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对外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从而在各个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1949-50年代中后期：创建时期

　　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中心任务是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我们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坚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首先与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国家及一些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针对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坚定地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并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国结为同盟关系，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打破了帝国主义企图孤立中国的阴谋。

　　同时，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中国人民先后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进行了较量，并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遏制”政策。

　　新中国政府还大力促进和改善与周边及其他取得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4年和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4月，经过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努力，使万隆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外交政策：第一次调整

　　两个拳头打人——反美抗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苏联开始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则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这样就出现了美苏两国同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美国的侵略干涉，又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

　　苏联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日益膨胀，开始对中国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1958年，赫鲁晓夫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取消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协议；同年9月，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1960年6月，苏联撕毁了中苏之间的250多项合同和协议，并撤走了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挑起边界事端，制造流血事件；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及随后接连发生的武装侵犯中国新疆和黑龙江边境事件，使得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两国关系破裂。面对苏联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中国展开了反对苏联霸权的斗争。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中关系，在其恶化后，中国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随之疏远，政治关系处于低水平，经济交往减少，人员往来几乎中断，只有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国一边，两国关系曾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的发展。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由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对外关系受到一些影响，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仍在发展。

　　中国政府继续谋求和平解决中印两国边界问题；中国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的边界问题，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了圆满解决。中国继续坚决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中国先后提供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发展。1964年中国同法国建交，从而在西方阵营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到1969年，中国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第二次调整

　　三个世界的划分

　　中美关系正常化

　　1、一条线、一大片：联美反苏

　　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争夺出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中国在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同时，大力发展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坚决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侧重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即执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方针。

　　2、中国同西方的关系

　　这一时期，苏联继续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武装入侵阿富汗，从而构成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的霸权主义及其侵略扩张政策已构成对我国安全的最主要威胁。美国出自战略利益的需要，调整对华政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有了较快发展。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8月，中日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载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当局所谓的外交关系，撤走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蒋介石集团签定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并于3月互派大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

　　3、中国与第三世界

　　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团结与合作。经过中国政府长期斗争，在第三世界的大力支持下，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这是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此后，中国的对外关系有较快的发展。从1970年到1979年，共有70个国家先后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针对60年代以来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这一战略划分同其他一些战略划分的不同之处，在于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揭露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性质。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计划，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80年代至90年代的外交政策：第三次调整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美苏争夺的重点则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霸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求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比以前更有利的外部条件。面对这些新情况，我国在对外关系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我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转变上：

　　1、第一个转变，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改变了原来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作出了新的切合实际的判断，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本世纪内打不起世界大战。

　　2、第二个转变，是我国更加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既不搞联苏反美，也不搞联美反苏；既不搞等距离外交，也不打“牌”。在国际事务中，完全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

　　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式解决国际争端

　　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战略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

　　党际关系四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

　　二十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

　　五、9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对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发展

　　进入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国际关系中增加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90年代的中国外交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时调整对外战略，从而开拓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至1998年11月底，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63个，中国共产党同世界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我国同23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

　　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我国90年代的外交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

　　1、打破西方“制裁”，推动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和“遏制”政策。面对这种困难情况，中国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坚决顶住西方压力，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同时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努力改善和发展与西方各国的关系。经过努力，我国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并使我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

　　2、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90年代对外战略调整的重点。中国同邻国之间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勘定边境界线、推动经贸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周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90年代是我国建国以来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之一。

　　3、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贯坚持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经贸以及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等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和李鹏总理访问拉丁美洲时，分别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发展关系的五点建议和中国同拉丁美洲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同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经贸合作和共同发展。1997年李鹏总理对非洲6国的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传统友谊，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在新形势下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我国同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友谊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4、进一步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扩展多边外交。

　　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1993年至1998年，江泽民主席出席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的历次非正式会议，对促进亚太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和1998年，李鹏和朱鎔基总理分别出席了第一、二次亚欧首脑会议等。中国在1995年成功举办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又于1996年成功举办了各国议会联盟第96届大会。1997年，第52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我国香港顺利举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促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确保地区稳定，调解国际冲突和争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在国际活动和多边外交中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5、树立新安全观，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新安全观的提出：1996年上海五国首脑会议倡导运用新的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原则处理边界安全问题；1997年在菲律宾召开的东南亚合作论坛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安全观；1998年，1999年和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对新安全观的阐述。

　　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树立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思想，反对片面追求本国或本军事集团的安全；树立综合安全的思想，反对单纯强调军事安全的做法；主张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作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反对军备竞赛和军事结盟和相互敌视；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炮舰政策。尊重世界多样性，强调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

　　6、发展国家统一战略。

　　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正以更加积极务实的姿态走向世界。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必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