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歆耕先生，日前撰文：《由语文“被下岗”所想到的》。文章称：上海六所高校自主招生测试，其中四所不考语文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不仅是考生和家长觉得无法理解，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荒唐”的举措也提出质疑和批评。

语文在四所高校招考测试中“被下岗”，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人文素质和教育机制对人文教育的极度不重视。招生方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

曾几何时别的学科都是必要的，母语教育却成了首先要减负的“负担”呢？陈先生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持有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做法，只能唏嘘感叹。”他引述一位有识之士话说：“现在很多学生往往以人文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来换取专业学科知识的高积累。在专业知识的高墙之上，却面临心灵闭锁、沟通障碍和情感脆弱等人格危机。”

从该文中笔者感觉到，陈歆耕先生不仅是一位戎马20多载的老兵，更有一腔爱国热忱。他引用了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中的话：“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陈先生问：“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离开了本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抽去了民族文化的脊髓，更何谈传承民族文化的传统？ ”

是的，那是一篇感人的文章。笔者学习《最后一课》这篇课文，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课文里的情节依然留在记忆里。比如“......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ba，be， bi， bo， bu。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臾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等等语句，仍旧坚实地烙印笔者的记忆里，想抹都不掉。

无独有偶，今天的《环球网》引述香港中评社的消息称：对于正在讨论研拟中的台湾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接受专访时表示，如果“皇民史观”过关的话，马英九将成为历史罪人。他还表示愿意和不同意见的人士公开辩论，“如果要硬拗我，我头可断、血可流、理不可屈，我们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在国民党重掌政权之后，王晓波去年获聘担任“高中历史教科书课纲修订小组委员会”成员，他主张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史”课程时段，由目前的一学期增加为两个学期，“台湾史”仍维持一个学期，故引起岛内的广泛讨论。

王晓波指出，高中历史课程修订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原则。至于为何要加强中国史的教育？他强调，这不仅是他的主张，高中老师也都普遍反映中国史教不完，因为把至少4千年的中国史，压缩到和4百年的“台湾史”都是一个学期教学，这叫老师怎么去教？

王晓波强调，尽管增加中国史的教学，但世界史并没有减少，他认为，不论如何，台湾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份，连外国人都要上孔子学院，台湾还能搞“去中国化”？因此，他说：“‘宪法’158条规定，文化教育应发扬民族精神，如果去吹捧日本殖民统治，这叫发扬民族精神？‘去中国化’叫发扬民族精神？把台湾先人抗日的英勇事迹全部抹煞，这也叫发扬民族精神？他愿意和不同意见的人士公开辩论，“如果要硬拗我，我头可断、血可流、理不可屈，我们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王晓波坦言，真的关键不是在教学时段，而是在史观，时段问题是技术性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史观才是本质问题，要教学生什么样的“台湾史”？要教什么样的中国史给台湾子弟？要教学生“一边一国”？还是根据“宪法”的“一国两区”？因此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至于史观如何订定的问题，王晓波直言，未来在修订小组讨论时，难免动用表决，如果是“皇民史观”过关的话，“马英九将成为历史罪人”。

对于另一位高中历史课纲修订委员、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窈指责他主张的“台湾史”“可能成为两岸关系友好史”，王晓波则表示，两岸友好与否并不是他主张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依照“宪法”增修条文的“一国两区”史，再说，两岸不应该友好，而必须敌对吗？

周婉窈还指责修订后的“台湾史”会被当成“中国的地方史”，王晓波则反驳，清代所编的《台湾府志》难道不是中国的地方史？日据时期的“台湾史”，确实不是中国地方史，但是光复之后的《台湾省通志》，是不是中国地方史呢？自称“台湾史”专家的周婉窈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

引述环球网对台湾王晓波教授的报道，并不是给上海某些让“语文下岗的人上岗上线，王晓波在海的对岸讲话的时候，也许有所忌讳，首先他面对的是非不分，“泼妇骂街”的民进党，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他说话的尺度。不过，老教授坚了一个真理：台湾的过去属于中华民族，台湾的现在仍旧属于中华民族，台湾的历史永远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脑袋进水的上海教育界的某些“国粹们”，让自己的“母语”下岗，像把一条鱼被挑了刺，像把一条龙被抽了筋，剩下的是什么？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他们是在抽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呀！

因此，笔者以为，正如陈歆耕先生所言，测试某些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被下岗”的不应该是语文，而是那些人文素质低下的教育管理者。（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