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到2009年，大概每年行政经费的增加额度是以一千亿的速度在递增。(人民网3月6日)
行政经费每年递增一千亿，那么从2005年至今，行政经费已增加了五千亿，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6万多亿元的百分比是多少？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为何一年要增加这么多经费呢？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些每年递增的千亿元财政资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没有人做出必要的说明。
既然没有交代，大家只能推测。有人举例子：“一部车一年的维修花10万块钱”有人举例子：“一部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这说明每一周换一个轮胎”。
从这些微小的公车消费现象，可以看出行政支出铺张浪费到了什么程度。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更可领略行政支出年年大幅递增的原因之一斑。公务活动中的奢侈浪费太严重，行政成本一再攀升、居高不下。使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近年来它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更高。(《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
尽管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遏制行政成本一再攀升的趋势，也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政府尽力减少“三公”消费，压缩行政开支，但每年增加一千亿行政经费的现实说明，在国内，行政成本的增加几近失控状态，难以约束。为什么难以约束呢？因为现有体制之下，财政收入由行政机关掌握，没有有效的制度和机构能够约束行政机关乱花钱。
虽原则上规定行政预算必须有人大通过，但人大对预算的把关并不严格，也无办法严格把关。如各类事业单位的“自收自支”、行业协会的“胡乱摊派”、执法单位的“罚款指标提成”等，如何监督？
更为令人焦虑的，是吃财政人员的无限制增长。
据有关资料介绍，2006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366人万。到2009年，增至3815万人。三年时间增长约450万人！2007年、2008年、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
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 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 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超过6000万！”。
所以，各级人大对于预算案基本上是照例审议通过。这种不明不白的“审议通过”，肯定难以约束吃财政人员逐年增长和行政机关乱花钱的行为，行政经费一再增加也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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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被问及治理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等“三公消费现象”时，温总理说“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他提到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认为“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作为十亿人口级别大国的总理能提出“周期律”问题，体现了中国领导集体居安思危的明智与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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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在“两会”新闻中心做表示，“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今年即便公开了，也达不到大家要求的那么细。”高强表示，为解决该问题，财经委在审查预算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在明年向人大报告预算时，要报告政府的基本建设情况和政府行政开支情况。”
至今尚无部门预算公开
高强透露，财经委在全国人大预算审查结果报告中明确要求:“在预算经过批准之后的15日内向社会公开。”凡是提交到人大审议、批准的预算，都是可以公开的，通过财政网站、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
该要求是否包括目前为止从未公开过的部门预算？高强在集体采访结束后接受本报采访时明确表示，上述要求包括了部门预算。
近些年，国务院逐步扩大了部门预算的内部公开，即在国务院内部的公开，但迄今尚未有一个部门的预算向公众公开。
“三公”支出公开有难度
不过，高强亦直言，预算公开要让公众满意还需做更多的基础工作。他举例，为什么现在政府难以公开“三公”支出呢？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现在，财政上的预算科目没有这一项，政府支出中有“购置费支出”，既包括汽车、桌椅板凳，也包括办公用品、电脑、纸张等等，还细化不到每一项的支出。“这是今后要进一步细化预算科目、进一步明确预算支出统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焦点
“小金库”源头将被掐断
预算法修订草案8月审议，所有收支纳入预算
经过预算工委、财政部等15个部门近两年的工作，预算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已制定出来，高强表示，根据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8月将提请常委会审议。
高强透露了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为增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如果预算法修订草案通过并正式实施，在中国存在多年的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成为历史。
预算外收支虽经财政部门多年的努力，仍有一些未能纳入监管，这也是“小金库”的重要来源。
而预算经过人大批准后，未经法律程序进行调整的情况致使大量预算收支脱离人大监督。此次预算法修改明确，“经人大批准的预算，未经法律程序不得改变。”
为增强预算监督的严肃性，此次修改还将在预算监督的内容、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如何追究违反《预算法》各项行为的处罚，都作了明确规定。
声音
高强：政府部门早该预算公开
去年，广州市向公众公开了部分部门预算，“引起了广泛的评议，而且一时间好评如潮，其实我觉得没什么，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政府早就应该做到这点。”
高强表示，预算资金是公共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群众应该知道，按照法律规定我应该尽哪些纳税的义务，更应该知道，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筹集的资金用于哪些方面。”预算公开是应有之义，高强透露，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也多次做过类似要求，要做到预算公开，接受人大和社会民众的监督。但实际的执行情况还不令人满意。“这不仅取决于政府部门公开的意识，还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具备公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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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新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1998年12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99年2月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4月任海关总署署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在面对记者采访报道时，他的回答都很实在并且道出了官场主要领导的权力是如何的可怕.
当记者问道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时，牟新生发表个人的看法，说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当记者又问他在海关总署当署长时，敢不敢讲真话时，牟新生这样说道：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
看了他的回答后，第一感觉就是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说的话很实在，他说出了我们现今官场所存在漏洞的心里话。
再看看下面的问答吧。当记者问其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时，牟新生做了肯定的回答：决定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特别注意，领导人的决定起关键作用。
多么实在的回答啊,牟新生曾经也是做过“一把手”的，其凭着多年的为官经验，所总结出的话代表的不仅是部分地区，而是我们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身为代表，就应敢说，要仗义执言痛批社会官场歪风邪气，代表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心中竖起一杆公正正义的秤杆，敢说出老百姓所关心的实在话，心无杂念，不惧怕一切歪风邪气，敢于同社会黑暗的一面斗争到底，才会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与爱戴。
希望我们的代表们，都能放下心中的一切负担与压力，大胆地说真话，实事求是，仗义执言，发挥我们代表的职能作用，为人民说话，为人民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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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毅是黄炎培之子，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毛泽东黄炎培延安对话六十年》。
“编者按”写道：六十八岁的黄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五十三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随着中国发展，“两会”监督职能越来越强，比如对国务院重大事项及法治进程等监督。但与毛泽东讲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相比，可以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两会”参政议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理所当然。但在诸多“理所当然”中，有一个最应当“理所当然”的，那就是“民主监督”。
“人民监督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两会”则不同，代表可以提案，可以直言，可以议政，此乃中国特色“民主监督”。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成就乃赫赫，不足亦昭昭。
比如，不少代表给人民的印象是，“审议”时像谈“学习体会”，“议政”时多谈“深受鼓舞”等等。虽也应视为理所当然，但更重要的功能，应当是“民主监督”，最大限度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最大限度避免“周期律”。
“民主监督”的对象重在弊。比如，前些年“医改”、“教改”之弊；比如，官员腐败关乎兴亡，如何强化监督功能？可否“弹劾昏吏”、“指怠正宦”、“避亡兴正”、“伐荣诛辱”？笔者以为，监督非但不会辱没政府形象，反而会“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行，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方法可以设计，温总理讲“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上述问题可否“适度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