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总体战

　　当今欧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吉登斯曾说，业已发展了的国际和跨国相互依赖，转变着或转变了全球事态与局部事态的关系，使我们的时代成为确确实实的“全球时代”。越益密切的全球性交往及其包含的相互依赖远非仅发生于、或大多集中于经济领域。相反，它们同时还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形势和进程，涉及社会活动的差不多所有方面。经济领域，始于16世纪的欧洲经济的世界性扩展，导致了一个世界性贸易网的形成。得益于技术革命的扩散及当前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货物、资本、技术和人员的国际流动相当急剧地达到了先前远远不及的范围、规模和速度。文化领域，近现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标准的传播，使我们可以全球各地找到近乎相同的服饰、语言、思想、生活方式等。政治领域，全球化的最突出效应之一便是全球体系内非国家行为体的急剧增多与其作用的显著增大，民族国家大致可被当作国际体系内唯一重要角色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全球化还使得传统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即军事安全、战略和外交领域的事务不再以军政强国间的角逐为主要内容，而更多地引进了协调与合作。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导致诸多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问题产生。如同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打破了历来人类发展的最大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形成所谓的“脱域机制”，这使许多问题的产生与其后果、影响并不必然限制同一地点，从而导致问题的国际化、超国家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渐紧密，一国经济、尤其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极易受到资本的国际化、匿名化等的影响，如果一国经济政策失当，资本的流失、经济的崩溃很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导致灾难性后果。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显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超越一国范围而成为全球性问题，一国造成的污染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都遭殃；全球变暖、大气臭氧层的损耗、人口爆炸等均属此类问题。

　　全球化最严重的后果当属其政治后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传统大众认同的严重动摇。前全球化时代的大众认同集中于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国家能为它们提供人身、财产、生命等安全。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拓展了经济活动的范畴，也拓展了跨国家边界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于社会空间、国家边界概念等的认知方式。先前民族国家假定发生于其境内的社会关系――家庭、自愿联合体、经济团体、朋友关系等――不断发展成为跨国家边界的社会相互关系。二十世纪末的公民社会在诸多重要方面已更加自由地跨越、穿过国家领土疆界。这使国家内部公民社会通过国家管理变得更为不易，并使对主权的想象不再那么处于人们自我定位的中心位置、对国家而言这也更难以维持。随着人类活动及其影响高度复杂化和跨国化，人的迅速多样化的需求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要通过跨国价值供应来满足，这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国性问题，其解决往往超出民族国家的能力所及，后者的权威及其所得的忠诚难免相应减小。正是在如此背景下，一些认为民族国家已无法满足其需求因而心中充满愤怒的少数人团体，便将其忠诚转移向诸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跨国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身上，9.11恐怖事件正是利用了全球化的这一后果。

　　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公共的最高权威，各个行为体――民族国家――必然为了争夺稀缺的地位资源而展开竞争，因此国家间的合作往往比较缺乏。但当今出现的各种跨国犯罪行为对国际社会的破坏性作用是相当恶劣的，诸如9.11之类的事件打击的不仅仅是其目标指向国，更多的是打击了世界人民对于和平、正义、人道等关乎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因此，要解决这些恶劣的国际问题，必然要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各方面资源，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精神等。这就成了一种国际社会的总体战。

　　说这种国际社会的战争是总体性的，是因为其目标、手段、后果等都是总体性的。其目的的总体性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总体动员共同合作，加强对这些罪恶的打击力度，增强世界人民对和平、正义、人道等诸如此类人类进步目标的信念，促使国际社会走向更加和平与和谐。其手段如上所述，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等所有方方面面。而其后果的总体性更不言自喻，它将促使国际社会更为紧密地合作，进一步走向有序与和谐、合作，进一步减少现实主义思想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影响，它将可能导致国际政治根本性质的变化。

　　当前美国展开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就是一场具有这种性质的国际社会的总体战。在反恐怖问题上，美国拥有巨大道义优势，使其在政治上得到几乎所有热爱正义的国家的支持。而一些不那么有兴趣的国家，如伊朗、沙特等，虽然心中可能另有想法，但口头也仍表示有保留的支持。2001年10月10日，伊斯兰会议组织于多哈召开第9次紧急会议，也对恐怖主义行动予以强烈谴责。军事上，不光美国及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直接动兵，而且法国、德国、日本等都表示愿意共同出兵；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也都提供军事支持。经济上，国际社会决心消除恐怖事件的消极影响，保证世界经济的发展，2001年10月6日结束的西方七国财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表达了这一决心，同时此次会议还发表了一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行动计划》，提出要切断恐怖主义分子的资金来源，对参与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或个人“穷追不舍”。外交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此行动表示外交支持，并承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精神上，9.11恐怖主义事件不仅震动了世界人民的心灵，同时也使世界人民空前团结在反恐大旗下。人道主义上，美英在展开打击的同时，也展开了对阿富汗受战争影响的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并反复声明军事打击只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本•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从上述事实可见，“新”阿富汗战争的确是一场国际社会的总体战。这场总体战甚至将保护阿富汗难民、援助阿富汗重建等纳入其中，这是任何以往的战争中都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