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为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时逢三峡工程、重庆直辖决策，著《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以审议者身份逐日记录这两项决策在人大阶段的全过程，是这一题材目前所见的惟一公开文本。后为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屡提有关三峡工程的提案、建议。2002、2003年经实地采访著《命运的迁徙》，记三峡外迁移民，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被书评认为具“沉重的忧患意识”和“众生平等的平民立场”。
今年3月10，利用他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机，本刊记者采访到他。
“决定三峡命运的应当是专家”
《瞭望》：看你在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兴建三峡工程议案时的日记，审议后期的间隙你外出骨折，后来没有参加投票，如果投的话你会投什么票？
黄济人：反对票。这不是一个我个人的想法，是当时我们重庆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
《瞭望》：那如果是换到今天来投票呢？
黄济人：我还是反对票。
《瞭望》：为什么？
黄济人：因为建了大坝以后，以前预料的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当然还没有达到证明修建三峡工程是错误的程度。
2006年重庆大旱后，我在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过提案，希望请有关部门评估重庆极端气候的原因，本意就是看和三峡大坝有没有关系。后来得到回答，说是和三峡大坝没有直接关系。
三峡大坝的建成也让重庆得到了一份厚礼，那就是直辖。直辖后重庆的发展势头确实是很猛的。
《瞭望》：你日记里写当时有些代表投赞成票是对中央、对专家的信任。你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吗？
黄济人：这是主要原因。因为大家相信党和政府会为人民办好事情。重大的经济技术项目，其实不应该在国家最高的政治殿堂来表决，不懂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决定三峡大坝修于不修的命运的，我以为不应当是政治家，而应当是专家，代表们大都不懂。我当时做过一个试验，书上没有写，我问一个外地代表三峡是哪三峡，他都不知道。对三峡如此无知的情况之下，要对三峡的命运作出裁判，就显得很荒唐。以后没有问题则罢，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投票的代表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担责任。
没想到直到今天，我看这次政协会上有个委员，她说不投反对票是因为爱国。把爱国和不投反对票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低档的常识错误。
在军博的三峡工程展馆里，有的讲解专家热泪盈眶，希望快上，说江水不能够白白流走啊。诚心可感。在审议的小组会上，来答问的专家还讲到，敢用人格来担保它的科学性。这话就很重了。他们对三峡的理解和热情也是很感人。
《瞭望》：你也被感动了？
黄济人：这个问题不是人情化的东西，是很严肃的科学问题。知识界的代表比较崇拜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不喜欢人云亦云。对水利可能不懂，但常识懂，就是生态不能轻易破坏，一条母亲河拦腰切断，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很难接受。
以前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很多重庆本地人都有一种通过兴建三峡工程改变现状的想法。一旦接触到它以后，由一点不懂到多少懂了一点东西，就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瞭望》：表决前你预料到这个议案会通过吗？
黄济人：从态势上来讲肯定要被通过，这个我们一点不怀疑。审议的时候会场提供的资料，还有当时在军事博物馆搞的一个展览，都是正面的居多。赞成派显然站在主流和主导地位。反对的人也有，他们送文件，发消息，串联参会代表，有时偷偷摸摸，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瞭望》：那你觉得三峡工程决策的民主程度如何？
黄济人：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给的民主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至少比一般决策要民主。对这个事没有搞强行规定，“保证选票”。
会上有一句话促进了不同意见的公平竞争，是一位领导人讲的：支持三峡上马和反对三峡上马的都是对三峡工程的贡献。后来，我们重庆有些投反对票的代表回去还受到了重用。
“稳得住的任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瞭望》：《命运的迁徙》里写的外迁移民，情况看起来还不错。
黄济人：比起本地安置，外迁对改善过去的命运的机会要大得多。这个事情是利弊相当，风险大，一切都因人而异。到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先进的地方去，对他们无疑有好处，尤其很多人是为了下一代而去。当然要克服眼前的一些困难，除了故土难移以外，我估计文化上的冲撞难以战胜，依赖自己过去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而且移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后来有些移民回流了，对这一块我有机会还想再写本书。
《瞭望》：外迁移民的采访素材有没有经过取舍？
黄济人：取舍得多了。这本书如果真要出得好，应该增加一半的篇幅。我写了一部分的时候，宣传部门说，移民工作还在进行，写这个书要让他们愿意走，不要害怕走。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要帮忙不要帮倒忙，有些事情有另外的机会说。我开始的标题是《一步三回头》，那个调子比较低，以后接受他们的意见就改成《命运的迁徙》。
我去福建夷山、安徽宿松遇到的危险，书里都没有写。
《瞭望》：怎么回事？
黄济人：去武夷山时，当地移民把我当成人质“扣押”，说重庆市的移民官员骗了他们，迁到武夷山后，并没有得到每人一个卖茶叶的门面。他们要拿我交换重庆市一个移民部门负责人，不让我出房间，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七八个小时，七八个年轻力壮的人围着。经当地干部做工作才出来。
后来我问重庆移民局负责人，他们解释，为了完成移民任务，基层干部调动一切手段，虚构一些东西，瞎吹，这完全可能，但局里不会这么草率。
到宿松县时，移民闹事的宿松事件刚发生一个礼拜，公安部门不让我去，怕我出事。我是公安部聘请的警风监督员，坚持要去，四个便衣才陪我去。到街上一家移民开的理发店，他们在外面等着，我进去洗头，用重庆话说话。店主问我到这个地方干嘛，我说做买卖。他很快他说：“你不是！你是重庆来的公安！”就开始要通知人，要怎么样。我马上离开，头上的泡沫还在，当地公安一看这种情况，一下就把我架上车!
《瞭望》：对外迁移民工作你有什么建议？
黄济人：我当上届全国政协委员时提过一个建议，当时各接收地纷纷撤销移民办，他们觉得移民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移民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认为移民毕竟不是本地人口，稳得住的任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负责。但据我所知现在各地的移民办并没有恢复。上海的人还对我讲，移民的依赖思想很重，有人管了，他什么事情都来找你；没有人管，相反能促进他自力更生。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
大约是2000年左右，我当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时还提过一个建议，把重庆市政府的“增光奖”评奖范围扩大到外迁接收地的移民官员和当地老百姓。因为这些人有的像父母一样一样爱护、关照移民。这个建议被重庆市政府接受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