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QQ群里看到一组图片，是一些国家国会场景的对比，其中有土耳其、墨西哥、意大利、韩国、乌克兰、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也包括中国台湾，这些国家与地区的议会均出现激烈的争论甚至大打出手的景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会议庄严而肃穆，文明和谐。
上面的领导照本宣科，下面的参会代表们酣然入睡。一面拿着俸禄履行职责，一面悠然去会周公，这可以说是中国官场与会场的独特风景线了。
2010年两会，据说给每位代表发笔记本电脑，此举在媒体与民众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崔永元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会议给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多大不便，提交与回复提案的态度要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
以往也经常在网络中传播着对中国的官员在会场上睡觉现象的报道与批判。在两会进行之中，重新提起这个话题，难免让人心理笑不起来。
人民代表是一顶含金量很高的帽子，是需要承受民众的重托，每年的聚会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的，更需要草民百姓为他们牺牲自己的方便，实行交通管制的。
试问：有多少代表对得起这顶帽子、承受得住人民的重托、对得起交通管制呢？数千人规模的两会代表究竟给自己身后的百姓带来了多少有价值的提案呢？那些提案在审议的时候，在批复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境遇呢？
我们常见的中国式会议很少是激烈讨论甚至辩论的，而更多的是照本宣科，上情下达的学习式的，是精神传达最正规的渠道。是领导意志的集中发布，而不是下情上达、充分讨论之后，通过投票而实现的结果。
像某些代表委员开口闭口“我是来向各位领导学习”、“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指教”、“这个话题很敏感，我不好说”也是对不起的。
政协委员贾康所痛批的某些委员把小组讨论当成了聊天会，不专心讨论问题而是嗑瓜子喝茶聊天，也是对不起的。还有不把进京议政当正事，而当成政绩宣传、接近上级、形象公关、熟人闲聊、扩大影响、媒体露面、跑官要官的机会，更是对不起。
在2010年两会进程，社会福利和保障界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发言，前20分钟讲形势大好，后20分钟讲吸烟破坏环境、别乱吐痰。政协委员、广州宏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拿过话筒，说：“本来时间就不多，你一个委员还占半个多小时说些小事情！”
凭心而论，要说代表们如此做，也是有情可原的。
浅层次的原因是：春困秋乏是人体的正常需求，更何况不管是身体上、年龄上还是政治经验上，这些代表们早就到了“成熟”的程度了；
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虽贵为代表，却没有被赋予一言兴邦的重任，从流程上、从力排众议的决策力上、从振臂一呼的影响力上，都难以得到相匹配的机会。既然说了也没用，甚至会由此而得罪包括领导在内的一批人，何须如此不成熟地较真呢？
如此说来，在重大会议中聊天、拉家常、打瞌睡，也可以算是明哲保身的聪明之举了。
会议不是照本宣科，不是传达精神，不是走形式的“好好主义”，不是坐在那里为领导捧场，做鼓掌与表决甚至表决心的机器，甚至把这当成自己的殊荣，而是真正做到查纳雅言，发挥集体的智慧，而不单纯是一个秀场。
会议应该是发表不同见解的场所，其核心内容与形式应该是讨论。
不管是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不管是方向问题还是技巧问题，以及主流问题与非主流问题，赞扬与批判，搭建平台的人要宽容，给每个人（特别是持不同意见者）充分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而与会的人都需要坚定地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让自己不至于浪费名额、浪费资源。
假如说两会代表相当于议员，是政客，那么中国的这些政客绝大部分都是“兼职”的。
他们从来都是在开会的时候召之即来，会议结束就各回各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除了这些，还要做好本职工作。
虽然这些政客都是“兼职”的，但他们头上的“乌纱”却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资源，这个资源不仅可以给自己带来优质的人脉、丰厚的资本以及铺向未来的平坦道路。而保住这顶乌纱就成为天大的事情。就需要杜绝任何让这顶乌纱有岌岌可危的事情与因素出现。
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北京不仅是首都，而且是个神圣的地方；而最为神圣的中心就是天安门与人民大会堂，当数以千计的精英怀着朝圣般的激动心情，如潮汐般的在3月之内往返于家乡与这个“神圣”的地方之间，其真正所表达的未必就是民生之意，更非选民所赋予的职务责任与政治义务，更多的是一个秀，向更多的人展示自己的风采与POSE的秀场。实现的是自我目的，而非为了公众利益。
“两会”是中国最高端的会议，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这样的会议从国家级的到省级的，再从市级的到区县级的，每年都要成为一个政治精英的重要生活内容。
这种会议体制从本质上更是一种统治之道，而非民意传达之道。
在本人看来，中国缺少职业政客的社会制度与环境，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
职业政客不需要有额外的工作，需要有些职业精神，更需要对得起选民的信任与委托。
政客的一切资金不是从国库中支取的，而应该是凭本事从民间募集的。花费国库中的钱是败家的行为，如果政客坚持为选民争取利益，那么是不用发愁没有人为其竞选提供资助的。
因为从战国时代，吕不韦投资于政治就成为美谈，而到了清代末期，乔致墉对张之洞的投资，胡雪岩对曾国藩的投资，都是商人对政客的成功投资，都得到了超值回报。而且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政商勾结甚至在为官的同时，也把商业经营作为副业的人，比比皆是，做到极致的就是嘉庆初年，由于太上皇乾隆之死而被扳倒的和珅了。
政客是需要遵循“旦行好事，莫问钱财”的原则的，那才是真正的为官之道。
早在1956年，周恩来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将来在代表大会上要建立辩论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
遗憾的是，即使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依然没有达到周总理那样民主的高度。
要想把在会议上聊天、拉家常甚至睡觉的现象杜绝，就需要建立职业政客的制度与环境。
——成熟的政治制度呼唤职业政客。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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