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很像上世纪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的类似迹象：当时的日本，因“广场协议”的失策，导致美元兑日元急速贬值，热钱大量流向日本；若不阻止日元升值则挡不住经济膨胀；若阻止日元升值或平抑房价物价又引发侵蚀性利率下降，导致另一波股市房市泡沫再度泛起；若释放经济“硬着陆”信号，则引发流动性大撤退。实际上，日本经济80年代中与90年代中，都是以股市房市高涨后大跌，无数财富被流动性洗劫，金融资产在投资市场中被两度蒸发而致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
那时，日本就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也是经济增长趋势步步紧逼美国且让“老大”地位感到摇摇欲坠的经济大国。
今天，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已让位于中国。中国相比日本的主动空间在于：她没有签署第二个“广场协议”，也没有同意类似“广场协议”的G2伙伴合作框架。但是，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同样棘手：首先，单方阻止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升值）很难；其次，大约有超过8000亿美元的热钱以合法或非法或暗流方式潜入境内资本市场，一方面推高了通胀预期，一方面随时可能大量撤出；第三，有相当数量的流动性已经在春节前完成了主要城市房市抄底，正等待经济泡沫酝酿、等待房市再度推高后而获利撤出；第四，有相当数量的流动性因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避险操作及时，致诸多流动性来不及获利而被套或滞留在股市，实际上也是一部分早已完成股市抄底并等待获利撤出的热钱。
面对这种经济局面，2010年的宏观经济大局，气候冷不得也热不得，发展快不得也慢不得，物价低不得也涨不得，人民币升不得也降不得，宏观决策急不得也缓不得。把握“度”和“稳”成为今年最难、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考虑我们自己如何应对复杂局面之前，最好先分析美国的预期和盘算。
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其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即成为摆不脱的经济危机。从那时开始，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提升美国对外竞争力以摆脱危机，成为美国的基本国策。之初采取的办法是美国自我行政干预，结果造成全球主要工业国疯狂抛售美元的危急情势。又不得不提升美元利率，又造成海外资金大量流入，美元再度飙升。一个轮回，到了1984年，美国双赤字危机加重，创下了经常赤字破历史最高纪录。不过，从这种轮回中，美国发现了几股流动性资本的生存原则和技巧，金融财团为此兴奋得夜不能寐！这一轮回或许正是其确立已酝酿成熟了的国家新经济战略的一次预演。
从此，美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经济战略的最大转变，与此相适应的是国家经济重心的最大转变，即从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彻底转向金融帝国，以及政治体制的最大转变，即首个演员出生的美国总统诞生；从此，美国的真正决策权不再掌握在强势总统手中，金融财团的核心人物和依附于美国战略的精英团队成为国家权力的运作中心，两党之争逐渐平淡，演员出生的里根总统成为这个国家弱化总统体制的开端；从此，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业开始不断发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金融业发展的重心转向流动性领域，基金组织羽翼丰满日益发达，退休的财长、政府要员和掌控金融业的国会议员纷纷担任起基金董事长；从此，美国把本国经济发展的愿望主要寄托在美元金融所支撑的虚拟经济上；从此，美国找到了转嫁本国经济危机的基本操作方法以及美元对某国币值升降过程中的流动性战争的基本战法；从此，美国解决自身经济危机问题不再搞单方的或自我的经济调控以及利率升降，而是加强了“国际合作”，第一个成功的合作样板正是“广场协议”（见文后资料）；从此，美国在经济战略上开始了不断选择和推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批一批涌现，并与其合作，同时也积极把这些国家培育和引导成为国际流动性得以寄生繁衍和侵略的对象；从此，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越南、中国等――未来3年后也必然包括印度等，都先后遭遇了流动性酿制的通胀或紧缩的摧毁和打击；从此，以美元为金融核心而操纵的流动性，开始强行掌控各国通胀和紧缩的“时间表”――让你隔年通胀你不可能三年很平静！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被玩弄于金融财团的股掌之上；从此，马克思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周期律长期失去效用，且成了美国精英和中国经济学教育课堂的“理论笑柄”；从此，不论世界经济如何动荡，美国均能保持“可持续增长”；从此，美国不在乎债务负担有多大，只知道向各国借款多多益善，只要有流动性用武之地，只要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借得越多赚得越多；然而，也是从此开始，美国走上了一条以金融债务高高累卵的不归之路，无数借来的金蛋究竟能累多高？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不过，他们知道眼前的“通胀时间表”已经准确指向了中国。当年日本经济大盘是经过两次流动性蒸发和掠夺，才与美国经济拉开距离的。比当初日本经济规模更大的中国也一样，未经过至少两次以上流动性打击与重创，效果将会很差。美国，自里根在任奠定了流动性战略发展基础直到今天，唯有针对中国的流动性一役能否成功才是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收获，如果能在2012年以前大获全胜，美国继续斩获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势如破竹。
到那时，里根头像被印制在50美元票面上，才不会像今年年初一样有党派间的任何争议――目前的争议是：“里根的功过是非尚无最后定论”。同样，与里根同时代执政中国的邓小平，也是在同一时刻以非凡胆略提出了“杀出一条血路”的发展主张，并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道路，创造了30年的中国奇迹。中国能否保卫好30年的改革成果，也要看是否善于应对眼前的关键一役。
很明显，全面针对中国的流动性打击，2008年算第一次，目前的通胀预期正在逼近的是“第二次”。箭在弦上，不可能不发。而在将发、未发、待发的2010年或2011年，美国的决策者们都会有一段屏住呼吸而焦躁不安的时间，他们希望里根的头像能够很顺利地被印制在美钞上。但在这段时间，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美国决策者们想一想：对于中国一役，他们最怕什么？
一是最怕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团的成熟和沉稳，最怕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决策果然不出任何差错。流动性的代价，是经不起时间的拖延和煎熬，“借钱玩通胀游戏”是要付利息的。签署“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正是在通胀频发之后慌了手脚，只会依照常规经济学规则紧急调控，才导致越调控越纷乱的结果。别人没有依照常规经济学行事，你干嘛要文绉绉地照着教科书上提供的“杠杆”左一撬右一撬？最好是谨慎对待那个币值和利率。严控房价、严控物价、严控股价，用耐心逼退通胀。别人亏着你在增长，这就是最佳选择。
二是最怕中国政府用火眼金睛看清了那些披着合法外衣的流动性其聚散有时、集结有序的种种非法动向。一旦如此，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动性潜伏活动规律，将被尽数掌握，“借钱玩通胀”的游戏将会功亏一篑。
三是最怕中国新一轮通胀迟迟不来。如果中国各地政府像中央政府一样，把保卫30年改革成果看的比“保8”同等重要，如果地方与中央都是一条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会成为举国一致行动。关注民生、重视多数民众的消费额增长、重视保障房、出租房惠及更多消费者就会超过以往期望地价、房价大涨的热情，通胀就会迟迟不来，那些已经潜伏或抄底的流动性会继续被套牢。
四是最怕中国沪市、深市、港股平静如水不出现几波高涨浪潮，更怕股市高涨前出现大盘深度下挫，如此，流动性潜伏结果，一切都会前功尽弃。2008年，在股市高涨的关键时刻，林毅夫曾通过网站提醒过全世界：“中国经济大盘非可一般能力所能彻底撼动，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实现高增长。”听懂此话的将会立即撤出。可是，也就在几天之后，小布什却在咒骂那些愚蠢的基金大亨：“他们已经疯了！”是否是在叹息时机没掌握好？
五是最怕中国政府用外汇储备换取先进工业装备，最怕中国政府不再增持美国国债。“借钱玩通胀”需要足够的流动性，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大盘。如果钱不够就只能完成抄底和潜伏，虽然也能抬高资产价格，但盈利而撤相对艰难，只能等待中国经济自己出差错的天赐良机。所以，最好的流动性选择是：既拥有足够的潜伏，也拥有不停顿炒作的游资。
六是最怕中国政府在通胀预期的关键时刻完成针对民间资本的管理和引导。这既是一股数额巨大的资本，也是一股在经济膨胀时可能盲目逐利、增加泡沫的资本。它们的动向常常与假学者真政客的社会活动有关。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能最终战胜流动性困境。自里根开始，美国的流动性战争在全球新兴市场畅行无阻了数十年，谁能相信它不会有滑铁卢一役？人们只相信：没有一次惨重的流动性失败，美国不会善罢甘休。
中国不怕美国因增持美国国债不够热情而故意对台军售。此后，每一次对台军售完成之时，中国都会举国鸣笛3分钟，以警示国人：美国再次犯下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有一笔笔铭记的战争挑衅，就有一次次潜在的动员令，美国若不怕撕破脸皮，就尽管给13亿人增添新仇旧恨。
台海之间的关系是血肉同胞的关系，中国人自己的事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智慧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指的是无美国干预条件下，否则，打台湾就是打美国）。同样，中国也不怕美国用万亿美元国债绑架中国，把话说破：大不了美元贬得一文不值，金融帝国与我国区区万亿借款同归于尽！这样的结果，究竟是美国最怕，还是中国堪忧？显然，赔了大头的不是中国！中美关系正常化条款早晚要重新签订。美国不敢为《上海联合公报》彻底摊牌，中国在等待时机摊牌。宁可由其“合法”针对“一个中国”培育两个分裂政府，不如大陆轻装上阵率先复兴。
未来的全球大势十分明朗：当各国依靠科技力量和产业升级逐步克服了资源紧缺的发展矛盾后，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最紧缺资源将不再是美国付出巨大代价一手控制的全球石油资源和美元流动性，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是“市场”。中国有13亿人口，蕴藏着世界经济体最庞大的消费需求。
届时，“市场容量”将吸引全球目光投向中国。
届时，美国未来的总统同样会说：我们离不开中国！
胡志平，
附资料：“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严重衰退
一、“广场协议”名词解释与实际意义
所谓广场协议，是1985年6月美国强制性要求日元升值的协议。因协议是在纽约的“广场宾馆”签署，由此而得名“广场协议”。国际金融分析师史蒂芬·吉恩评价说：那是日本最大的失策。这个协议让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汇率从260：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的根本目的，实际是美国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经济。
广场协议最有欺骗性的一面是，它不是单纯的美国与日本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美国与数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一项多边协议。但是，日本并不知道在这个协议的背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另有秘密协议，即美国将对英国、德国、法国履行美元贬值过程中的利率亏损补偿责任。这样，广场协议就成为一人作弊数人帮忙的协议；一桌麻将，麻友默认庄家作弊，成功机率大增。
二、“广场协议”签订前的美国经济状况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但是，美国高层的上述想法需要考虑此前的教训并寻找新的方法（即寻找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转嫁危机的方法）。美国此前的教训是：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三、广场协议的发明、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惊人速度，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此时，美国一方面在酝酿怎样拉拢日本签订一个协议，另一方面则依靠旁门向全世界制造舆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二战背景妖魔化日本，从而在对付日本发展问题上与西方国家达成一致意向。
此时，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也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美国政府、国会开始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与当今美国声称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一样）。
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但是，“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真实结果是：各国纷纷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四、广场协议的实际结果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这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于是，热钱纷纷涌向日本。“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前5年时间里，日本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广场协议5国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罗浮宫协议否认了广场协议所认定的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但实际上，广场协议虽然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疲软的结症，却使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掠夺了大量日本财富。里根执政期间，为美国此后10多年的持续增长奠定了不义基础。以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又先后部署了对日本的第二次通胀掠夺和1997年亚洲金融掠夺、以及2007年-2008年对中国、俄罗斯、越南的首次通胀掠夺。最后一次，实际损失较大的是俄罗斯和越南，有一部分热钱被套在中国。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使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受到重创。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又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1990年4月，日本大藏省颁布《土地融资限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随之引发泡沫经济崩溃。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这被日本国内称为“失去的十年”。期间，日本经济的部分好转主要是依靠中国市场容量的扩大。
（据互联网科技资料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