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国进民退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垄断”，二是“楚河汉界”，三是“玻璃门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其表现有四，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明显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最为引人瞩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铁公基”成为国企的专享盛筵；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

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比如，从2001年之后，国有资本几乎就没有进入到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行业中。当今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引起最大非议的是，这种垄断的形成、效益及效率的提高，不是市场竞争和创新所达成，而是借助于政策设定、金融管制及微观干预的力量。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遭到政策性的打击，而其最重要的冲突时间，则是在宏观调控的时期，比如2004年的夏秋和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

当“国进民退”浪潮发生的同时，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是，我们几乎在中央文件中看不到这一名词，甚至有很多决策层人士彻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在经济理论界似乎也没有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支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门现象”。“发明”了这一词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是这样描述的：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这三大特征之形成，是从2004年的那次宏观调控就发生了的。在一开始，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无知觉，直到两年后调控结束，才有人意识到事实的生成。2006年开春，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