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三  孟繁华  李云雷

    主持人：这一期“争鸣”的对象是肖建国的中篇小说《中锋宝》。这是一篇将朴素的艺术形式与深沉的现实思考结合在一起的小说，为了将小说丰富的内涵阐发出来，我们特意请了冯立三、孟繁华、李云雷这三位生活阅历、知识背景不同的老中青评论家来谈这篇小说，希望他们和而不同的“声音”，能激发出灿烂的思想艺术火花。

   孟繁华（评论家，沈阳师大教授，以下简称孟）：小说是写一个人的命运——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既是一种历史叙述，也是个人命运的变迁史。在“小叙事”中隐含着“大叙事”。通过一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表达了世道人心、人情冷暖。我注意到雷日宝的“幸福时光”是在“文革”期间。这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只因篮球打得好，不仅下乡一年就招了工，而且工种随便挑，篮球场上他更是如鱼得水，风光无限。我们再看雷日宝的性格，他是一个标准的好人。但这是善良，也是迂腐——周顺昌连篮球队都进不去，却顶替他进了县体委；本来是让李文德看着于丹萍不要和别人接触，结果李文德替代了雷日宝娶了于丹萍。按世俗的理解，雷日宝真够“窝囊”的了。但这些都没构成对雷日宝的致命打击。但好人不见得有好报。他突然得了急性肝炎，待到出院工厂已经解散了。小说从这时起了变化：雷日宝这个昔日的英雄，这个光荣的“工人阶级”，成了“无业游民”，并逐渐深入到芜杂的生活中去了……《中锋宝》的经验很重要，它写了“底层”的生活，写了一个工人的苦难史，但它超越了泪水涟涟苦难无边的“底层写作”，将批判的视野投向了“底层的陷落”——普通人身份转变后的堕落并不比权贵逊色，他们几乎没有底线。这是小说的一大贡献。

    李云雷（评论家，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以下简称李）：小说通过雷日宝的个人遭际，写出了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逻辑与生活氛围。在他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篮球禀赋，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荣耀，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制度与文化，即一种社会主义的工厂文化。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工人有稳定的工作与生活，因而有时间和兴趣去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娱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制度文化，不是将工人视为赚钱机器，或者“劳动力”，而是工厂的“主人”，因而重视他们的全面发展，以及每一个人的特长，这样一种工人的生活方式，当它存在时我们以为是自然的，一旦失去之后才知道有多么重要。与之相比，现代私人企业严格的管理制度与不成文的加班规定，却使工人丧失了宽松的业余时间，更不用说原国有企业以“买断工龄”的方式让工人下岗了，当一个工人没有工作与生活保障时，只能为糊口而奔波，哪会有余兴去发展业余爱好？在《中锋宝》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曾经失去的“好时光”。这里边固然有“底层陷落”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工厂文化的失落，是其更阔大深远的背景。

    冯立三（评论家，《小说选刊》原主编，以下简称冯）：在时代变迁的背景掩映下，刻画普通人被历史所决定的命运，这决定了小说反映当前工人生活的某种深刻性和典型性。在文革时期，雷日宝有令人艳羡的黄金岁月。小说以内敛的笔墨铺陈雷日宝对篮球的痴迷、骄子的感觉、有如神助的技艺、人们对他的崇拜，遥远地衬托着后来随着社会巨变、工厂沦落而产生的命运陡转。在黄金岁月中渺不足道的“生性好动”、“家里来往客人多”等缺点，到了新时期，都成了他与社会、工作难于相互“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时代变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境遇，所以有应对仓促新局的尴尬和心理裂变是自然而然的。小说关于雷日宝“英雄失落”的感觉的描写我以为是深刻的，也是形象的。你看这段描写：“虽然他十七岁下乡，十八岁就进厂当了工人，但那些日子都是顺畅的，单纯的。恍如生活在虚空中，无忧无虑。今天才算是落到实地上，撩开了生活的一点点帷幕……”再看这一段：“办了几十年的工厂，前几年是那样红火喧腾的工厂，一下子就进入不了市场，一下子就关了。他也一下子成了无业游民，变作了半天空里的一张纸片，无着无落的……”这不是雷日宝一个人的独特命运，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的集体命运。历史转折关头的失落和痛苦，包含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生活意义和生命意义。从前雷日宝想不到，也不会思考稍微带有本质性的事物。打球，接受鲜花、爱情和友情，构成了他的生命的主旋律，现在则常常“躺在苦楝树下”，“睁着眼睛望住头顶上的篮筐，半天不动”，忧虑下半生的岁月，常常想着想着，烦躁起来，“卵根子就会一阵一阵地直抽，拿脚一下一下地往地下跺，跺。”这何其悲凉啊！

    主持人：无论是底层的陷落还是文化的失落，都是一种悲剧性的表达，在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时刻，这种表述的哲学与美学根据何在？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冯：历史的发展是有代价的演进，这是可以用带有悲剧色彩的笔墨描写胜利前进的历史的哲学根据，也是可以用叹惋的基调沉吟逝去的历史的美学根据。新的现实和新的美感是在历史的废墟之上，并在极力保存、扬弃旧时的真善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雷日宝当年篮球王子的风采，就完全是作为旧时的真善美而被描写的，这里有指向未来的东西。雷日宝看着崭新的、堂皇的体育设施发感慨：“我佩服你们的设备，不佩服你们的技术”。不只是指青年学生的篮球技术，也不只是指青年一代的人生态度，而是暗示：我们社会曾有的许多重大的、光辉灿烂的善和美，道德和风习，都无可挽回地沦落了，葬送了，消失了……我们前瞻，可以看见新的与世界连为一体的美景；后顾，则又有其价值不亚于面前之美的昔日的辉煌。无论是为衬托过去的失落之美，而把现实一概涂抹得庸俗不堪，抑或为显示现实有壮美的前途，而把过去一切美好遗存当作历史垃圾予以扫荡，均不足取。

    孟：我注意到，当雷日宝成为“无业游民”时，他父亲的话发人深省：“人生在世，什么事情都可能撞上……老辈子说过，福来接福，祸来接祸。事情来了，我右手接住，左手丢出去，我不会把它背在身上……你看看你老子我，这一世也没有在哪个单位做过，就靠自己的手艺，生活过得不比别人差吧？六一、六二年过苦日子的时候，就连那些当科局长的人家里，都吃红薯稀饭，我们家里没有吧？一天三餐干饭，扯常还有肉吃——一句话，靠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国际歌》的思想，是寻常百姓在生活中悟出的“硬道理”。这个道理，日后的雷日宝也必须懂得。

    李：雷日宝父母的生活方式是传统小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安稳、自然，然而在时代变迁中，他们也面临着困境，而他们的生活所培养出来的观念——“凭本事吃饭”，也面临着考验。雷日宝也可以说是在这种观念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于是在他的身上，有了更为丰富的寓意，即他的遭遇不仅代表着社会主义工厂文化的处境，而且也呈现了民间朴素伦理观念的崩塌。

    冯：中国工人阶级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在改革历经诞生的阵痛而可作喘息的时候，本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但他们真实获得的补偿多是道义上的，而非物质性的可以保证其不至于因改革而落入贫贱的绝对保障。雷日宝和他的工人阶级伙伴面对迅速逼近的几乎失去一切的痛苦和恐惧，没有抱怨什么人，更多的是责怪和遗憾自己在应该学习一门可以凭仗和立足的技术时却与之失之交臂。每当此情此景，我就感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淳朴、宽容和伟大。中国工人阶级向来不是被恩赐以畸形的多半是理论性的尊崇，就是悲凉地丧失作为自食其力同时尽着养育社会的责任的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的尊严。过去到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巨幅标语，今天触目可及的是工人沦为“弱势群体”，从九天之上落入九地之下的“工人阶级状况”！现在终于有作家以既非盲目崇拜，也不滥施同情的以严肃到令人望而生畏的态度来描写他们了。看着作家描写的雷日宝，这个当年曾给厂里、区里、县里、市里平凡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后代带来无限快乐的篮球王子和普通电工，只是蒙惠于母亲和朋友的关照，才得以开一爿小店，并做手脚制造“虚假繁荣”聊慰亲朋，并招徕生意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说他从“九天之上”落入“九地之下”绝非信口开河吗？一切付出“演进”的“代价”的人们都该获得抚恤和鼓励，但应首先享受这种待遇的恰恰是嗷嗷待哺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贡献最大，落差最大，最能忍耐，最能体谅人种种方面看，他们真是普罗米修斯一般高贵啊！如此来看，使他们尽快摆脱“弱势群体”的尴尬状态，不该再有争论了吧？

    李：与雷日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昔日的篮球伙伴“牛皮糖”与“裁判”周顺昌，这两个人都以非正当手段伤害过雷日宝，但在这个时代却获得了顺利的发展。在这里，道德人品的逆向淘汰，与英雄末路的悲凉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世事沧桑与人情冷暖，也在拷问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准则。

    孟：在别墅装修竣工的时候，雷日宝发现了周顺昌一个隐私：原来周顺昌和李文德、于丹萍的女儿鬼混。这是世道的变化，但也不全是，这是周顺昌必然演绎出的现在的结果。小说的结尾是一个极端化的书写：人的堕落我们在其它小说中司空见惯，但这样的堕落给人的感觉就是绝望了。所以，在小说中，雷日宝既是当事人，又是见证者。但他能做的只有“不说”、“就是不说”。这两个“不说”意味深长。

    冯：夕阳之下，雷日宝满怀愁绪地望着天上的流霞和地上的变化：人变得自私、庸俗，堕落者暴发之后连自己同事的女儿都可作爪下之吻，不知自身出路何在，“呆”在那里，这种描写是有震撼力的，是作家良知的张扬，是直面生活，“贴着地面行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主持人：在小说的内涵上，诸位已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思考的坐标：底层的陷落或文化的失落。下面请谈谈这篇小说的艺术问题吧。

    冯：作者的语言是好的，朴素，简洁。已经故去的大作家李凖曾对我说过：朴素是艺术的高境界。他的《黄河东流去》是何等的朴素！又是何等的美。但朴素不是无须加工，它指的是不作夸张失真的描写，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美来，同时又剔除原生活语言中的杂质。它强调的不是生活的全部色彩，而是为艺术的强烈功能所必要的某些色彩。朴素是提炼后的朴素，不是自然主义。小说这样描写了雷日宝的“雄风不减当年”：“这天，他正走着，忽然一个篮球斜射过来，正砸脑门。他头一偏，伸手轻轻勾住篮球。他托球在手，五个指头嘣嘣地弹动起来，血脉贲张。一种久违了的感觉骤然间回到身上，全身发痒发胀。他把脚踏车放倒在地，托球跨过石凳。他站在球场中线附近，左右手轮换拍了几下球，忽然发动，急跑后跨步上篮。一步，两步，篮下的人都让出了空当。他跨空一跃，他的手也随着往上升，往上升，然后手腕一抖，篮球飘然出手，擦板进筐，娴熟，干净。”这是很好的例子。“好欢气”、“好阳光”这类有地方性、时代性的语言用得也好，有选择地使用这类语言，对于渲染小说的真实性很有帮助，阅读中也有新鲜感。当然，这类方言土语要以不加注释其他地方的人能懂为宜。

    李：我觉得小说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有些断裂，前半部分以篮球为中心写出了雷日宝的风采，后半部分的重心转而写他“再创业”的过程与艰辛，虽然也写到了篮球，但与前面的铺排相比，没有更多的衔接，如果这一部分对雷日宝与篮球能下更多的笔墨，或许更富有意蕴，也更能写出时代的“转折”。结尾处周顺昌竟与李文德的女儿同居在一起，虽然有力地揭示了道德的混乱，但感觉有些突兀，戏剧性太强，对于小说整体所需要的沧桑感，反而有些不协调。

    孟：肖建国的叙述一直行云流水流畅自然。《中锋宝》的叙述依然有鲜明的“肖氏风格”：文字质朴、从容不迫、节奏掌控得恰到好处。我对这个小说稍有不满的，也是当下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小说写得太实了。彻底的写实是当下小说的风气，但不是好的风气。小说的想象力、虚构性、浪漫性已经彻底丧失。都在大地上行走，没有飞翔和虚幻，没有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东西。

                                                     载《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