的父母随时与子女沟通等。”胡小燕表示。

　　有网友质疑，3位农民工代表能否代表两亿多农民工的利益？

　　朱雪芹不赞成“比例少就不能完全代表农民工”的说法。她说：“农民工代表没有出现之前，也有很多代表为农民工呼吁，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问题。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关注着我们这个群体，虽然农民工还是个弱势群体，但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了。”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表示：“农民工代表的出现，如果仅仅从代表本身是农民工身份这个意义上去评价的话，我认为并不见得就有多么重要的价值，未必就值得农民工这个群体欣喜——自己也有代表了！实际上，一个人是农民工身份未必就能够代表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利益。一个人是否能够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一个方面取决于他代表这个群体利益的意愿，另一个方面取决于他代表这个群体的能力。”

　　尽管3位农民工代表在会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但不少人对他们仍存有疑虑：他们能否履行好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毕竟他们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是连区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都没有担任过的“新新代表”。

　　当选代表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创造有利条件。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是我国第一份系统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将农民工纳入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

　　在往年“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问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曾说：“为什么我们谈农民工问题时总是隔靴搔痒，观点多、实践少，感受多、经历少，就是因为身边缺乏真正的农民工代表。”

　　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届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员会主委陈清华的提案就是关于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待遇。“两会上，几乎所有关于农民工待遇的提案都由其他界别的委员提出，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工代表、委员的人数少。”陈清华委员说，如果能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补农民工代表、委员，由他们代表全国农民工群体，提出的议案、提案将更有针对性、更具价值。

　　其时，我国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就已经出现农民工代表的身影。

　　去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在作决定草案说明时提出：“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随后，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明确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有了这个制度性的决策，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按照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名额分配，广东、重庆、上海各要产生一名农民工代表，而当时重庆、上海的人代会都尚未召开，因此胡小燕“抢了头彩”。

　　2008年1月21日下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由广东省总工会提名推荐的胡小燕，以740张赞成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就此产生。当选时间比另两名农民工代表早半个月。

　　在3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康厚明透露，他所在的班影响非常大，重庆市总工会对其情况也是非常了解，“我当选代表是总工会提名的”。

　　农民工的利益 需要制度保障

　　对于今年“两会”上首次出现的农民工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这充分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代表的比例结构，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不断自我完善，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他们地位不平等，就是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莫纪宏认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然而在现有的制度下，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像这3位农民工代表一样，搭乘“快车”走进国家最高议政殿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按照目前的法律，农民工这个群体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按照法律规定，他(农民工)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进行选举，而他又在城市工作。在工作期间回到户籍所在地，基本上不可能。而在城市他又属于临时性的工作，把他征集为选民参加选举也不大可能。所以按照目前的制度规定，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就没有办法通过选举产生他们的代表。这归根结底有赖于选举制度的改革，将来也就不会只有3位农民工代表，而会有更多的代表。”

　　此外，莫纪宏建议要改革户籍制度。“不能按照农民工的身份选择代表，而是要按照居住地。户籍制度改革了，农民工就可以纳入到本地了，这样他就可以纳入到本地人的选举制度当中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认为：“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不仅应该每一个阶层和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而且应该通过法律制度保证每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保护。解决目前存在的、没有或者很少有人大代表代表某些阶层和群体利益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增补这些阶层和群体代表人数，而在于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落到实处，使选举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选票真正发挥作用，以选出真正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李梦娟王琪景剑锋）

来源：《人民网》

网址：http://www.022net.com/2008/3-17/443530272487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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