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VS左派主义

 

赵红军

 

学期末和开学初，通常是老师监考忙活的季节。一次和我们学校的一位年龄较大的教师一块监考，考间随便聊了起来，不知道怎么地，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新自由主义VS左派主义展开了。

在我看来，这位老师是一位坚定的“左派主义者”，因为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将目前我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高额的教育开支、差的高等教育质量，不完善的社保体系，天价的医疗费用，官倒、贪污、腐败高发，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之所以大行其道等等统统归结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罪状。

他的根据是，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倡导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恰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腐败、贪污等也进入了多发和高发期；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共教育、医疗体制等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他是股票市场的佼佼者，常常逆财经媒体的宣传而行，在他看来，他眼见耳听的那些所谓的股评人士，所谓的经济学家总是大唱着华而不实的赞歌。

他盛赞毛时代公平主义，高呼所有的教师都应按照工作年限自动转为副教授；他还认为竞争和市场没有解决中国的病痛，反倒将中国导向了更大也更为恶劣的绝症，比如官倒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权贵资本主义……他甚至一一数落起目前中国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均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是堪与狼为伍、替狼开道的为奸者。

我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教的是经济学的书，写的是经济学的文章，思考的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听到这样大肆反对市场、反对竞争、反对经济学、反对经济学家的言论，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新自由主义何罪之有？市场和竞争何罪之有？

我的观点是，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的错，也不是竞争惹的祸，而恰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完全和不彻底性。

比如，从我国整个经济体的结构来看，目前学界公认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的经济改革的确在大踏步地前进，但司法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民主监督体制、民主选举体制等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结果，我国经济的蛋糕是摊大了，但由于司法、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等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是，改革的一大部分利益被那些目前或者过去拥有行政管理权、业务垄断权的少数既得利益者给攫取了，于是，那些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利益的绝大多数人们就感觉上当受骗了。

可熟悉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少数人得大利，多数人得少利的情形并不是市场的错，而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有赖于一个与市场经济相融的法制制度、财产权保护制度以及对于垄断者、既得利益者的制约机制，但这一点正是我们过去改革进程所欠缺的。

再比如，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确没有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上，而只是站在少数企业、少数个人或者少数集团的角度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甚至可能误导中国进行公平、公正的改革，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站在少数人、少数企业、少数集团利益上的人的见解这么容易就能够广播到整个社会，影响如此之大，甚至最终误导整个社会的视听？

恐怕这并不能完全用这些经济学家缺乏良心、缺乏公正来进行解释，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行政主导甚至不完全公开特征。因为我们的社会上绝不是只有一个或者几个经济学家，而是有千千万万个经济学家，这样，不同的经济学家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并为各自的集团利益进行辩护本应该是一种社会常态。如果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一种提倡辩论、进行民主讨论的风气的话，存在着政策制定之前广泛的民主讨论、反复论证和听证、辩论的机制的话，那么，那些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主张就很难上升为影响多数人的政策主张，但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民主讨论、辩论的风气，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着广泛的民主决策和讨论机制，而是这样的机制还非常有限，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这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更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公平、公开地制定与推行。

再比如，人们到底该怎样看待过去三十年的成绩与过失？当下，党和政府以及主流媒体的看法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绩应是主要的，过失则是次要的。其中，市场化改革扮演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上的确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简单地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完全嫁祸于“新自由主义”，完全推诿于市场和竞争，这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误读，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事实的漠视。

需要知道的是，新自由主义提倡市场，倡导竞争，但新自由主义并不反对建立公正、公平的司法、财产权保护制度。事实上，公正的司法、财产权保护制度，中立的政府和廉价便捷的公共服务正是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

更需要知道的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减少政府的干预，认为政府是一个贪婪之虎，但新自由主义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毕竟市场存在失灵，过多的政府干预也会造成失灵；

可能还需知道的是，新自由主义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该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上，服务于整个社会，因为那才是真实的谎言，相反，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学家之间能够自由展开辩论、切磋，媒体能及时将这些经济学知识普及给大众，社会上的个体、组织就能从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和制度。

当我刚提出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位老师马上就跳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说我去美国一年半载就已中毒了，并且将我与茅某某、张某某等经济学家列为一路货色，认为我们已经病入膏肓。

听到这样的言论，我无言以对，只是低着头，继续思考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不了解新自由主义就妄批新自由主义，与秦桧给岳飞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失误和教训也是深刻的，以失误和教训攻击成绩，否定成绩的做法客观不客观？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还要不要动辄就给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文革遗风还能不能让它重演？

这时候，监考计时的铃声响了。就在这一刻，我脑中浮起了小平同志生前所说的一句话：“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右，但主要的还是防止左”。但愿文革遗风不要重来，但愿历史的老路不要重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也许才是摆在我们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