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温总理在与网友连线时明确指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次日，教育部新部长袁贵仁也明确表示，要逐渐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大家知道，关于“高校行政化”问题，社会各界包括大学方面的校长和教授等，都已经嚷嚷了多年，但教育行政管理当局一直都没有正面回应。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来自上面的正式认可和明确导向，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利益，一些原来主张去行政化改革的当事人，却忽然一反常态，立刻变支持者为反对者，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这着实有些戏剧性。这种戏剧效果，在纪校长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我眼里，近年来中国各大学校长中，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是最有行政魄力和个性化领导魅力、最现卓越治校业绩并敢于率真讲话、因而也最令人（至少是我）敬佩的一位。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关于高校行政化的倾向，他也时有针砭批评言论见诸报端。但出人意料的是，恰在总理和部长都公开承认并表示要努力“去行政化”的当口，他却以人大代表身份站出来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这不能不给人一种“叶公好龙”、“人格分裂”或“双重标准”的感觉！

其实，面对改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双重人格”。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反过来说，凡是实质性的改革，都不能不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因此，在现实改革过程中，一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是很容易“自相矛盾”的：如果改革不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对自己有好处，就支持并积极推动改革；而一旦改革触动到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对自己没有好处，则立刻会一反常态，变“改革派”为“保守派”，不是消极对待就是积极反对。

在“高校去行政化”这件事情上，纪校长虽然现在并没有明确反对，但他在态度上从过去“坚决支持”到现在“消极提醒”的微妙变化，却很值得人们玩味！这种态度转变，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他原先批评高校行政化的真实动机。噢，对不起！想起来了：易中天老师好像早就教导我们说：不要问人动机！我错了，我错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正一反的言论，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作为校长，过去你反对“高校行政化”，是为了向教育部要自主权；现在教育部说，你不是要“去行政化”吗？那好吧，先把你校长的行政级别取了！这下触及到了纪校长的痛处，于是马上变了态度，高喊：你取了我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这一正一反两头说话，很有戏剧效果：原来纪校长是一位“自我中心主义者”，所有的言谈论说都是站在自己“校长”的立场上说话。不利于我做校长的，就反对；有利于我做校长，就支持。去行政化改革有利于我做校长，就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不利于我做校长，就反对。可谓态度毫不暧昧、旗帜十分鲜明！

应该承认，纪校长的说辞不无道理。高校行政化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体制问题，涉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因此，“去行政化”改革需要配套推进，才有望最终获得成功。但问题在于：改革总是要有个突破口的。如果改革当事人个个都像纪校长这样抱着“从我出发怕吃亏”的心态及行为倾向，那么改革就无从改起！

你站在校长角度说，要改，不要从我做起，最好是别人先改了再说，否则先改了我自己，不仅我吃亏，我“没有级别什么都干不了”，而且还“上纲上线”说，取掉我校长级别不仅是贬低我自己，而是整个地“贬低教育”！

那你将心比心，如果站在别的当事人角度，也说你纪校长同样逻辑的话呢？那这“去行政化改革”的事儿肯定会泡汤！那以后谁也别废话了，瞎嚷嚷什么呀，根本就没有谱的事儿嘛！咳，这就是改革难难于上青天的原因啊……因此，改革，特别是这样一种直接涉及官员切身既得利益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只有每个当事人都能够走出“自我中心”怪圈，不是“从我说起”而是“从我做起”，才有出路，才有成功的希望。

呜呼！常言道：站着说话不腰痛。从古到今，往往论人说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别人容易检点反省自己难。事情没有轮到自己头上，什么都好说；一旦轮到自己头上，立刻变颜变色。说不定哪一天，我这个天天呼吁教育改革的“教育从业者”，一旦把自己改进去了，立刻就消声失言，甚至表现得忸怩丑态，还不如我们纪校长这样能够坦言直说，那谁也说不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写这篇博文的用意是就事不论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纪校长是我母校的校长，也是我当年求学时的校长，我的博士帽就是他亲手给我戴的。多少年来，无论是言论还是作为，我对他都是赞同有加、崇敬无限，因此对他个人的人格和魅力，我是一点都没有二说的。我所关注和关心的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论事无意间“连带”了他，如有冒犯谨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