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我现在就问你你想不想改？”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抬着下巴，直视着斜对面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你们有没有紧迫性？若有我就去请示”。

　　“我们现在什么都动不了啊，什么都听上面的，高校不是办学主体，活力不足，没有积极性”。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说。

　　吕祖善听到这句，右手拿起桌面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扬在空中，又插话道“这里不是提了要改革吗？说了这么多，要放权”。

　　主持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长毛光烈见省长的样子急了，站起来走到吕祖善对面：“问题是谁敢，改革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一旦改得不好，马上群起而攻之，谁敢改？”

　　“所以我才问你们想不想改敢不敢改？”吕祖善马上接话。

　　“必须要有政策保障”。王建华说。

　　

　　这是3月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的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围绕教育改革的一段现场“交锋”。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转述这段对话，是因为这段精彩的对话，十分耐人寻味。一省之长要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可教育厅长因担心改得不好“不敢改”，虽有“放权”的改革要求在，可却还要问改革的“政策保障”，而高校的领导干脆承认没有积极性。这样看来，教改就成了很难解开的“死结”。

　　

　　这是由政府部门主导教改的必然结果：具体教育行政部门既要听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更要听当地政府的；当地政府则要看教育行政部门的实际行动，再做改不改的决策；至于学校，则只有听命政府的安排了。

　　

　　这样的教改局面，很令人担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根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从文本中，尚不清楚怎样研究部署、怎样指导实施、怎样选择。而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将启动《规划纲要》的实施。假如方案未定，责任不清，会不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上级教育部门问下级部门“想不想改”，而下级教育部门又问上级部门要政策保障的拉锯战呢？改革的宝贵时间，可能在拉锯中浪费——这倒可解释《规划纲要》中为何“逐步”一词出现21次，“探索”一词达到41个。

　　

　　教改在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遭遇的困境告诉我们，“想不想改”、“敢不敢改”、“怎样改”，其实不该由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而应该通过人大决策，当人大在经过讨论、听证、审议，对教育改革方案进行审批之后，不管政府部门想不想改、敢不敢改，都必须改。改革不是随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情而定。

　　

　　同时，通过人大审议的教改方案，必然在改革的保障和问责措施方面，考虑更为周全。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教改方案，只能动用教育行政体制内部的资源进行保障，却无法要求其它部门为教改做保障，所以在谈起教育经费问题（涉及财政部门）、就业制度改革（设计劳动人事部门和用人单位）问题时，就有些无力；而在问责机制的设计上，当然也不愿意拿自己问责，也无权对其它机构问责，所以，在对具体改革任务的描述和完成时间节点的要求上，能尽量模糊的就尽量模糊。此所谓“知易行难”。

　　

　　在教改《规划纲要》启动制订时，我们就曾建议，《规划纲要》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由全国人大推进实施。现在看来，由人大审议教改方案、推进教改的实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各地的教改中，要让教改不再纠缠于“想不想改”、“敢不敢改”，当有由人大推动教改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