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长期依赖高投资、高出口的弊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转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的关键是，调结构的重点是促消费，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增长，否则的话，促消费必然演变成借明天的钱来满足今天的消费，什么后果？美国人已经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因此，决定调结构成败的一个关键点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提升消费比重。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收入增长，不仅仅指绝对量的增长，还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相对速度要快于其他部门。

　　    各位认为如何能实现这一点。

　　    我们不妨先来探寻一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为何会演变成现在的格局。我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必须要大力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工业建筑，而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又给了出口以特殊的优势，使得这两种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初期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二是这种快速见效的发展模式迎合了各级政府以GDP为导向的政策目标，能够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归纳起来，在工业化初期，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在此之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这种结构高度绑定，并推动着它以巨大的惯性高速运转。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在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被有意无意地暂时忽视了，从而不可避免的落在了后头。30多年来，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都已习惯了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并对它产生了深度的依赖。

　　    这种情形在制度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可以形容，叫路径依赖，长此以往，很容易形成制度内卷。什么意思呢。上世纪西方学者曾经有过一个“帝国循环论”的论调，认为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帮助中国打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循环，否则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很可能会继续轮回下去，比如清朝的下一个封建王朝是太平天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会从心底里认同这种观点，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说法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以现在社会上泛滥的官本位思想和被部分人称为封建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制度来看，两千多年的封建残余确实在国民的思维方式中根深蒂固。

　　    用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要打破路径依赖，必须借助外部冲击或者内部危机的方式来实现。19世纪西方的殖民侵略对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更替而言实际上就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以历史发展趋势的眼光来看，即使没有西方的侵略，中国的封建制度也很可能被其他形式的冲击所终结。

　　    但为什么这种改变多数会以不可抗力的方式发生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各种社会结构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原有的秩序才能被打破，新生力量在接替旧势力的过程中才能避免遭到扼杀。

　　    回到要讨论的经济结构调整。任何先进的理论都要靠人来实践，而人是利益驱动的。所以，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必须符合实践者所遵循的利益规则才能真正得以施展。以当前国内的利益格局，实现这一点看起来是比较艰难的。

　　    促消费很大程度上是要扭转中国悬殊的贫富差距，通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穷人的收入比重来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这必然要对以官员和企业主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即使不通过牺牲他们的利益来提升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这种变革对他们来说也缺乏直接的好处。让既得利益者来主导实施损害他们利益的收入分配改革，这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阳奉阴违是可想而知的。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房地产问题几乎浓缩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贫富差距的绝大部分症结。房地产繁荣带动了以钢筋水泥为代表的整条投资产业链的持续兴旺，并推动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向投资品行业集中，不仅使得产能过剩愈演愈烈，而且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高房价、高地价不但造成居民收入增长回流政府部门和房地产企业，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更进一步使得庞大的社会财富冻结在房地产部门而无法用于真实消费。

　　    如果真要调结构，调控房价绝对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通过把房价实实在在地降下来，一方面，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消失可以有效促使社会资源向非投资品行业分流，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另一方面，居民财富从房地产部门的解冻相当于其可支配收入的一次爆发性增长，无疑将极大地提高居民整体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造就一批真正的中产阶级。试问，在现阶段的中国还能找到哪一种方法能对社会财富和购买力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即使工资收入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恐怕一般居民离房子的距离还相当遥远，更别提它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至于转移支付和社保，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救济和保险制度，其本身不足以提高消费水平，它所能释放的购买力对于深处房奴陷阱的中下层百姓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但一旦把房价降到普通民众可承受的水平，首先是房地产商的超额利润被剥夺，其次是高房价的主要受益者地方政府的利益遭到削弱，这样的建议在当权者那里会得到迎合吗？看看两会期间住建部、发改委、地方政府、房地产商的表态就知道了。

　　    调结构在中国早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只是谈而已，非但没见什么成效，反而结构失衡在金融危机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说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奇怪的是这些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09年的数据是43%，已降至历史最低，倒是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节节攀升。某些时候从中央的角度看似最优的决策，当面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时，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执行起来难免就会各自为政。而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博弈中，谁胜谁败是很容易分清的。

　　    所以，也许很多人都明白但不愿明说的事实就是，在中国，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主导一切。探究一下成功富豪的发迹史，以及问题富豪的落魄史，我们对这个道理会理解的更加深刻。调结构涉及的绝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深层次的，它涉及的是财富分配结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背后的权力结构问题。从中国历史上看，自上而下的改革鲜有成功的案例，因为这些改革多数都触犯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百日维新也是失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了，但不能不说是因为有十年动乱作了铺垫。即便在几个仅有的成功例子中，也没有一个是风平浪静的。站在这样的高度，谁都能想到结构调整必然是阻力重重。

　　    总结起来，笔者的观点是这样的，促内需、调结构从全局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它的前景未必会像多数人预期的那样乐观——调整的过程既不会太顺利，改变的方式也不会很温和，它的结局很可能是动荡的。逻辑是在这样的变局中存在着一个很难被消化的矛盾：促内需必须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为前提，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由于与精英势力的利益发生冲突，必然被消极对待甚至遭到抵制。因此，它的出路很可能有两种：一种情况是调结构由于在地方层面得不到有效贯彻，原有的经济运行模式继续得以运转，最终以泡沫破裂的形式被强制性纠正；另一种情况是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行遭到地方官员的激烈反弹，从而引发执政党内部的动荡。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为未来几年的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埋下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