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回忆父亲的一生，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了自己热爱的中医事业。三十年代，他珍惜施今墨先生给与的机会，刻苦攻读、废寝忘食，悬壶津门、恪守医德，贫贱不嫌、童叟无欺；四十年代，成名之后不忘本，行医为民、向往光明、追求进步，苦心钻研平民百姓买得起的中成药，在白色恐怖下冒着一家老小的生命危险掩护我党数位地下工作者，为维护中医的社会地位向黑暗势力做抗争；五、六十年代，他侧重小儿常见病、多发病、流行病和疑难杂症的临床研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整理和发掘祖国医学的宝藏，编写中医学理论教材，为新中国、为天津市培养一代新型的中医人才，为中医中药学的现代化而探索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在各种会议上呼吁：“我们中医既要有志气，也不要因循守旧，要向西医学习，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我们中医要行医为民，处方药剂一定要做到‘精、便、廉、效’”、“我们一定要及早保护中医药材的自然资源，否则，我们中医将来不亡在医上，也要亡在药上！”；七十年代，他为拯救和恢复天津中医界的学术领先地位奔波、操劳，为祖国医学宝藏世代相传，在大学的讲台上、在医院的门诊和病房里授课讲学、身教言传、甘为人梯；八十年代，他集中精力研究和探索中医对脑病的新认识、新概念、新理论，在同行们的协助和共同努力下，创建了“中医脑病”新学科。特别是在他后半生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胆尝试用现代科学技术诠释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他在1989年天津市卫生局组织编写的《天津卫生事业四十年》一书中发表的文章《中医学理论重见光明》，集中反映了他的探索和思考。在这篇文章里，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当中的控制论、遗传学、解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人类生命科学各个学科角度来诠释中医“阴阳五行、五脏一体、天人合一”这一沿袭千百年的朴素、古老的传统理论和学说。在结论里，他引用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走向未来我国新医药学之前，中医和西医都要大发展，都要现代化。没有中西医的现代化，谈不上中西医真正的结合，更谈不上发展成为新医药学。”就父亲所说的“未来我国新医药学”这一表述，我翻阅了父亲留下的一部尚未发表的百余万字的书稿《何世英医萃汇集》，其中汇集的论文、报告、教材讲义多处涉及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似乎都在给“国医”这个戴在中医头上既是模糊含混的概念又是耀眼的光环勾画一个新轮廓、新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对这一新轮廓、新内涵的描述逐渐清晰起来，既不是指从中国封建时代“御医”概念上演变来的“国医”或是传统意义上民间流行说法的“中医”，也不是受进入我国后的西医影响进行了小改小革的“中医”，而是指世界上中医、西医两大生物医学体系从开始自然地渗透结合到未来高度融合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体系，这才是他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医”。这一新医药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造福于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且是对世界医学乃至全人类的贡献。他将此视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医学界一代人甚或几代人神圣的使命，是一项远非子承父业、一门一户、一省一地所能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大事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先生回忆在我父亲身边实习的经历时，十分感慨地说：“何老是我最敬重的先师和长辈。七十年代初，我在儿童医院跟何老抄方实习近三年，后来又在天津中医医院脑病专科跟何老专攻脑病，这两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何老知识渊博，讲授中医理论深入浅出、见解独到、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是我最爱听的课。跟他抄方实习，倍感亲切，关键地方总是毫无保留地给我点拨和指教。天津市中医水平和实力多年来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与何老的工作分不开，是功不可没的标志性人物。何老在全国中医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目光开阔前瞻，在医德上堪称楷模，在医术上堪称大师，是著书立说卓有建树的学者，是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中国新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尤其是在中医脑病理论和临床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突出、历史性的贡献。对何老的医学遗产和精神遗产要进行全面、深入和抢救性的发掘、整理，应当得到传承、发扬和光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