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是笔者今天参加搜狐经济学人论坛“经济刺激政策与结构调整”的主题发言，速记文字中错误较多，未经本人审阅，抱歉。

    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看看我们的经济刺激政策。05年以后到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政府已经在积极做结构调整，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打乱了结构调整的进程。首先我们的经济刺激方案取得了应有的效果，稳定住了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但这也是以结构调整暂时被搁置、拖延为代价的。现在来看，经济刺激政策有两个风险，最紧迫的风险是资产价格的上升，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另外一个稍微中期一点的风险是，我们这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未来的收益率值得担忧，如果收益率出了问题，做地方投资的主体，地方投资的平台可能会出现一些财务的问题。不管是房地产泡沫，还是地方投资平台的问题，中央银行出了坏账以后肯定要政府财政埋单的。

    第二，关于结构调整。大家对结构调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首先要对结构调整有一个定义，我个人倾向于从GDP的三种核算方法看我们的结构调整，比如从支出法来看，失衡体现在投资和进出口、消费比重很低；如果从收入法来讲，老百姓拿的钱太少，政府和老百姓拿的太多了；从生产法来看，第二产业发展的比较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慢。要应对这个结构调整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第二个，要素价格进一步增强弹性和自由化，包括生产要素，当然也包括金融价格，包括利率，也包括人民币的汇率，都要进一步弹性化。最后一个，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要向民间资本开放我们很多被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

    再谈一谈税制问题，现在中国很多结构性问题往根子看与1993年建立的分税制的体系还是有关系的，让中央在财权上拿的过多，但是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责任多，同时中央又不允许地方上存在持续的预算的赤字，这就自然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两个冲动，第一，靠卖地收入来平衡这个收入支出，地价推高房价，就存在了很多问题，另外一块，地方政府可能要寻找预算内的收入来源，更多地引资，给外资过多的优惠，更多的去做“两高一低”大型的产业。

    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1994年推出分税制改革，在当时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大。举个例子，中国现在出口之所以那么多，是我们国内储蓄高于投资，我们要投资50%认为也不高，是因为我们的储蓄高。但是分部门来看，其实过去20年居民储蓄是非常稳定的，高的都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企业储蓄率我们不谈，看政府储蓄利，我们现在看，政府储蓄率其实地方政府很多，很多谈到财政赤字，他的储蓄也是很低的，其实主要是中央政府储蓄率。

    所以未来这个问题怎么改呢？首先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要进一步匹配，另外，要改支出的结构，因为政府储蓄是等于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去政府的消费，我们之所以储蓄率高是因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中用于政府投资或者说政府向国有企业投资做补贴这样的形式上去了，未来更多的可能还是要提供教育、医疗、社保这样的公共产品，政府消费这块来转。最后一块，要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收入，除了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之外，增税肯定是很难的，因为现在中国的居民面临的税率已经很高了，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也不低，更多的还是要从税收之外做文章。以后可能做的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未来更多的要向政府作为大股东来分红，但是更多的要把这块向居民部门转移，不过这也是一个来源。

    最后在制度这块，可能要考虑更多的发债，未来通过发债的形式，一方面解决政府跨期资源分配的问题，另外，也可以成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壮大的契机。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要进行改革，一方面不能有短期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要有一个长期的连带的责任。另外，也不能单纯的以GDP、以工业总产值、以招商引资额度为考量，可能更多的应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