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30余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
饱受近十三年“文革”摧残，度过青年时代的我，有幸在1980年考入组建中的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1981年5月30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成立，从此该中心就成了其直属单位。之后，曾更名为中国人口信息与研究中心，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随之又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是它成立30周年的华诞，也是著者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的第30年。
忆往昔，回眸围绕人口与发展探索过的一项项课题，基本做法简而言之都是，首先审视与评估既往文献结论与数据资料依据及其来源；然后是廓清所研究人口的现人口类型（增长型、缩减型、稳定型），在人口转变中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相对过剩、不足还是适宜，以及生育水平与人口规模的基本变动态势；最后是确定选用方法及根基的基础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厘清那些根基于稳定人口基础理论的方法，对不同人口类型的使用前提；才能厘清不同人口类型，在人口转变速度快慢、过程短长及完成与否的截然不同条件下映现出的人口现象，与一定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是否适宜及适宜程度；才能厘清使用方法对所研究人口现象根基的基础理论是否匹配。
遵循这样一条思路，既是把文献资料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从研究中探索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是否趋同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捕捉与探究那些历经实践检验，既往理性认识与客观实践确实存在较大差异的过程。此类问题一经发现，立即就紧紧抓住不放，并密切结合实践，从理性层面逐步深入剖析，反复深化认识，探索其症结，挖掘其内在规律，然后，再反复加以验证。这种往复不断地深化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是学术争鸣与推陈出新的深化研究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就没有发展，没有学术争鸣也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学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学术争鸣，因为相同的东西千万篇，加起来还是一个东西，学术水平就是在同中求异、探索规律、不断创新过程中不断提高而发展起来。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才使既往若干所谓学术共识一个个被陆续推陈出新、一个个新基础理论被创立、一个个新指标体系被提出、一个个新指标体系及相应数理模型被构建，也即取得了多项具有世界首创意义，至今仍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为解决与认识若干相关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困扰问题，为解决与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人口结构与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人口性别结构与人口发展、人口结构与人口抚养比，人口结构与人口规模、人口转变完成与否的判别标准、人口转变与人口结构转化，人口结构的度量前提与方法论、人口结构与住宅，人口结构合理转化以及人口决策、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与交通、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与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城镇化与城镇人口合理分布、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与国家人口安全、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与资源环境协调等，都发挥了基础学科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30多年前，在心底对祖国母亲立下的誓言，今天，可以无愧、无悔、无憾地说，我已竭尽全力，未辱使命地尽了职、尽了责。
今天，著者就是根据这样一条科研与创新的主线，以缅怀挚友查瑞传教授对科教事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敬业精神；以他毕生质朴、坦诚、认真、求实，为人师表的做人做事风范，吾日三省吾身；以著写前五本专著及科研不断有原始创新那股劲；以有人为干预和无人为干预条件下的人口变动差异；以人口外在与内在有机变动；以人口现象与人口本质变动；以部分人口与整体人口变动关系；以人口子系统与人口整体变动关系；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口变动、结构变动、构成变动与分布变动，以及人口变动、人口结构变动、人口构成变动和分布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决不能小视。正是以这种精神和以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相互影响作用，才使探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规模变动、人口结构变动与城镇人口合理分布结出硕果，显然，则颇具重要发展阶段与长远、全局发展战略意义。
近年来，众多学者要求著者再版20年前的《人口统计分析学》,以飨久觅此书的新老读者，不禁使已成老叟的著者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历经苦难磨炼的著者，倍感珍惜来之不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环境，所以自步入科研队伍起，就立志为振兴我中华多出成果，尤其是要出创新成果而始终不待扬鞭蹄自奋，更深晓淡泊名利是追求科学、做好科研工作应有的基本素质。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近乎以玩命似的拼搏，收获了烙有中国印的一项一项首创科研成果，但“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不同步，科研管理体制中违背科研工作的行政权利干预，一方面是造就创新人才少的一个主要成因，另一方面也是无真才实学者图名利而能取道世俗捷径的一个主要成因。一些人尽管学术水平低也不思进取，但却能在职称、职称级别、学衔晋升上屡屡得手，这不仅败坏了职称与职称级别、学衔的声誉，也败坏了正气与学风。因此，就更加凸显“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面对这种状况，对讲“认真”二字与专心致志于科研的人来说，怎能不经受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锤炼？然而，在历经长期磨砺后，如今再吟诵唐代白居易《太行路》中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以及于武陵《东门路》中的“从来名利地，皆起是非心”，就别有一番往昔人世沧桑与挡不住大江毕竟东流去的欣悦。
有付出，也有收获，有代价，也有升华。“知而不言，不忠”，著者经考虑再三,还是针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中，存在的空泛、抽象、缺乏基础理论，经不起推敲而立不住的问题；以及实际工作中少见应用以不完整数据来进行间接估计其结果，做到省人、省力、省时、省财的问题。总之，这些问题都集中反映出，学习人口数理统计分析，掌握各种方法，科学指导研究与实际工作，是当前相当薄弱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对一些现正从事人口专业的工作者来说，不少内容也是应补足的专业知识。因此，为了人口学科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攸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问题需要，为了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者与实际工作者学习相关人口科学知识的需要，著者夜以继日地著写成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一书并于2010年出版。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相关经济、民生与社会的各种问题，都映现出无不与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城镇人口分布等密切相关。因此，分析研究其现状、变动及趋势的本质特征，客观上已成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为此，著者认为，不仅应把当今那些历经实践检验而确实比较实用的基本方法尽收其中，还应把著者未收进来的2010年后创新成果，以及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也都尽量不遗漏地补充进来。著者根据这样一个架构，以对原书诸章节的新认识，以深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才对不少内容做了大量增删，重新修订；以深晓“贤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之道，即一项原创成果时常要在历经一个漫长滞后过程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并用来增强其工作的科学性，才又增补了著者近两年来的创新成果。此外，著者还以祖国中医学相关经典论述及认识做了一些充实。这不仅是一新视角，同时也由此得出一些新认识、新结论，故以《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问世，见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把从学习、吸收、应用发达国家先进人口分析技术的过程，发展到了发现其不足，并跨入自主创新、填补空白，不断对世界人口科学做出新贡献的过程。
著者值此出版之际，谨以30多年来紧密结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的职业生涯部分感悟驻留人间，并以此书为寄托告慰已故几位执友的英灵。
著者本着由浅入深与深入浅出的原则，分章节系统地做了论述，既规范了若干学术概念及应用范畴，又增补与完善了若干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原创成果，因此，可以说此专著基本涵盖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应有的系统内容与最新成果。
这本专著的出版，饱含了著者在学无止境路上，以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大胆解放思想，勇于研究实际问题，特别是一些敏感问题，诸如某些领导人表过态的，已有定论的，或尚未作出结论的，等等,以实事求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不断取得新知为乐；在探索未知路上，以勇于在实践中甄别既往理性认识，发现问题，力求在理性认识上推陈出新、有所创新为乐；在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求是路上，以敢于坚持科学、勇于直言、勇于修正错误，是是是，非是非，虽历经曲折但终为科学所取代为乐。这“三种”为乐的取向，也是著者30多年来历尽艰辛，历经风雨坎坷，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与追求的职业生涯轨迹。
著者一贯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国城乡普遍实施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在改革开放前夕，就取得了把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与自然增长率下降过半的奇迹。这一成就是创造其后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前提条件，否则，就另当别论。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任何忽视或未把人口和计划生育成就的重大积极作用位置摆正，都将不是实事求是。
一 “晚、稀、少”人口控制奇迹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
197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假定粗略地表征了年度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为5.81，自然增长率为25.83‰。1971年，上海市在金山县召开现场会，推广钱圩公社三大队实施的“计划生育十年早知道”经验（晚初婚、晚生第一孩、够间隔年限才生第二孩和不生第三孩），也即是简称“晚、稀、少”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北京市和湖北省也提出了生育上的“一个不少，两个为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因此，一般都将中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初始时间定为1970年，实际是从此开始陆续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
“晚、稀、少”成为全国城乡统一的生育政策，大致可以粗略地认为是在极端“左”的文革动乱时期，形成的一项颇为酷似民主形式下制定的社会公共政策。这项政策虽形成于1973年12月，但从城乡初始实施“晚、稀、少”式计划生育的时间看，此政策的实施又可认为大致是始于1970年。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这项生育政策的基本特点所决定，即其来自基层群众首创而后又回到群众中去执行。若以“晚、稀、少”政策规定的生育子女数与1970年全国实际生育水平相比，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理应是一个相当从紧从严的政策。然而，这项政策因来自群众又有民主基础，尤其是还历经试点经验证实为大多数群众所拥护，所以这项政策是“从紧”，紧得合理；“从严”，严得有度。再加之执行中的宣传教育、热忱服务及辅以奖罚措施，不久就成了一个深入民心，深得民心的家喻户晓政策。
全国城乡育龄夫妇家庭一年又一年地实施“晚、稀、少”，不仅持续不断地冲击与荡涤着早婚、密育、多育、生男孩性别偏好等陈旧婚育陋习，更重要的是一代婚育新风的更新，加快了社会结构与家庭构成的变革与发展。1978年，“晚、稀、少”基本已初步形成了千家万户的一种自治实施规范，即“晚、稀、少”基本已成社会普遍共识，形成了实施的社会舆论氛围。这种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过程，对人口控制来说，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舆论控制力形成过程，也是群众实施“晚、稀、少”彼此间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一种自我教育过程。当然，还是一个兼有大多数人影响少数人，或做少数人工作，转变其认识的过程。可见，实施“晚、稀、少”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实质是一种强大外在影响力与随众趋同力，对人口控制形成社会控制最佳效果的过程。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是来自群众的“晚、稀、少”政策的决策，具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此政策合情合理，群众普遍拥护，管理者也好做工作。
1970～1978年，正恰处“文革”动乱期间，尽管“晚、稀、少”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但是亿万群众对计划生育的普遍需求及自觉实施的大势却锐不可当。其间的社会形态客观也决定了“晚、稀、少”的实施，基本是不靠行政手段或少用行政手段；基本是无任何强迫命令；基本是以经常性工作为主、以宣传教育为主、以入户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和提供服务指导的避孕为主，且避孕方法完全由群众自主自愿选择。无疑，这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原则。
“晚、稀、少”仅实施到1978年，反映实际实施不足8年成效的1979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假定表征了年度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就从1970年的5.81降至2.75，降幅超半；反映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变动的自然增长率，就从25.83‰降至11.61‰，降幅也超半。须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下降奇迹显然不是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因为此间的经济状况，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作用方向，不是利于下降而是利于上升，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基本是实施计划生育的结果。全国城乡在此间普遍实施的“晚、稀、少”，可谓是那个“文革”时期不幸中的万幸。尽管“晚、稀、少”政策的制定，并非是以常规民主程序形成，但却与民主形成的政策酷似。可见，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须以或类似于民主形式形成，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否则，是不可能的，甚至有时还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1976年10月6日，因有了粉碎“四人帮”的前提，而迎来了新中国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22日），之后的1979年计划生育工作就焕然一新，反映其效果的198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值陡降至2.24，不仅较其前一年的2.75显著大幅下降,而且还逼近了那时死亡水平下的更替生育水平值，此间的自然增长率虽受峰值生育年龄段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但1980年却仍低为11.87‰。
198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面与非全面地实施“晚、稀、少”仅短短10年，全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与自然增长率，在人民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条件下，竟能降低至如此低水平，据此国际社会将中国誉为是创造了近代世界人口史上生育率下降的奇迹。这既充分地反映出，在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也充分地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根据反映1979年“晚、稀、少”实施成效的1980年数据，完全可以断定，若继续稳定“晚、稀、少”政策，那么，其后的生育水平下降与人口控制效果，则必将更加显著，即使是留有充分余地的测算结果，2000年末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3亿，也是毫无疑义的。
1978年末之前，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缺少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来限制公权力，故蒙受了不少违背科学的“人治”之害。经济社会发展几经曲折，除“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初步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外，基本是发展缓慢。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汲取这些经验教训，抖掉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与“左”的枷锁，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驶向现代化发展的一场伟大深刻革命，成了振兴中华征程的重大历史转折，无疑，这也是一个跨入高速发展新时代的里程碑。正因如此，才有了其后国家形态逐步转入正常化；才有了拨乱反正与实践(指实施效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清除“左”的影响、不断加快发展的社会环境；才有了压抑多年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得以解放；才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才确立了以人为本为基础的制度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才开始探索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城镇化途径，才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务必要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不断以有的放矢的改革来推陈出新，加以完善，加快发展。因此，这八个大字高度概括了富民强国的现代化征途各个时期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新与科学发展，都应遵循的指导思想。
然而，须强调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无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还是在其后，全国城乡普遍实施“晚、稀、少”取得的震撼性奇迹，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而绝不可低估的作用，乃至完全可以认为，它是其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前提条件。况且，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重大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分析人口政策一定要以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若把其也以1978年末泾渭分明地来划界，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势必将掩盖历经的曲折而不能自圆其说，那就背离了解放思想，当然也就背离了实事求是。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同时，也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客观上也迫切地需要结合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人口科学来指导。
人口学是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全国普遍实施计划生育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性学科。计划生育的实施，首先是伴随着冲破“右”的思想束缚而逐步得以深入，然而，就在计划生育取得最佳成效时，又因受到来自“左”的干扰、冲击，而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否则，人口控制效果就将更加显著，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将在初期解决得更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在如此急剧跌宕起伏的背景下，一些人口学的常用指标及其基础理念，出现了不能客观反映实际生育水平变动的矛盾现象，这就为客观地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提供了难得的实践与千载难逢机遇，也为深入了解实际，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不同典型实例。丰富生动的实践，既是造就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条件，也是其成果累累宛如异军突起的源泉。此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作为全国高校的一个杰出代表，向全国计划生育战线分期分批所做的逐级人口学培训、相关知识普及，是一项把科研、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开拓性工作，对认识人口问题与指导计划生育意义重大功不可没。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人口研究所，对那时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所起的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也使著者从中受益匪浅。
只要直观地浏览一下实施计划生育后生成的有序年龄结构变动，那么，计划生育的持续、累进显著成效特征就会跃然纸上。抑制相对过剩人口过快增长，减轻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的持续叠加效应就显现无余。足见，解决过快增长的人口问题，对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对不断解放思想、逐步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以改革谋发展；对提高健康、科技教育水平，不断加强科技第一生产力源头，以永葆发展后劲与创新活力；对加速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起步与腾飞，无疑都创造了十分重要的人口前提条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二 说大话瞎话误导出“一胎化”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人口是受非人为因素的“无形之手”被动影响，缓慢自发地向与经济社会相适应变动，还是人口受人为因素的“有形之手”主动调节影响，加快向与经济社会相适应变动，都只不过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规律中，人口的被动“滞后”消极作用与主动“超前”积极作用的反映。他与人类社会发展，无论历经道路多么曲折，最终都要与走向高度文明的历史过程一样，势必将是一个趋向协调、稳定、均衡发展的过程。
人口指的是某一行政区域某一时点上人的个体总和，一般在人口统计中仅指人口的总体规模概念。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人而非人口，这里的人是泛指有别于其他而具有生产力与创造力丰富内涵的概念。人的全面发展既决定着人口自身的发展，也决定着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这里的人口是指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的概念，人口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济社会发展也对人口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与制约作用。因此，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发展的道路尽管曲折而漫长，但最终将是一个走向与其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不断趋于和谐，不断逼近一个适宜人口规模下的准静止人口过程。现非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不等的生育水平与强惯性特征，客观上已决定了以稳定人口为假定条件的定量方法应用，理应是在一个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分年龄生育模式及死亡序列，都在基本不变条件下，才有可能论及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准确度。那种以建立在稳定人口基础理论上的方法或人口预测模型，无论是对中国急剧变动的非稳定人口所做的生育水平分析，还是对其未来人口规模及其年龄性别结构变动所做的预测，都只不过是一种对其潜在生育水平与潜在人口发展趋势，十分粗略的宽幅区间估计。应用此类定量方法，对偏离稳定人口愈远的非稳定人口来说，就是把其时间限定在未来5～10年的短期内，也难以把握其结果的准确性。根基于这种理论的方法，其计量结果必然与实际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已为国内外大量实践屡屡证实。
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方法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时，原航天部几位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将其引进，首开以人口预测数理模型方法来预测中国人口变动的先河。时隔不久，为了使其所获结果成为国家人口决策的依据，于是就在1980年2月，将其未出版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成果，在《光明日报》上杜撰出名噪一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所谓“社会科学一方”，只不过是一位跨行业跨部门刚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人口学初学者，其既在人口预测数理模型方面一窍不通，又在数理人口学常识方面与“自然科学一方”相差甚远，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差异之大足以到毫无可比性而言的地步。然而，“自然科学一方”却为冠以“社会科学”之名，竟将如此的“社会科学一方”列为《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的第二作者。而这位对人口预测数理模型连一点儿基本常识都不具备者，不用说在1980年，就是在30来年后的今天，凭其发表的文章看，也难读懂《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不知为不知并不为怪，怪的是“无知”却不懂装懂地充起“专家”架势的那种可怕的“无畏”。诸如，1980年9月，竟心一点儿都不虚，脸一点都不红地为《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写出了评述性的<后记>（田雪原）:“为了揭开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之谜，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著名控制论科学家宋健等同志长期以来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这在国外也是一个新课题，所见不多”。这种把在国际上使用了数十年的极为常识性方法，却以己的无知说成是“创造性的探索”，在国外也是“新”,“所见不多”。在令人因此而发笑之余，也不禁联想到富有尖刻讽刺意义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那不正是对诸如此类社会现象畅快淋漓地揭露与嘲讽吗？这种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不就是一种有其名无其实的所谓优势互补及互相利用的忽悠吗？皇帝一丝不挂，只有天真孩子的直言，才道破了“新衣”赤裸裸的“神话”，然而，无奈的众人还得为皇帝的“新衣”去列队喝彩，而不敢不迎合地离去。这一寓言故事清晰地表明，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有时世上的欺骗也可以大摇大摆，横行无阻。这种“文革“中毫无诚信，说瞎话一点都不脸红，不说瞎话办不成大事，一旦得逞则贻害无穷。可见，从学术道德评价所谓“社会科学一方”，简而言之，主要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这位被<后记>称之是著名控制论科学家的学者，虽与<后记>作者学术水平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但也出乎所料地在其所做<序言>（宋健）中，留下了把假定条件完全当真的“著名”断言：“…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可以为制定各类规划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然而，从其在《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中，所使用的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发展数学模型预测法，便可清楚地知悉这是建立在稳定人口理论上的方法论。[此书也言是：“应用稳定性理论，可以找到妇女临界平均生育率”。著者注：人口统计学中的平均生育率有其特定概念，把总和生育率诠释为平均生育率，则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其所做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对实施计划生育初期，急剧变动的中国非稳定人口来说，只能是一种类似科幻中的模拟而已，远还谈不上人口预测的精度问题，但这终归还属学术范畴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能在数理人口学知识十分匮乏时期，引进西方人口预测方法，把着眼点落在服务于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上，无疑对那个年代充实中国人口学的内容也是一种贡献。若将最早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预测方法的非人口专业者，也在学术上像后来的人口专业者那样要求，那是否就有些苛求而不恰当地求全责备了。可见，从学术道德评价“自然科学一方”，简而言之，主要是如何做事的问题。
在主张中国人口须严格控制的问题上，著者与“自然科学一方”是既有大同也有大分歧。所谓大同，即共同点都是一致主张坚持严格控制人口，甚至在较长一个未来时期内也不改变；所谓大分歧，即在人口学术问题上，著者与其根本区别，一是对应用于当时中国人口的这种人口预测方法，其根基的基础理论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程度如何，都存在根本不同的认识；二是对如何结合国情与民情，以民情为本来反映国情，使计划生育在取得最佳预期人口控制效果与社会效益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认识。著者始终认为，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作为非专业参与者的位置摆正，而不是以尚未求甚解的所知，自以为是地居高临下，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手画脚，那就理应受到赞扬与尊敬。若对这种人口预测方法的假定前提还尚未搞清楚，就以假定当真的所知，忽悠远离稳定人口的中国非稳定人口未来发展，以及所实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工作应如何如何，那就实在太缺乏相关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关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的相关常识了。
人口预测是一个人口假定按某一未来变化进程发展，其所显示的一种未来数量与结构变化的计算结果，显然，“预测”与“预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那种定义“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人口预测方法怎么竟能预报人口变化规律？人口变化规律若是人口预测所能预报，那么，人口预测能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根据又是什么？根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的人口预测方法，所预测的人口变化，也是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建立的人口预测模型所做的推算，其必然也是一个以稳定人口为假定，对非稳定人口相应规模与结构在未来一个时期变化的推算，而决不是所谓的“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这种把人口预测所要遵循的人口变化规律，颠倒为人口预测是预报人口变化规律，实在是犯了不应犯的常识性低级错误。这令人不禁要问，这是与其习惯把公权力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主观强迫客观就范的人口控制理念相巧合呢？还是对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切实是没搞清其假定前提条件呢？或是还根本不晓得稳定人口与非稳定人口的概念，而误把稳定人口变化规律张冠李戴到非稳定人口了呢？若是把那些近似稳定人口的发达国家使用此人口预测方法，视作与那些非稳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并以此理解认识水平，照搬应用到中国，认识中国的人口预测及结果，显然，其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对之信以为真呢？这恐怕主要缘于不少人对那时署有原航天部冠名的信任。然而，正是这种信任，才把牵强附会移到中国并称之“人口控制论”的西方常识性人口预测方法，误解为是把高科技跨学科地应用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也恰是这种误解、错觉的普遍存在，才忽悠了方方面面的信任，甚至连其忽悠的人口预测准确度都毫未引起任何怀疑，所以，才在科学的招牌下，成了终止“晚、稀、少”政策，力推不分城乡差异“只能”生育一孩，以及把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制定在上个世纪末为12亿以内的根据。须知那时未被其忽悠的只有极为有限少数学者，这主要缘于其人口学功底扎实，且又懂得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方法是根基于稳定人口理论，而对生育水平与年龄结构变动相对较大的中国非稳定人口则根本不适宜。
三 误导与失误的沉重代价及曲折发展中的决策问题
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创造的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奇迹本身，一方面说明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也映现出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的客观事实。然而，反映这一奇迹的1980年数据分析还表明：在全国生育第一孩妇女中，未达晚育年龄的比例还高达49.17%，在生育第二孩妇女中，未达生育第二孩规定年限与出生间隔的比例还高达82.75%，足见，中国生育率下降奇迹的创造，只不过是实施“晚、稀、少”的初步成效，落实“晚、稀、少”政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这一奇迹启示人们：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本质与过程，务必要有一个能使大多数民众接受的相应公共政策，只有这样社会舆论控制氛围才能在短期内加速形成。上述言及的人口控制受到“左”的冲击，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即指在全国生育水平降至逼近更替生育水平值之际，来自“左”的生物与机械控制论思潮，也正打着所谓系统控制论的“科学”旗号，将从西方国家趸来而尚未完全搞清楚的人口预测方法，在冠以系统控制论之后，便堂而皇之地移花接木到中国，并以其偏颇的预测结果及结论，在“晚、稀、少”政策远还没有完成其使命时，却加紧了对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施加决策影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80年初之后，竟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那么突出的背景下，以抽掉稳定人口假定前提，论及非稳定中国人口的种种悖论，竟然以“科学”的名义误导了决策，把正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的“晚、稀、少”，连搞试点都未进行就毫无顾忌地终止，代之以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晚、稀、少”政策被终止，以及强大行政干预介入的事实本身，一是充分说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不同阶段必有其不同内容。诸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中越“左”越“革命”，宁“左”勿右的做法，因不可能在短期内马上根除，所以其渗透在经济社会生活不少领域的影响，仍使人们对实事求是地反“左”普遍心存余悸。因此，在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前提下，那种只论及国情而不顾及民情，只考虑需要而不考虑可行的所谓“牺牲一代人”的“只能”生育一孩就易滋生，这就是“只能”生育一孩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社会成因。二是充分说明了背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只能”生育一孩策划者、参与者及附和者，在那时必是已形成了误导的“气候”，否则，怎么会有“只能”生育一孩的推行呢？应该指出的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是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提出的要带头响应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号召的要求。然而，在《公开信》发表数月前，就已在实际工作中，把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误导为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在群众中强力推行。“提倡”与“只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提倡”是一种倡导，响应这种提倡与否可谓是自愿行为，诚然由此产生的意外后果则主要由自己来承担，而“只能”却是一种政府公权利对每对育龄夫妇生育行为的限定，那么由此产生的意外后果则主要应由政府来“买单”。尽管“只能”推行了短暂的4年，但导致的负效应却在较长一段时间难以消除，并使本应取得的更大成效大打了折扣。可见，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不等于会马上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确立与实现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客观上也需有一个必经的认识过程，因此，坚持科学发展就须有一种韧劲。
从《公开信》还可以看出的是，当时的人口学术水平仍远滞后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诸如，人口“老化”主要是指一个按规定的标准年龄下限定义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随时间的广延而动态上升的过程。65岁及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3.9%动态上升至1980年的4.7%，显然，是正处老龄化进程中。然而，《公开信》中却表述：“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1岁以下，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解决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老龄化不仅是必经过程与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成效的累积反映，而且还是减轻人口压迫生产力，提前使人口转向现代型发展的反映，是大好事。也就是说，实施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提出所谓“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恰是南辕北辙。这不仅与人口转变的规律相悖，与客观年龄结构转化的事实相悖，也与解决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过程必然要产生的人口现象相悖。那种在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过程中，对呈现出的完全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动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动，所表示的种种担忧都是杞人忧天。足见，参与这项工作及提供咨询的学者，连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与人口转变初步完成的基本标志都还没有搞清。这也是受其影响而至今仍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无正确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强力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也即是超越群众客观最大可能接受程度的“左”的东西，尽管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难以接受，但在那时的人们思想认识上，以及学术问题讨论上，却仍存在着违心趋同不敢吐真言的广泛社会基础。那种只顾及国情而不顾及实施计划生育主体是群众的民情民意，实质是一种把国情架空的做法，因此，也决不可能行通。如果决策者能深刻地认识到此，那么，那种把人口过程视为是生物过程或机械过程的所谓人口控制论，即使是打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极至招牌“刮风”，其误导影响也难以形成决策的失误问题。
今天，只要把根本不懂数理模型人口预测内容的那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昨天与今天的所言放在一起，那么，一个以昨天之矛戳今天之盾，或以今天之矛戳昨天之盾的问题就彰显无遗。
紧缩生育政策，由于违背了多数农村地区育龄夫妇的可接受程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大爱与和谐原则，违背了疏导为主是最好的控，这一中华文化中的精髓内涵，误认为以“堵”为主是最好的控，结果非但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倒酿成了1981～1982年间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的大幅反弹。全国总和生育率值从实施“晚、稀、少”降至1980年的2.24，回升为1981年的2.63和1982年的2.86；自然增长率从降至1980年的11.87‰，回升为1981年的14.55‰和1982年的16.01‰（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辨析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5页），并竟与1975年的自然增长率15.77‰十分近似;妇女峰值生育年龄段1980年已升至中期生育型的25～29岁，两年后的1983年就下滑至早期生育型的20～24岁;导致第三次全国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于1986年到来。在农村，1980年“紧缩”政策后，1981年的全国农村总和生育率值，就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为2.93，1982年又进一步飙升到3.20。若总和生育率值假定反映了年度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那么，就可以粗略地认为：在强力推行“只能”生育一孩后，全国农村已是普遍生育三个孩子，甚至平均生育第四孩以上的水平也已高达20%。实施“只能”生育一孩把全国农村总和生育率值已降到的1980年的2.49，一下倒退到远还不如1977年的3.06。这种沉痛的教训，正如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92年，对“左”的问题，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用之对照1980年把“晚、稀、少”紧缩为“只能”生育一孩及其所酿成的后果，来认识这一精辟论述，才能深刻领悟到其所具的鲜明、直接、重大指导意义！也即如果用此也来认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就将不走或少走弯路！
“紧缩”生育政策，使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都蒙受了不可低估的巨大损失。最显著的问题：一是自终止实施“晚、稀、少”而“紧缩”政策后，计划生育仅在“一夜间”，就突变为人所共知的“天下第一难”。之所以有如此之称，其原因主要在于失去了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和真心拥护，伤害了不少自觉实行“晚、稀、少”群众的心，从而也失去了原应有的控制能力，酿成生育水平大幅反弹；二是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广大农民群众以不正常的方式抵制，“超生游击队”现象显现，出生人口素质必然要下降；三是经常性工作被“突击”工作或行政措施取代，潜存着不安定因素；四是避孕措施的自主选择被“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取代，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势必要明显增加；五是实施计划生育的主体，由群众的主动参与为主，被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计划生育小分队，以“突击”执行为主取代，甚至动用了“四大班子”齐上阵，也达不到预想效果；六是出生人口虚报、瞒报问题也从此产生，以统计“水分”来弥补完不成的人口计划现象已成普遍问题，人口统计的不实问题已影响到各种规划的制定；七是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也随着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扩散，呈先城市、再城镇、后农村的梯形量性加速与叠加出现，造成性别结构问题；八是乡一级基层干部的一半以上精力都放在了计划生育问题上，人、财、物投入大增，但却达不到预期效果；九是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致成简单化与非人性化工作作风，乃至波及影响其他部门；十是损害了计划生育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与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尤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1980年前一直强调的，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这本是有益于各民族融合与边疆省区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也被改变。
始于1984年的所谓生育政策上的“开小口、堵大口”，只不过是针对“紧缩”后的政策，只能终身生育一个孩子而言的“开小口”，也即是对起反效果的“只能”生育一孩政策，增加一些可行性的措施。这种政策上的完善，对实际生育水平来说，丝毫没有任何一点“开”的含义。完善政策的方向与做法，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小口”“开”得太小，政策完善远不到位，而未能使其达到完全可行的问题。尽管生育政策完善不到位，但是稍加完善的政策效果，也要远好于竭尽全力推行的“只能”生育一孩，这已为实践及其后多次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所证实。坦诚地讲，在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恰处一段严重脱离群众，严重主观强迫客观就范的极“左”人口环境下，是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王伟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实际出发，成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咨询组，从加强专题研究，以科学为引导来回答种种认识问题，从而扭转了“只能”生育一孩导致的计划生育被动局面。若是没有这段艰苦非凡的工作，后来的工作是不可想见的，诸如利用科研成果，1987年的《人口专家马瀛通谈我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答新华社记者问（新华社“内部参考”），后来又以通稿摘要发表在各大报刊上。正是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又十分重视科技成果，尤其是善于发挥创新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才把那时的计划生育在一定压力下引入相对有了一定可行性的轨道。著者认为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度过了最艰难的“左”干扰时期。因此，对至今还在以任何借口指责完善政策推行方法不当，都可以断定是把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主体地位搞错，既未解放思想又不实事求是，更缺乏本行科学常识，不能按科学办事的反映。只要头脑清醒，到千家万户走一走，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尊重客观实际，而又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清楚地懂得若是没有这段完善生育政策的过程，其后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窘迫、艰难，以及效果的大失其色，则是可以预见的。因此，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认识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竟有那么多的人口学者、统计工作者，乃至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者，因普遍存在着把“紧缩”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把生育水平“紧缩”下来的认识误区，所以，才那么留恋“一胎化”，甚至竟简单地误认为“开”，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效果的“放”，从而把实施效果的“正”作用与“负”作用扭曲，也即是把“是”与“非”颠倒，并以似是而非的这种认识，指责完善生育政策是“开了小口，也没堵住大口”。然而，此间的计划生育实践与数据均表明：所谓的“大口”、“特大口”都是“紧缩”政策“紧”出来的反效果。实际生育水平从来就未曾实现过“只能”生育一孩，哪来的“开出来的小口”与“没堵住的大口”问题？就是这种似是而非论，不仅使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产生了错误认识，甚至还影响到其后至今的生育政策继续完善，或称是恢复计划生育两孩的政策问题。1980年，误导推行“只能”生育一孩，随之产生的较两孩生育政策大幅度多生等负面效果，竟被误导者将之扣在了1984年中期后的“开小口、堵大口”完善政策头上，并称之是导致了“人口失控”、“半失控”问题。只要把这种时间错位的张冠李戴问题，按时间顺序一划分归位，问题就一目了然。就会清清楚楚地看清“人口失控”、“半失控”问题，是强力推行“只能”生育一孩导致。那种将其归咎于纠正“只能”生育一孩而进行的完善生育政策身上，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嫁行为。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仍无正确认识，还在把完善生育政策的正确抉择与及时实施，误作教训来记取，乃至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口决策。这无疑充分暴露了从数据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严重不足，以及学术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都不适应科学决策的需求。针对似是而非问题，一位富有独到见地的清代中医理论和临床医术大家——陈修园，曾颇为感慨地指出：“…似是之言，最为误事。治病如治国，国中不患有真小人，惟患有伪君子也。”因此，以史为鉴，对误事误国的“似是之言”、“伪君子”务必不能等闲视之。
尽管历经完善政策抑制住了短期不分城乡差异“一胎化”致成的反弹，但因思想不够解放，政策难以完善到位，所以，直至世纪之交，才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跃居为主导地位时，才出现了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的加速向“晚、稀、少”复归，才出现了继1980年生育水平久违的加速下降，直至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下的低生育水平（内含出生性别比过度异常偏高因素）。
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人们普遍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实施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就是在今天的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也仍毫无实施的可行性。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气候”下，能清晰认识到其危害性与巨大副作用者绝对是极少数，实践与时间再一次验证了，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格言。今天强调科学民主决策，就是要建立以具有整体、辩证、根本、本质、品质与品格哲学特征的中华文化为基础的科学，从人性化、实际化、本土化、常识化、灵性化入手，通过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做到科学决策。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到科学决策的目的。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决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尤其是在决策问题上，决策者务必要认真听取少数真有实才专家的意见，尤其要听取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只有按科学的认识过程来认识科学，即通过充分而反复的论证，才能以发扬民主，去伪存真，做到科学决策。
面对毫无可行性的不分城乡差异，以“堵”为主的“只能”生育一孩，以及上个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著者怀着一颗振兴中华的赤子情志，尽管只身力单，但作为一名深受近13年“文革”迫害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科学工作者，又是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面对那种不顾及民众抵制“只能”生育一孩的行动，出于良知与职业的责任感，坚信“只能”生育一孩问题，正是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与发展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体制问题与“文革”后遗症的影响问题。
“文革”一方面以所谓破“四旧”，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遗产与道德观念严重破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甭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至今也远未消除，因此，要使这些优秀的东西得以恢复仍需不懈努力。“文革”把“左”的东西与个人迷信推到了极致，亲身经历与目睹了这一浩劫时期的著者，始终认为“文革”是一个使中华文化与经济社会惨遭大破坏的国难时期，是对历史的一种倒行逆施。正是这种刚毅的性格与信念，著者才在那个“高压”年代，始终未书写过一份愧对良心的所谓检查，当然，为此也付出了不少皮肉之苦与精神折磨的代价。然而，就是在那个艰难蹉跎岁月，著者仍旧逆势地抓机会学习，并以不断要有所新收获来鞭策自己，以求索知识的力量，使己在不得不强忍的沉默中得以充实。学习是为了明道理，道理不明则等于没学。在彻底否定“文革”后，著者炼就的那份 “独立”、“自由”意志与品格，当然，就对那种“左”的极端作法深恶痛绝，而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情有独钟。正因如此，才有了一种系关国与民责任感的无形驱动力，才针对计划生育工作中，以“只能”生育一孩为代表的那种“左”的行不通政策与人口控制目标，在不知认认真真地深入做了多少地方的农村实地调查，也不知对1982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做了多少日日夜夜的反复分析、研究、验证之后，才最终在确认是万无一失时，于1984年7月，撰写出那份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马瀛通、张晓彤）。
《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不仅是一份与当时20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及实施的生育政策，都迥然不同的研究报告，而且还是一份超越思维定势专供决策参考的研究报告。文中提及梁中堂同志给胡耀邦同志的信(注：信访局转计生委的信)，著者在报告即将发出前后都从未见过，只是在张晓彤同志的提议下，才在发出的报告上添加了此内容。文中所指梁的方案可行，只是指其方案中的“两孩”二字，而不是指任何其他，所以才又明确地指出：梁中堂“提出间隔八到十年也很难行通”，因为梁提出的是一个远较20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更少的11.2亿人口控制方案。这就是说，梁提出的具体实施办法与人口控制目标，也都毫无实施的可行性。显然，梁提的方案只不过是“没有风险”的同一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的不同方案而已。然而，马、张却认为，只要实施的方案可行，无论是哪一种都要突破12亿。计划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的任何方案，都将因无实施可行性而注定要落空，因此，根本无从谈起受过其信启发的问题。国家计生委原政研处知情同志，对梁所言的受其信启发说法，一直都尊重事实而明确地予以否定。早在1984年，著者在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专家论证会上，就早已阐述清楚了这一问题（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口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马、张所建议的晚育加间隔可行办法，实质是指曾在全国城乡普遍实施了近10年而被终止了的以疏导为主的“晚、稀、少”政策。该政策既为广大群众普遍拥护，成效又卓著，同时，还积累了相关实施的丰富经验。所言及的梁推算不准，一是指他人口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二是指他所提方案要求的两孩出生间隔太长不可行，同时也指其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可行。所以，才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把人口计划控制目标12亿以内，建议改为12亿“左右”，把实施方案建议改为“如果允许农村在24岁生育第一孩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则有利于人口控制，又较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个办法会在多数群众拥护、支持下把多孩降下来，使生育高峰趋向平缓……”（马瀛通、张晓彤：《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
可行与不可行是本质区别。开诚布公地说，把2000年末总人口控制目标定12亿以内，就不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可行规划，也即是在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无论提出任何办法，都不具可行性。马、张提出的“晚育加间隔”办法，其两孩出生间隔只比曾达到过的水平稍有提高，且又是遵循《婚姻法》，而不把晚婚作为限定要求的一种措施。这一措施的提出,实质是要恢复20世纪70年代由群众创造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其人口控制目标在20世纪末，也绝不是12亿以内而是留有充分余地的12.3亿，只是为增强科学性而模糊地提12亿左右。因此说，此措施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可行办法。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被全文印发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 [1984]年21号（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参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并先后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赞扬。
7月30日，赵紫阳同志批示：“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目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8月5日，胡耀邦同志批示：“启立、建秀、兆国同志：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胡耀邦同志的批示以“认真”和“很”的顶极用词来充分肯定此研究报告，坚定地强调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发展大好形势，各项工作只有“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才是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充分反映了胡耀邦同志如何科学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充分映现出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改革进取的全局战略精神；充分体现出他尊重科学、重视科学的科学民主精神。
根据批示的精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于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召开了相关各界人士与多学科多部门专家学者参与的《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著者在28日做了题为《科学是规律的反映 实践是历史的见证》的全面答辩与阐述，既对与会者对报告提出的诸多问题做了全面的一一解答与阐述，也对报告涉及的测算等方方面面问题做了清清楚楚地说明，并当场做了演示，充分证实与确认了在可行性基础上，报告的测算是一种留有充分余地的准确无误（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测算，论证会直至再无新问题提出才告结束。
在那几乎是一个声音，也即是把2000年末人口控制计划目标12亿以内，及其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只能”生育一孩生育政策，都视为是一个与中央是否保持一致问题的政治背景下，马、张虽然对提交的那份研究报告，无论是在科学性、可行性上，还是在反映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民意上，都确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在那时也不得不做好，因这份“不一致”报告而可能招致“发生意外”的充分思想准备，即事前已做好了承受任何可能后果的准备。若在那时不是这样想这样做，则根本不会有人相信。足见，在一定条件下，坚信科学，勇于肯定应该肯定的，勇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须摒弃个人得失，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发表见地独到的意见。然而，一旦一心为群众为国家考虑的研究报告，若是反遭迫于“一致”压力下，群众言不由衷的“反对”，或是反遭决策者在“一致”问题上的不理解，最大的悲哀也莫过于此。至于个人风险，虽都从最坏处想过，但却仍将之置之度外。
写此研究报告的目的，一是建议在广大农村恢复实施群众首创而普遍接受的奇效“晚、稀、少”政策，并以《计划生育法》将此作为一项生育制度固定下来，减少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2000年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政策；二是断定“12亿以内”的全国2000年末人口控制目标无实现的可能，从而建议修改为12亿左右，尤其强调指出，若不实施所提“晚育加间隔”办法，20世纪末的人口控制目标12亿左右也难以完成。
今天，回首耀邦同志28年前的这一批示，决非是偶然。在其兼任中宣部部长时，就曾于1979年8月17日，对信访处作过这样重要的批示：“…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见马懋如《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足见，他的为人、做事，他的敬重与鄙视，他的提倡与反对，不正是建立和谐社会所应提倡与摈弃的吗？不正是耀邦同志有口皆碑的又一写照吗？
著者绝不是因耀邦、紫阳同志批示了著者等的研究报告而感慨，而是欣喜地看到一位对传统社会实施全面改革，以富民强国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能在那个“左”“右”夹击的时期，以个人的能力，循行民主平民政治之路，对反应迟缓，对反映留有旧体制“独断”显著痕迹的决策，成功地迅速做出予以纠正的回应，是何等的不易！这种突出例证，映现出的是耀邦、紫阳同志对黎民苍生的如此关注；对来自公民截然不同声音的关切与尊重。尽管多半个世纪运行在公文批示中的那种总是抽象概念的官话、行为模式早已根深蒂固，但耀邦、紫阳同志的言行举止却是以思想家、政治家的理性，结合大多数公民的感性，而赢得公众的理解、拥护与支持。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再也见闻不到诸如批示之类的政治专用术语，但万不可因著者现强调耀邦、紫阳同志的重要批示，而对他们身先士卒于平民政治的先驱者，在那时有丝毫的影响。实施平民政治，只有建立与其相应的制度，才能成为政府管理体系的规范行动与准则。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促进改革并适应改革的发展，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结合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家庭部分职能社会化和各项社会公共政策来推进，否则，就将走向反面。误导产生的失误与后果，也为实践检验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切实认识到这一误导与失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负作用，以及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及亿万群众造成的伤害，对改善政府职能、执政方法与工作作风带来的不良连锁影响，即认识到这一失误在不少方面都酿成了相对大的无形损失，时至今日都尚未形成正确共识。
1986年7月18日，国家科委在《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报告，以及对其批示刚满两年之际，就把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酿成的巨大损失与沉重代价，转嫁到为扭转与群众严重对立，而不得不进行的完善生育政策头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竟在国家政府部门管辖的职能外，以题为《关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的报告》[（86）国科发策字0502号]直送中央，文称：“很多科学家对近年来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纷纷反映意见。他们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发展预测方法，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定量研究，深感如不很好控制，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科学家们纷纷建议中央要重申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一刻也不能放松，重新审查当前正在推行的多种‘开小口’方案。看来，今后十年至十五年仍应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适当照顾特殊情况允许生两胎，使总和生育率逐步下降。如能争取在199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为1.50，然后，保持这个水平到2021年，那么，到2000年，我国人口可控制在12亿左右（著者注：由坚持12亿以内反对12亿左右，到邓小平同志讲12亿左右之后，才首次改为12亿左右。），2021年为13亿左右，2021年以后可逐步提高生育率，其临界值在2.16上下，到那时人口将长期稳定在12亿左右。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只要全党一致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计划生育工作自1980年实施所谓“工作重点转移”，即把实施不足10年的一对夫妇生育两孩的“晚、稀、少”政策，不分城乡差异的“一刀切”成“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后，一种急于求成、“大跃进”式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法，便被不合时宜的“左”的氛围笼罩，使不同学术问题的争论，也明显地添加上了“行政化”与“人格化”色彩。人口学术上的问题，正因为是与“行政”及其涉及的“人”交织在一起而变得异常复杂。若对比经济战线那时进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显然，前者转移与后者转移，不仅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转移，而且前转移还是与后者转移形成强烈反差的反常“现象”。其不合时宜，既令人不可思议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恐怕是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一个时期内，计划生育工作及人口学术研究中的一大“特征”。然而，学术问题争鸣，终究是探讨科学反映客观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学术问题揭示了规律，实践检验就必将证实其科学性。科学民主决策是涉及“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决策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所决策问题的研究是否反映科学，其次是采取的方式民主与否。人口学术问题研究，切记不要把已形成的认识、意见、建议、决策及其相关人物，作为行政因素先入为主，更不要把学术研究搞成专门为先入为主的行政因素，做一些诠释性的注脚式宣传，这种人所共知又为学界所唾弃的不胜枚举沉痛教训，实在值得在学术研究中记取。因此，著者做学术研究，则以去“行政化”、“人格化”为前提，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才能按科学发展观研究问题。
国家科委[（86）国科发策字0502号]的报告，就是将人口学术问题加以行政化，并以此来抑制不同学术问题的争辩，其实这是又一次以“科学”名义对科学民主决策的误导。对此，著者在1986年10月30日，又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当前我国人口控制与决策问题》的研究报告（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报告以“控制人口的关键不是控制总和生育率”、“人口过程实质是一个社会过程”、“只有信任依靠群众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严格有效”，这样四个部分加以澄清与论述。国家科委报告中的所谓“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既一语道破了那位无知者把此方法忽悠为“创造性的探索”，在国外也是“新”、“所见不多”的真相，也映现出其对所用人口预测方法适应范围知之甚少，对1985年公开发表的M-W人口预测创新数理模型不知的事实。哪里有什么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发展预测方法？此报告能将一个以粗略指标——总和生育率值，作为控制量的预测方法抬到如此高度，只能表明其对总和生育率值的基本概念及其与人口预测结果的关系，仍知之甚少的事实。这些被国家科委称之为“科学家”者，竟在报告中说：“总和生育率因受1962～1975年人口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近三亿人陆续进入生育期的影响而产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值是一个排除了年龄结构影响的指标，怎么也不能说是，其受这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近三亿人陆续进入生育期的影响而产生提高！国家科委称谓的“很多科学家”，怎么竟将作为控制量的总和生育率值，连其指标基本的概念性常识都还没弄清楚？所谓“根据前几年的经验”，事实上就是对拍脑袋的“官本位”，以“堵”为主的“只能”生育一孩，致成生育水平大幅反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损等教训于不顾，而硬要继续强力推行。所谓的“很多科学家”对如此沉痛教训，非但毫无认识，毫无愧疚之意，反而还要错误地坚持下去。从中不难窥见所谓的人口控制论专家，竟把事关全局的人口问题，硬要绑在误以为“科学”的人口控制论上而执迷不悟（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仍未认识到建立在稳定人口基础上的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方法，在用于剧烈变动中的中国非稳定人口所产生的与实际较大差异，则另当别论。）。阿弥陀佛！决策再没受其影响。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啊！
28年后的今天，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实施结果，不仅充分证实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这份研究报告的科学性，而且还表明了这是那个时期以改革求发展，勇于解放思想，勇于实事求是的一份具典型意义的科研报告与具开拓意义的科学民主决策史例。批示既充分体现出耀邦、紫阳同志一身正气的民主决策风范，也充分体现出深刻了解实践，正视存在问题，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一切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高度认识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多样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巨大差异条件下的求是精神。因此，不但“一刀切”不行，就是“二三刀切”也不行，一定要因地制宜，尊重实践，尊重科学，尊重群众主体地位与群众首创精神，注重客观现实与实践的发展，勇于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这也正是耀邦同志大力倡导的“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群策群力，科学民主决策，放眼未来，远见卓识的映现。
这份研究报告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求发展；以社会历史责任感、职业道德感与良知，充分考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及其乡土文化社会特征，以及由此构成的城乡显著差异；以倾听群众呼声，了解民情、民意及民需，关注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育民生问题；以尊重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首创精神，建立适宜的生育制度；以确立群众为主体地位的计划生育工作及人口控制机制，创建生育文明。
今天，清晰可见的是，这份研究报告及所受到的重笔批示，一直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是有着强烈社会反响与影响力的典型史件，因为它代表了这一领域实践的正确发展方向。随着这一史件信息的传播，必将令全社会瞩目并对改革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以耀邦、紫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批示或称决策，尽管因种种原因未能得以实施，但最终实践做出的答案表明，无疑则是为科学民主决策不正常而付出了沉重代价，换取了沉痛教训，从而就更有深刻值得反思与指导未来科学民主决策的实际意义。评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实施效果，所有数据都已证实群众首创的“晚、稀、少”疏导性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最佳，并与不和群众商议也不进行试点，而只以“堵”为主的紧缩生育政策及其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对紧缩政策造成的巨大负效应，因似是而非认识的困扰而有相当一大部分人仍没搞清楚，仍在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与实事求是，所以，恢复效果最佳的两孩生育政策，更好地在稳定低生育水平过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仍步履艰难。
报告与报告不同，批示与批示也不同，关键是科学与否，以及是否经得住实践检验与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一份好的研究报告，必是集科学性、预见性于一身，重大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兼备，实践价值与决策参考价值兼顾的报告，当然，也是见地独到，给人以科学启迪和令人深思与换位思考的报告。可见，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在那个思想尚未普遍解放，实事求是仍阻力重重的时期，从科学预见性意义上说，仍具有创新意义和未来长远意义。
尽管紧缩生育政策，使中国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历经了曲折，走了不小的弯路，但是，在人口问题急于求成的环境下，因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归还是从完善生育政策的角度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这种改善，对降低生育水平及降至低生育水平的作用却极为有限。正因如此，“晚、稀、少”政策取得的第一个10年成效，仅从时间长度看，就几乎是在耗费了近20年的巨大代价后，才最终得以恢复。然而，从总体看，低生育水平（相对异常高出生性别比因素在内而言的生育水平）在20世纪末期的取得，也不是因所实施的现生育政策起主导作用所致，而是影响生育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为主导地位之果。与此同时，不婚不育、婚而不育或婚而不能育的比重，受有形或无形因素影响，尤其是受食物结构改变（不以谷物为主）、环境污染与转基因食品的影响，已有相当大幅提高，若不加以改善那么生育水平随之将大幅下降也是必然趋势。根据统计经验与对实际的认识，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规模，至少要较实际有二、三千万的漏报，从中可见，误导形成的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以及受其影响完善生育政策不到位导致的后果，是多么令人深思啊！
今天，若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重温1984年7月30日赵紫阳同志勇于纠正人口决策中问题的气魄；来重温1984年8月5日胡耀邦同志对《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报告给予的如此明确、如此具体、如此充分肯定、如此高度盛赞，就足以见证批示的字里行间，也都映现出一个深入调查了1600多个县市，在人口问题方面，可谓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了如指掌。因此，对执行中的“只能”生育一孩及2000年人口计划控目标，因有了广泛倾听群众呼声和认真的决策思考，所以才勇于解放思想，把反映群众应享有的那份民主权利，也即是由此而产生与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勇于实事求是，提出了应予纠正的意见。耀邦、紫阳同志的廉洁奉公、正直、坦诚、光明磊落与见不到任何官气的以身作则公仆形象，其有比较有鉴别，因地制宜地求创新发展，率先垂范地踏遍祖国各地及绘制的宏伟发展蓝图，心系百姓冷暖，高度重视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民生问题，以及尊重科学，以科学求可持续发展的伟人风范，都将载入中华民族跨入伟大复兴时代的史册。其大力倡导与弘扬的科学精神，是其从严治党，立党为公，勇于改革，以改革为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执政为民兴国理念与科学民主决策思想的鲜明写照，仍将对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问题，具有重大现实与长远意义。
1986年2月25日，马瀛通、张晓彤根据创新成果（马-王）M-W分年龄递进生育模型的测算结果，又撰写了《在多数农村实施晚育加间隔措施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此文又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高度评价，认为值得高度重视（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 , 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这为人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已发展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时期，其标志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动阶段。人口自身的量减与质增，或质增与量减的“三大”效益（自然生态效益，尤指资源利用，关键在节约与利用效率；社会和谐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伴随新型工业化过程，使城乡一体化发展、有计划地重新合理布局城镇化进程，才能走向发达跳出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1974年的中国城镇生育水平就已远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从而使全国城镇人口规模在2000年就出现了负增长。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村存在的人口压力，特别是规模庞大的隐性劳动人口失业压力，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吸引而加速了“吸引型”的人口流动，其实这种人口流动也是人口学中的一种迁移。若把在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初级阶段，这种寻觅就业机会的人口流动称之是一种城镇“吸引型”人口迁移，倒不如将寻觅就业机会的人口流动，称之是一种农村庞大相对过剩劳动人口的“压出型”迁移。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给经济结构带来了剧烈变化，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势必形成相应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其结构的变化，都为反哺农村加大农村发展投入，促进城镇与农村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原城镇人口增速的剧减与转为负增长，实际也为增速大为衰减的农村人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与迁移机遇。这不仅使一个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同时也对城市进一步加大反哺农村，大力改善农村公共设施，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福利事业，积极缩小农村与城镇生产生活差异，大力改善与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大力提升农业机械化与科学生产水平，加快农村自身发展，起了巩固与发展农业基础地位的主导作用。须知，城乡这种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双论驱动，才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过程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巨大差异背景下，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显然有着其显明的自身特色。这种迁移在这种二元结构体制下带来的相关问题，因呈累积性增加而变得极为复杂。诸如在迁移人口结构上集中为年轻人，在性别结构上多为男性，从而引致农村人口的老年化与女性化问题；计划经济下大、中、小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人才与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发展起步在不同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快慢与城市发展规模排序，也必将以原大、中、小城市为序，从而导致大城市病日趋显现。这种城市规模的畸形发展，尤其是在城镇化过程不是农村人口市民化过程而是“农民工”化过程时，这势必致成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出现内需不足、“春运难”、交通拥挤，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与商品房泡沫大等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因为这是需求远大于供给的供需矛盾突出反映。特大城市与大城市越是缺乏科学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就越片面追求暂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规模效应，那么，外来人口也就愈加使城市自身及其与地域或与全国分布愈呈畸形发展。在政府靠土地自然资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部分时，土地的价值则大幅提升，加之资本从实业向房地产炒作流入，则进一步推高房价，酿成房地产泡沫，导致大部分中、低工薪阶层购不起。即使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大增，相对需求也将呈严重不足，导致在较长时间内进城的农民工或外来的专业人员，都不能成为常住市民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不完全的城镇化问题。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是影响中、小城市房价上升及大、中、小城市房价差异大的主要原因，城镇化过程若被房地产泡沫套牢，无论是购房还是租房，都将被居高房价困死而不敢大胆消费其他，这也是致成贫富差异与难以启动内需的一个主要成因（其他影响内需不足的成因，有国家用于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投入严重不足问题，有国民收入比重严重偏低与分配严重不公问题，有税赋调节问题等）。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人口规模合理分布，是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大问题，务必须引起足够与高度的重视，否则，其代价将十分巨大。解决这些问题，务必要改革相应体制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才能从发达国家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历经的相互促进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与探索规律，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避免走传统的城镇化老路，在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使城镇化过程与农业现代化过程和新型工业化过程，成为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相互发展的过程。
计划生育成效带来的人口革命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小家庭极大地减轻了生儿育女的各项支出，加之，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增大，生活水平初步跨入了小康，从而提高了人均生活消费、购买耐用消费品、增加储蓄率与参与金融产品投资等财产性收入方面的水平。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问题，可以认为是部分传统人口问题已基本消失，并从与贫困作斗争中解放出来，计划生育成效对全局的巨大统筹作用，由此可窥见一斑。
四 伟大实践不同凡响硕果与中华文化启迪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中心的新发展时期，迫切需要人口的发展逐步从与之不适应走向适应，也即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人口及其结构的发展，提出了较为准确的要求。人口过多，对加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既有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余的优势一面，也有充分就业困难问题持续时间长、压力大的一面；既有不利于持续加速提高社会生产率的一面，也有不利于持续加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面。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对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改善人均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公共设施与服务水平、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等，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制约作用。
在实施计划生育下，预测急剧变动的中国非稳定人口的未来发展，若仍依据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那种罕见有准确预测记录的预测方法，那么，预测结果与实际的相差甚远，势必难以满足客观的需求。为满足中国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作等方方面面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改善人口预测准确性与确保数据质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夕，两个人口科技工作者（马瀛通、王彦祖）在充分认识到国内外相关此问题的学术水平现状后，尤其是从学习、掌握、应用西方人口预测方法，到在实践中发现其不足后，则针对未充分考虑西方人口数理预测模型的假定前提条件，而一味简单地模仿、照搬现状，只图从适应中国人口实际，为国争光、为中国人口学者争气出发，便自觉、自发、责无旁贷地跨单位组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此研究重任。马、王紧密结合原基础理论在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探索新基础理论与相应方法论入手，克服了不少人为设置的重重障碍，在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历经一段艰苦不懈努力，终于力排众议，揭示了西方人口预测数理模型的缺陷，不负众望地创立了分年龄分孩次递进生育指标体系与相应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方法，开创了一条连西方学者都拍手叫绝，并称之是他们为之长期探索而要寻觅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其在反映中国人口近期客观实际需求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198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赢得了普遍、高度盛赞，为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伟大实践，结出了一颗耀眼夺目享有国际盛誉的科研创新硕果。
马-王（M-W）创立的新理念,以及基于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及数理模型，既填补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的空白，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也使学术水平大幅提高与深化，同时，还使其应用得以延伸、拓展，为多学科从各自范畴（优势），多视角、多层次地探索一定条件下的人口变动状况、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提供了再认识的新途径。反之，一定条件下的人口变动状况与发展趋势，也是诸多影响因素作用于人口的反映。
根基于中华文化，科学地认识与分析人口在天地间，即人口在气候、自然生存环境变化间，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间，所受其影响与在交互影响中产生的有机有序整体变动，以及变动与诸因素的关系，既离不开对人口内在相关因素有机变动的把握，也离不开对人口外在相关因素影响人口内在相关因素产生变动的把握。在认识人口与相关因素互为作用的问题上，祖国的中医文化思想启迪世人须清醒地认识，人类生存的地球，其自然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除人为因素致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外，也有地球自身及之外其他物质使之平衡调节的部分，更有自身变动成因和受地球之外空间变动，对我们居住家园的周期性影响成因。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自然生态环境，诸如大洋、江河、湖泊、地貌、地下水、空气、土壤、草地、湿地、森林等植被，以及各种动物、植物等都须尽力保护，这已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否则，人类就将为这种因人为因素酿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失衡而付出沉重代价。至于人类经济活动，无论是对气候变暖还是变冷的影响，虽无可置疑地应尽力采取措施减少其影响带来的危害，但所造成的影响究竟是大是小，还是可忽略不计，至今仍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未解之谜。那种将一个时期人类生存环境的气候变暖，过于武断地归咎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消耗，著者认为，不但证据不足，而且是言过其实。应该看到，在高生产力下，享受消费水平极高的部分发达国家，因过度消费而使资源消耗庞大，的确对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严重威胁，因此，要么是抑制其人口的合理规模，要么是适当地抑制其过度消费，可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发展，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的未来高速发展，是在其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灿烂文明文化基础上，不断汲取各国优秀文化共同财富而走向文明的发展（强调中国特色但不能离开人类文明），这种发展的底蕴丰厚而坚实,其势必锐不可当。知识不等于文化，有了一定知识不等于有了一定文化，更不等于有了一定道德素养，道德素养是一种文明自律素养。文化是综合反映人类长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素养、境界与特色总称，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素养，是一种长期积淀的境界，是一种有着显著传承文明内涵的特征。尽管如此，一般来说，一旦知识分子的文明道德素养都成了大问题，那么，这个社会的体制则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所谓知识经济，只不过是一种以现代科技为手段的局部、规范、复制性实效经济,而文化经济才是一种包括现代科技手段在内，以文明文化为基础的原始创新、全方位、高效、协调，有系统和特色的多元融合经济。须明确指出的是，相关学科在对人口问题认识上，或在引用相关人口问题的某结论上，一定要以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根基的文化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务必不要生搬硬套。一旦问题出在人口学范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悖论，也就难免带入其他学科，足见，人口学对相关学科的基础地位。
五 “主动”与“被动”型人口转变对经济的不同作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指工匠所用的工具，这里泛指工具性质的方法论。不少学科的发展，方法论都是最活跃的分支，因此，一般都主要集中反映在方法论上是否有新进展，尤其是现代科学就更是这样。若在基础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时常伴随着新指标体系的提出，与相应指标体系及数理模型的创立，因此，方法论通常是大多数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十年的研究实践表明：对大多数学科来说，正确掌握与合理运用方法论的多少及其熟练程度，既是反映也是评估该学科研究人员分析研究能力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所谓科研上的突出人才与拔尖人才，主要是指其在基础理论上是否有新突破，在方法论上是否有新建树，在相关发展的大问题分析上是否有独到的见地，而纵观人口学的发展，则尤为是这样。
近些年来，一些有人口学背景，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基本知识匮乏的人口科研人员不在少数。这既是制约人口学界整体水平提升，也是制约这些科研人员学术水平提高的重要一环。须知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社会变动、结构变动、构成变动、城镇化与城镇人口分布差异、估计与预测，以及对稳定人口理论从机理上，所做的外在与内在定量描述和分析。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这对那些从事相关人口分析研究工作，但却又无人口学专业背景者来说，通常在尚未通晓人口学基础知识前，一般也只能做到照本宣科、照猫画虎。对稍有困惑的问题，不可能取得能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成果，否则，人口学也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可见，凡无人口学专业背景而又从事着相关人口方面的实际工作者或研究人员，务必要补上人口学基本专业知识，尤其是要补上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相关分析方法这一课。
始于“二战”之后的人口转变，首先是战败后的日本，因在一段时间内，人民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状态，从而迫使家庭不得不对生育子女实施主动生育调节。加之，政府此间又对此采取了多项积极政策与财政上的支持，所以，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耗费了约半个多世纪，才使其人口受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影响实现的同阶段人口转变，从而对其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伴随着社会民主改革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日本的生育水平急剧下降，也未出现过任何回升与反弹。若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年龄结构变动来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则是一个从“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迅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先老后富”典型。之后，诸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也越来越认识到，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则需对其人口实施主动生育调节，实现这一阶段人口转变。这一阶段人口转变，若对其人口实施主动生育调节，通常只需二三十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就基本可以做到，这样，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因此阶段人口转变过程的极大缩短，而势必形成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
人口转变此阶段进程，以对人口是否实施了人为有效的生育调节，而分为“人为”控制转变型与“非人为”（也称“自然”或“自发”）控制转变型，通常分别简称为“主动”转变型与“被动”转变型。同一阶段人口转变过程，因“主动”与“被动”转变型的转变速度大不同，而呈过程快慢与短长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社会发展则凸显出大不相同的作用。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对不同阶段人口转变的内因，也有一定助推与抑制或起着非稳定与稳定作用。
中国在其人口“高增长”阶段实施的“主动”型人口转变，既是一个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急剧加快、转变时间极大缩短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大减轻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的累进过程。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相对较高水平时，不仅对降至低生育水平同时也对低生育水平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死亡水平相对稳定条件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加速下降或较低生育水平的起伏波动，以及降至低生育水平后的相对稳定，势必伴之生成的年龄结构及其变动，也是一个以有序时间——年龄分布，来反映其变动过程复杂内涵的轨迹。因此，从人口转变阶段进程，及反映这一进程的年龄结构同步转化，来充分认识实施计划生育主客观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显著差异，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达一定水平时，对内在生育动机的主导作用，才是把握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决策大方向，获取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重要启示及宝贵经验的关键。
六 不同规模类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关系及解决途径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两种不同的生产。人口再生产简单而笼统地说，就是指“一代”如何生育“下一代”。鉴于迁移资料统计的不准确之因，而在阐述人口再生产时，时常把迁移因素搁置一边不谈。人口再生产计量的时间单位，不是月也不是年而是“一代”，并常以女儿一代人数与其母亲一代人数之比，来表征人口再生产的生育水平。人口再生产因是自身的再生产，人口的出生变动不仅与生育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而且还与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构成差异紧密相关，但物质资料生产则不是，这是正确认识与分析人口自然变动，务必要牢牢把握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少相关人口问题悖论的产生，大多都与未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生产的特征而不无关系。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人口问题上，不少国家普遍存在的一大通病是，在经济发展顺利、经济形势大好时，往往把人口问题忽视，但在经济发展受挫，人口问题凸现时才重视，须知这是认识与解决人口问题的大忌，是十分值得记取的教训。人口再生产是一个强惯性系统，其惯性长度相当于这个人口的生命周期，即近乎相当于它的平均期望寿命。认识与解决人口问题，务必要从其过去来认识今天，从今天来认识未来，也即是务必要以长远而科学的发展眼光来把握人口问题。
根据人口的强惯性特征与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原理”和“有效需求原理”，可把相应人口按其规模分为相对“过剩人口”、“适中人口”和“不足人口”三种类型。这种划分与其在短期内出现的“失业人口”或“劳动力短缺”现象，根本不是一个性质层面的问题。然而，把因暂时内在失衡的产业结构或金融等问题引发的短期失业现象同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混淆；把因劳资、分配、福利等差异引发的显著不同劳动力流向与流量，所致成的部分地区一时劳动力“短缺”（不能仅从低龄劳动力人口来看）现象同“不足人口”（劳动力人口不足）问题混淆；把未来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换代和农业现代化所需劳动力，同目前产业、农业现状短期所需劳动力混淆，即把一个发展中的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混淆。之所以称之是问题，就在于其分别抽掉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相对“过剩人口”与“不足人口”的本质认识。相对过剩人口是发展中的中国与发达的欧美国家在人口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或不得已而在生产力低的产业就业，或产业升级换代吸纳不了客观提供的劳动力后备军所导致的失业，故通常称之潜在失业（Hidden or concealed unemployment）或称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 ）。过去依附在早已是多余劳动力的有限耕地上就业，使潜在失业问题很突出，一般对此都易于理解，而如今却只有从科技水平提高而减少“人手”的角度才能分辨清楚。这种人口问题始终将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长时期重大问题。
经济有经济的自身发展规律，人口有人口的自身发展规律，二者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等于我，我也为不等于你，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却十分显著。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必有与其相应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映现，诚然，客观的人口流动与迁移状况，也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在相对过剩人口中控制生育率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少生快富”，但加速降低生育率“却是创造今天发展潜力所必须的先决条件”（安川正彬，1965）。研究与认识人口问题，只有把其置相应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才能将其说清楚，得出相应结论。否则，单纯以人口来论人口，则无实际意义。此外，在作相关人口问题与人口现象比较时，也务必要注意其间是否存在类比性。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从经济角度看，一定条件下的人口状况与变动，常被视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另一条件下的人口状况与变动，常又被视为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重要结果，当然，也有一定条件下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关系。然而，人口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特殊性质，即一定条件下的人口增长、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等人口现象，在可视为是人口再生产结果的同时，又可视为是人口再生产的一个条件。
人口发展过程，是建立在一定文化、生育制度与经济基础上的一个社会过程，掌握及运用计量与分析相关此过程人口现象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深入研究以人为本的人口主体与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无疑对统筹制定诸项政策与规划，对开展相关人口方面的咨询服务，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专著前三章及之后诸章节相关内容，对指导有针对性、目的性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人口信息资料、文献资料，也有重要指导作用。
七 学术正误争论焦点是不同人口控制思想的映现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1980年7月1日，被<后记>称之著名控制论科学家的第一作者，以系统工程控制原理套用到人口和计划生育中来，为尚未出版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做了<序言>（宋健）。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竟在<序言>中就显现出：一是他对人口学若干概念内涵及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控制量——总和生育率值，都还未完全搞清楚(诸如：“人口在生物学方面的老化速度，无论在工业发达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著者注：人的个体生物老化，是指个体的人，从出生、成长、衰老至死亡的不可逆生物过程；人口的老化，既能以增加人口出生来降低人口老化速度或使人口年轻化，也能以减少人口出生，来加速人口老化，也即人口老化是一可逆过程，根本不存在生物学方面的老化速度问题。)；二是他对那时中国计划生育的实践与现状，基本可以认为是不甚了解；三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初期，仍对脱离实际的那种“左”的东西仍尚未根本转变认识。身为一名部门行政官员又是科技工作者的作者，却未解放思想把认识转变到，靠科学民主决策来制定实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的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仍旧信奉着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下那种不讲民主只讲集中的人治专断，也即是还在迷恋于过去那种从未有过好实效，以行政手段来运动群众的陈旧做法，还在坚持只要强化行政手段，就能在相关民生问题的计划生育中强迫客观就范，实现主观目标。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基本是以缺少民主基础的集中政治权力来支配的经济社会，往往是以主观愿望制定政策，以行政手段来控制实施，因此，导致事与愿违结果的客观事实，可谓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其间越“左”越“革命”的种种失误，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笑柄，但在那个政治冲击其他的社会氛围下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因此，在那个时候要切实做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决非是件易事。“左”带来的失误，那时非但没人问责，从中反倒还会渔利，这即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所谓“左”保险。它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其实践，不仅完全背离还与制定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根本不符。这正是转入新历史时期的中国，须通过解放思想，以改革求发展来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把人口控制的社会过程误认为是工程控制过程，所以就难免要故伎重演地走老路解决人口问题，也难免要背离以人为本的原则而墨写出:“对人口发展这个生物过程的定量研究，”[1]“即使保持每年万分之一的增长速度，世界人口在10万年后将增长22,000倍，达到88万亿。全部海洋上都住满人，每平方公里上要住20万人。中国人口若保持万分之一的年增长率，10万年后，人口将达到22万亿，即每平方公里要住上220万人，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对久远未来的后代来说，就是万分之一的年自然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 [2] 这不禁令人要问：难道这就是其称之的“自然科学的渗入已经把定量人口学变成一门准确的科学了”？[3]好在这位被称之人口控制论的专家也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实来外推，显然是一种围绕所要表述主题的过度渲染。其实这种戏说就是借把人口问题弄得耸人听闻，而误导人口问题决策要纳入其主观强迫客观就范轨道。正是诸如此类的价值观，才更能使人深刻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何等的重要。
“不知而言，不智”，只要稍有一些生物学常识者都应清楚，任何一种生物种群的纯生物过程，都无不受其他生物种群影响与制约，都无不受优胜劣汰自然法则、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与气候变迁的影响，都无不受相互依赖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说，任何物种的生物过程，都绝对不会有如此不着边际地繁衍，更何况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种把人口的社会过程，误视为是一种真空环境中离奇般的纯生物过程，其推算的数字着实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纯属子虚乌有的梦幻之说，可谓是学术上贻笑大方的典型实例。当然，这种理念若影响到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决策，就不难想象其后果的可怕。毋庸讳言，其论述不仅与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实不符，也与人口过程是一社会过程完全背离，更与中国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为本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是要加速发展，振兴中华，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格格不入。
在科研体制不健全，历经一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过程后，为求利而丧志所出现的一股浮躁，使一些学者不在学术研究上下功夫，而是为个人名利在“拉关系”或揣摩领导意图上下大力。这种易为得名利的本身则表明：一是体制上有问题，二是上级意图本应是科学民主论证基础上的产生之果，若在其之前那就有可能是一种有悖科学的“长官意志”。
八 高端人才短缺的实质是短缺造就高端人才的体制
凡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通常都是在研究人员敏锐发现既往理论、指标、方法，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实践的问题时，即是此问题探索过程的开始。此后，他们历经持续不懈地艰苦努力，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地攻坚，才在探索逐步深化及矛盾交织反映在基础理论问题上而产生的超越学界固有思维定势的顿悟，才最终取得突破，获取基础理论、指标体系与方法论的创新成果。足见，有无创新或能否创新，首先取决于有无发现这类问题的能力，然后才有怎么探索、怎么解决的问题。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既指某一个领域从首次发现，提出探索未知问题，到取得突破直至获取系统新知的全过程，也指其所获取的完全不同或大不相同系统新知的成果。
在学术水平及创新问题上，研究员与研究员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以及院士与院士之间和学部委员与学部委员之间，学术水平或研究水平的差异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无论是学术水平与研究水平层次还是成果水平层次，都差异悬殊、良莠不齐。有的虽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之称，但学术水平与科研成果只不过是一个“所长”有心计的“武大郎”开店经营之果，其水平却远不如该院所外的一些教授、研究员，可谓是学部委员层次中的滥竽充数者。滥竽充数是指我国古代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混在吹竽乐队中充数，而这里借此典故不仅 ，指那些故弄玄虚、夸大其词的“吹牛皮”者，也指那些以次充优的弄虚作假者，因为他们没有真才实学，更没有一项经得住实践检验证实是有独到见地的科研成果，他们靠的是迎合上与笼络、压制下，靠拉人际关系、熬年头数，靠学术价值低而又少的可怜的几篇文章，靠资历、学历排队，靠上级机关下达的宽松名额凑数，靠不反映真实学术水平的奖项充当高水平。总之，就是有一些人靠充数的“机遇”晋升的高级职称，职称晋升了就享受相应待遇，至于不称职那就不管了。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只有那些有良知，有科学追求，事业心强，职业道德水准高，勇于"逆水"行进者,无欲则刚的不入流或不同流合污者,才有可能成为科研栋才，才有可能出创新成果。否则，只能出有其名无其实的平庸才或称该管理体制的“奴才”。凡是在截然不同量与截然不同质科研成果面前，不加区别地对科研者，那么可以认为科研管理者连最起码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道德素养都不具备。因此，在高级职称与高级职称级别间，学术水平存在的悬殊差异也就见怪不怪了。
创新探索者在寻觅合作者时，因为那是要实在的真功底，必然是要以是否具备相关主题研究能力，是否具有肯于刻苦钻研、不计较名利得失的良好人品，以及是否具有诚信的学术道德为标准来选择。凡经历过破解重大疑难问题的学者，都会从其研究过程得出这样一个共识，即只有在遇到解决疑难问题的关键症结时，才能最深刻地感受到，需求一个能破解关键症结的高端人才是何等的迫切！此种感受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称之高层次的人才不少，但从中却难觅到所需之才。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也映现出高层人才中一些以假充真的“李鬼”、以次充优根底浅的华而不实者，让人切感到高层人才具高层水平者不多而凑数混杂其中的量不少，凸显出高层人才贵在精的问题，这种切实感受对原创新研究来说就更是如此。不少研究单位，虽可称之是一个有一定学术水平研究的团队，但就是因为缺乏精才，而从未见有创新成果问世。创新要有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既指曾有创新成果问世的人才，也指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肯定一切应该肯定的，敢于否定一切应该否定的人才。创新是个人项目还是团队项目，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从整合出新的意义上说，“创新”有时是团队项目，至于是否能出“创新”成果，则取决于组成团队的个体所具学术水平。一般来说，若没有扎实的相关专业基本功，若没有一个深厚的研究成果积淀基础，若没有一种高度职责感的敬业精神，若没有一个对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整体把握，尤其是若没有一种超越思维定势的勇于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创新成果问世。创新从此意义上说，通常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专业水平与素养。无论是一个研究单位还是一个研究者，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科研能力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关键取决于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而反映人才能力的则是其成果，尤其是创新成果。因此，一定要建立以高水平成果者为首席专家的顾问制，参与咨询、指导科研工作；一定要制定并实施一个在学中干与在干中学的双轨制人才培养规划；一定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不断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一定要建立一种以科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一定要坚持以难易程度划分的不同科研项目不同投入，重大研究课题重点投入的原则；一定要制定出以科研成果的质和量来评定学术水平、评价工作绩效、裁决是否评聘，以及决定是否奖惩或淘汰等明文规定。简而言之，创一流务必要遵循科研规律，时刻追踪世界前沿研究课题；务必要密切结合实际，重视基础理论学习、研究；务必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积淀过程才可能有创新。每一项创新成果都离不开对实际问题的深化研究，而每一项成果的取得又都是为实际工作服务，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非此就不可能有人才辈出与创新。
创新研究时常因难觅所需合作人才，出于无奈而最终不得不独自承担。否则，就不仅是耽误时间，甚至是帮倒忙的问题。对此，唯有少数历经创新和对创新难有深刻理解的那些老老实实的科研人，才可能感受到或领悟到其中的苦衷。著名学者查瑞传教授对此就颇为有感地坦言：“真理是简单的，然而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的”（见《人口学百年》中“历史的共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北京出版社，1999年）。这一语，道破了如何认识创新成果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本质。
创新成果问世的初期，大多数基本是不认识，但历经一段时间的学习、比较、鉴别后，逐步才对创新成果有了新认识并为之惊叹不已。再之后，不少人往往又认为所获新知、新结论竟是如此简单，可又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为何在其之前却从未破解“如此简单”之谜呢？可见，看似“简单”的创新成果，那是在深厚积淀基础上，历经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辛、曲折探索，以及反复比较、甄别、验证后，才升华而成的。然而，在掺杂了不少人际关系与长官好恶的体制下，因选才、评聘公正的被扭曲，而使得每一项创新成果的问世，总是随即伴随着不同是是非非的应运而生，真是应验了那句“不出成果便出是非”的俗语。因此，在学风不正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时常奏响的是部分无知者、忌刻者叶公好龙的“方寸深”，与创新者对之铿锵的嗤之以鼻，笃信创新必将翻开科学新篇章的豪壮。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勇于改革，荡涤那些口是心非的科学小人，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能出创新成果者，一定是那些有深厚学术功底，有高水平研究成果积淀，有积极主动职业行为品格，以及有科学奉献精神的无私或少私的极少数，否则，也就无所谓学术创新。创新研究，尤其是原始创新研究，则大不同于其他研究，它不是对研究对象既往认识的简单补充与完善，而是一种超越思维定势的探索之果。创新成果的一大特征是，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一种全新基础理念。它要么是一种对既往认识与结论的否定，要么是一种更加符合实际的另辟溪径，只要根据创新理念建立的方法论模拟，就能从定量结果上，清晰而如实地映现出研究对象变动的客观状况与规律性趋势。可见，科研上的原创是一种新基础理论的创立，所以，对创新研究就需有非常规的特殊管理方式。科研管理要按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办事，管理的核心首先是建立科研管理制度，只有依制度管理科研，才能用好、管好、保护好、发挥好、培养好不同层次的人才。人才是任何一项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只有出一流人才，才能出一流事业。这就要求首先要分清什么是人才，什么是庸才，这样才能进一步晓得人才的分层次。平日只要观察一个管理者对人才的认识，就能断定其是为做事还是为做官。判断管理者是为做事的关键，是为人才排忧解难，以及对人才要关心好，使用好、管理好，服务好，发挥好。所谓人才决不是整天围在领导者身边的人，那些整天围在领导者身边的人，一般都不可能专注于科研，也不可能是创新人才。用人要分层次，只有分层次地用人才，才能人尽其才，事业才能有大发展。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只有那些勇于创新者才深知一项创新探索，要由什么人来参与及如何组织实施。
唐代有句至理名言：“智者不为愚者谋，勇者不为怯者死”，就足以道出了其中的道理。这也是著者在捕捉到带有创新意义的问题后，为什么要结合实际反复对比研究，紧紧抓住不放？为什么要不断剖析、探索其症结？坚持要与那些已意识到，并胜任这一学术前沿问题研究的志同道合者合作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才从基础理念与方法论上认识到，稳定人口基础理论上的指标体系与方法论，在反映非稳定人口现象时，必然要与客观实际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正是为探索缩小这种差异的途径，才历尽艰辛，终于在1985年，在国际学界提出了中国学者首创的全新分年龄初婚递进率与分年龄分孩次递进生育率指标体系，基础理论与相应数理模型。
同年，著者又在国内外首次提出：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不能以同一个标准来认识，务必要以不同人口规模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是否适宜及适宜程度来认识。这是因为老龄化过程主要是以反映老年人口比例动态上升为标志的过程，同时还是反映少儿人口比例动态下降、老少比值动态提高、年龄中位数动态上升的过程。然而，伴随引发现阶段人口转变过程的速度快慢大不相同，过程长短与成因大不相同，所以导致度量老龄化程度的老年人口比例等诸指标动态上升或下降的成因，以及速度快慢或过程短长也大不相同；加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老龄化的产生、老龄化的速度及其过程的长短大不相同，从而使不同成因的人口老龄化及其速度、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大不相同。从不同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所映现出的大不相同作用，乃至相反作用，足以表明不同人口前提条件下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也因此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引发成因与加速的过程，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正效应，从而首次充分肯定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与加速过程，创立了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基础理论与分析方法，为此后创立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奠定了基础。
分析、认识不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及其年龄结构变动产生的作用，若对其前提条件、生成原因，对反映年龄结构变动的构成比类指标局限性，以及对人口规模与相应年龄结构变动趋势，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是否合理，都还未分辨析清楚，就照搬发达国家对其现人口老龄化的认识与结论，来审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作用，势必就要普遍产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要较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得多，问题严重得多的悖论。须知，这种东施效颦导致的结论，绝对将与实践验证的积极作用是南辕北辙。如果说这种悖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初期出现，可谓是在所难免，那么，在25年前就有了此方面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仍未弄清不同人口规模前提下，老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足见，反映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宣传、普及教育是何等的滞后；反映为科学民主决策服务的管理者，在研究社会公共政策时，那种本应经常关注科研成果，注重从中汲取科学成分，提升决策科技含量，是何等的不足。
宋代有句名言：“学不博者不能守约，志不笃者不能力行”。为著写一本旨在满足从事人口学专业、统计学专业、社会学专业、经济学专业、城镇化与迁移专业，以及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者等，需要在不同层次上提高相关人口学水平的专著，著者遵古训博览了相关人口学方面的群书，耗时两年，于1986年草成了计达74万字的工具书《人口统计分析学》。其特点：一是将人口学主要涉及的方法论与基础理念融为一身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应用实例分析，把当今世界主要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的计算条件、步骤、存在问题，不仅做了具体使用说明，而且还分别对其优缺点及适宜条件做了评述；二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实践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又及时将若干既往指标体系与方法，存在的与表征客观实际不符乃至背离问题，也即不能如实反映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成效的问题，而加以了改善、创新。这些有着重大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原创成果，都是根基于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实践取得。著者将其一并收入专著拟作为1988年向改革开放10周年的祖国母亲敬献的一份厚礼。鉴于那时传统社会属性的政治权力对出版有着严格控制，故此专著受层层审批而未能及时出版。然而，作为那时一名唯一既无“长”字衔，也无高级职称的著者，因学术创新成果与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见地独到影响，而被1985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首次成立的人口专家咨询组聘为专家成员，因而有幸在1988年初，也得到令著者崇敬的一位执政为民领导王伟同志（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大力支持，才终止了《人口统计分析学》书稿的漫长审查，交付红旗出版社于1989年问世。
《人口统计分析学》对中国非稳定人口在假定为稳定人口前提下，所表征的生育水平与实际大不符的揭示，充分暴露出既往基础理念与方法，不仅在反映诸如像中国这样急剧变化的非稳定人口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而且在反映缓慢变化的发达国家非稳定人口时，也同样存在着理论数值与实际有一定差异的问题，只不过差异小或可忽略不计而已，而创新后的M-W基础理论与方法，则可基本如实地反映近期实际生育水平。
1986年5月，友人张晓彤在得知《人口统计分析学》已定稿后，随即有感而发，集不少友人于一身地书写了一篇杂文，命之为《无名小卒》，感人颇深。该文既深邃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振兴中华而忘我拼搏的那股劲，大义凛然、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以及敢为天下先，不辱使命的豪迈气概，着实映现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世世代代独具的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也睿智地指出了在求发展中，因体制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出高端人才难问题。他以拔尖人才、拔尖成果在国内一些科研单位、学会社团组织得不到公平、公正评价的事实，揭示了科研管理体制与出高端人才、创新成果的突出矛盾，并坦诚而尖锐地指出，拔尖人才的淡泊名利，完全不同于妒忌者对拔尖成果有心计的低评，实践与时间必将反复证明，拔尖成果的超强影响力，绝不会因低俗的掩耳盗铃雕虫小技而诋毁。
无名小卒震惊国际学坛的成就，显现出的中国创新能力不仅令世界刮目相看，也令国人为其民族而骄傲自豪。相比之下，再看看无名小卒身处“枪打出头鸟”的那种科研环境，确实又发人深省。“文革”动乱时期的磨砺与锤炼，加之自身素质的修炼，造就了无名小卒这样少有的人才。我们必须看到，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史，是一部出创新人才、创新成果的发展史，现时与未来都不会缺创新人才，如果缺，那就是缺造就创新人才的体制。可见，改革不适宜的科技人事体制迫切性，以及不拘一格选人才、识才、鉴才、用才的任重道远。
发展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单位与单位乃至国家与国家的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发展后劲的大小以及发展速度的快慢与质量的高低，都是人才的竞争结果。只要以改革建立了适宜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制度，那么在制度保障下，发展是硬道理才能有持续动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科学与发展中实实在在的一大永恒主题。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在这一永远没有完结的发展过程中，紧紧扭住科学这一加速发展的第一要素，才能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改革、科学发展的始终。
九 创新无奖或次奖是对无创新大奖的莫大嘲讽
《淮南子人间训》道：“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这“三危”在缺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讨论与争鸣的文化氛围下，因科研管理制度与民主监督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在较长一个时期，不知新中国是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浮躁与急功近利得以滋生、蔓延。在学术评论缺失的氛围下，受其影响的驱使，一些科研部门在对学术成果评估与评定问题上，因情绪化主导而产生的错位，导致处置“功利”问题的不公正，导致酿成的“三危”问题早已就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成了痼疾。诸如在科研工作中出现的那种，不肯下苦功夫的急功近利者；图虚荣、图利的钻营与投机者；一日复一日的碌碌无为，却还要像“大锅饭”时那样，什么都要有所得的市侩；学术上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却总能与不同时期流行的政治、经济术语对接，牵强附会地编织出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似是而非论；以及借风使舵，把科研也当作一种仕途手段来经营的学术“政客”；学了不少，而肯于下苦功夫达到熟练掌握与运用的不多；部分真有实才教授培养出的博士，若再经自身努力和有识之士的贤达指点，那么，也将会造就出不少精才，恰如《论语子罕》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反之，成“半瓶子醋”或能夸夸其谈的庸才也不少。
著者深信，只有在深刻认识到每一成果背后的艰辛付出，才能感悟到其科研追求的人生价值观，而科学价值观的基本确立，只有在反复科研实践中升华才能逐步形成；才能逐渐彻悟到“为学大病在好名”、“业精于勤荒于嘻，行成于思毁于随”、“非志无以成学”、“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才饱身自贵，巷荒门岂贫”、“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的真谛；才能做到“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才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克服那种浮躁而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地求进取。否则，就会在不规范与缺失监管的机体制下，形成挂“长”衔者自然有其名，无“长”衔者争而有其名，不少为徒有虚名的滥竽充数状况。因此，在不清楚何为科研创新及创新难度的条件下，竟嘴上不离创新而做的却是把书刊上抄点，网上摘点，东拼西凑来的见怪不怪文章，冠以猎奇词语，或更新题目与封面重新发表者，已是屡见不鲜。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科研人员若能做到不被功利诱惑而独善其身，能从基本功抓起，能从自我做起，耐得住孤独与寂寞，把心静下来，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知识的吸收、更新，常保持大于支出，久而久之，就势必修炼出科研者的人格魅力，养成独立钻研与思考的良好习惯，才能最终成为解决学术疑难问题与创新的举重若轻人才。
“创新成果绝不是指定产品”，若下个令就能出来，或戴上一顶“创新”帽子就算是“创新”成果，实在是欺世的荒唐事。出成果，尤其是出创新成果，若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底与长期的研究积累，则纯属是空谈。创新是基础理念的突破，谈何容易！科研的生命就在于创新与科学的预见，这一生命就是使命，也是科研的价值。否则，成果都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或空话大话套话连篇而无任何科学内涵的报告，研究工作就成了虚设。若是能认识到学术研究重在同中求异而不是异中求同，即百花齐放是贵在推陈出新，那么，任何科研单位，势必就应建立以提高学术水平为核心的多出创新人才体制。
创新人才之所以能出创新成果，必有其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创新成果问世初期的一段时间，常见的是，一方面招致来种种非议，一方面是创新者对非议的一笑置之。此时的创新者举止不是傲慢，而是在认真思考着其研究过程是否曾对这些非议都做过充分考虑，是否都已进行过确凿否定。创新者正是凭着这样十足把握，才有着那份独立、清醒，才方显出那份“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创新成果遭非议时间长短，与对其从不认识到认识过程长短相关，也即是与学术水平从提高到认识的过程相关。待学界普遍认识到一项创新成果的重大价值时，时间已过去许久，因此，学术创新成果得到普遍认同具有显著的滞后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管理制度不健全条件下，时常是不被冠以任何奖项的无冕之精典。然而，因其经得住实践与时间检验，最终才以其普遍更新认识，在新层次上取得共识与广泛应用，从而把学科发展推向新水平。这既是对科学创新者的无形最高奖赏，也是对那些无任何创新成果，却能获有形大奖的莫大嘲讽。与此同时，在历经历史与实践检验后，也使个别不求甚解的教授、研究员、 “院士”与个别不懂装懂、不知却强以为知、眼高手低、乐于刮风与新闻造势的无真才实学“学部委员”相形见绌，暴露出了体制与机制上的问题。
在以改革开放，加速崛起的日新月异年代，中国人口恰逢其急剧转变的发展阶段，人口与发展上的不同学术思想争论，只不过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实践检验为标准，以深化改革为加速发展动力，所激发出的一股股沁人肺腑的清香。然而，在义无反顾地追求人口与发展的科学研究中，因不同付出常会产生不同收获的客观事实，拉大了科研人员学术成果与学术水平的差距，从而在学风不正环境下，伴随着一项项创新成果的问世，一股股兴不起大浪的歪风也随之舞动，这就难免使一起起莫须有的恩恩怨怨接踵而至。
30年来，为自觉地不断提高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著者始终紧扣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脉搏，有的放矢地博众采之长，补己之短，坚持不懈地既以基础理论来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又以在实际中发现二者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来探索解决的新途径。这一往复不断的探索过程，实际就是对研究专题不断深化认识，力求有所突破而使其升华为新基础理论，并以构建相应指标体系与数理模型来表述，从根本上解决与客观实际相差较大的所谓共识结论与相关方法论问题；就是恪守研究成果要尽力做到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并以此来苛求及鞭策自己，走以实践相结合以创新求进取的科研之路。科研上的求是与创新的艰辛，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因此，只有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这样做了，才能有如是说的切实感受；才能使执着的敬业志向不断得以修养；才能始终不向世俗取道之捷径轻举半步；才能始终信守着不碌碌随波、不唯唯苟合、不津津于现世名利沽钓之律条；才能始终信守着一名科研工作者崇尚科学，唯真、唯实、唯理、唯诚、唯信、唯义的做事先做人之道。
30年的科研生涯自然感悟良多。以语言来表述感悟而感悟却又难以言表，若是<后记>能言表出一部分内在感受，能对开卷者有所启迪，那也算没枉费一名科学人为能开创一个良好科研环境所寄托的一片良苦用心。若是从中受到启迪能切感到，要建立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研成果，尤其是创新成果的科研环境，还尚不懈努力需做大量的改革。虽然改革理应是人人有责的事，但学人务必要首先从自我做起，如果在学人那里连这一起码的基本素质都大打了折扣，那么尊重人才及其成果怎么能不被扭曲？一个时期的科研创新成果，必是那时的精典之作与最高学术水平代表，这理应是毫无争议的问题，但根基于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学界，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成果，远还不像自然科学学科那样直观、清晰而明确。因此，对基础理论要么不重视，要么不清楚，你要学术争鸣，否定应该否定的，他要因人制宜，让你只谈你的认识而不涉及其他，即把搞学术问题也混同为搞行政问题。学术争论引用原文被删，理由是涉及到了人。学术悖论不辨析，不指出误在何处及后果，这不仅失去了科研的意义，也失去了学术发展的一大主要动力。当然，人云亦云的正与误不分，乃至是与非不分的似是而非论，则使一些人找不到北，而跟风、观风与刮风问题就自然盛行。须强调指出的是，《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的终审者删除学术争鸣必要的引文与评述的作法，既是科研的大忌也绝对不是科技专著出版的常规作法，故在2012年以做了大量增补更名为《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问世的专著中，又将删除部分全部恢复。
学术领域的腐败问题与近期一些领导干部在经济等领域的腐败问题，虽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缺失一定制度下的独立制约与监督职能致成，缺失必要的独立制约与监督职能，能不产生学术腐败问题吗？受外界影响与不自律，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诸如2002年，有位正直学者要从未参加过评奖的我，把创新成果《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送中国人口学会参与那届的评奖，以此来试探当时引导中国人口学会评定工作的管理者，是否存在着学风不正与学术腐败问题。令我吃惊的是，评审结果竟完全没出他所料，一些未有新见地的学术成果却出现在榜首而创新成果反倒在其后。面对如此评审结果，却还标榜是“公平、公正”，实在令耗费了多年心血的创新者与曾对此创新成果做过专项评审的专家为之大惑不解。
著者与冯立天教授为捍卫学术尊严，迫于无奈而不得不在中国人口学会的全国会议上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不仅对此评定结果提出质疑，也对参与此评定者的水平提出质疑。毫不隐讳地指出，若参与评定者不花费一定精力研读此成果，一是读懂难，二是有的甚至就读不懂。若是因参与评定者的水平有限，短期内难以弄懂出生性别比新理论及其数理模型，就理应不耻下问，主动去请教其他学者，或尊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的原评审结果。若不这样做，能正确评审岂不成了一种奢谈？若是有能力完全能搞清而执意要做出这样的评定，或是根据理事或常务理事单位分配或摊派奖项名额，那无疑是与学术创新格格不入的一种学术腐败问题。
须指出的是，著者根据参评规则要求，在参评前还提交了早些时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按其规定对这一成果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结果附件。专家评审组以中国人民大学查瑞传教授为组长，主要专家成员都是人口学功底深厚、数理统计知识扎实，在中国人口学界成就突出的学者。评审完全是一种专门、专项评审，其鉴定结果一致认定，此研究成果阐述全面、系统、完整，论证十分充分，结论令人信服，数理指标体系表征严密、准确，建模精炼、逻辑性与科学性完美、统一，其意义重大，是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人口科学的一大贡献，甚至还以“极有水平和创见的研究”来评价这项成果。以评审者及其水平而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组织的这次专家专项评审组，不仅其成员构成基本都是致力于人口学研究数十年，学术声望与人品都可谓是公认的极佳者而且时间也足够长。因此，毋庸置疑，无论是从其学术水平、学术道德，还是从专项评审过程的科学、严谨、公正来看，都能映现出其评审水平显然要远高于中国人口学会的评审水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问题产生的关键却不在专业水平的高低上而是在做人上，即使就是专业水平低一些，但对分辨创新与否也理应是清清楚楚、毫无任何悬念的问题，否则，就连专业评审的基本资格都不具备。若是对评审的成果，在能否搞懂的问题上还都是一个未解的谜，或评审是草草走过场，那么评审的结果问题就更大。所谓学术腐败，指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各种私心杂念缠身做不正人，而身斜又怎能让影子不歪？著者之所以能公开提出质疑，那是在做了大量比较、鉴别后，一种有责任感、使命感并确有十分把握的作为。当此项的评委对质疑无言答对而甚感尴尬时，一位获榜首奖的中国人口学会某负责者，竟对著者表示与他无关而是某某所为。著者从来注重的是学术成果的含金量，参评也只是有意试一下是否存在学术腐败问题，根本就从未关注过这个奖那个奖，因为深知不少奖项并不反映真实。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少部门因明文规定了不同级别奖项对评级、职称晋升的相应作用，因此，评奖中的不公正问题就渗入了学术水平的评定。个别学术水平不高的世俗“高手”，就是靠玩弄诸如学术伎俩的做人做事而频频得手，加之又惯用重要媒体炒作，才速成了“外行看热闹”内涵的“名家”。这种客观现状的存在，令人不得不质疑现科研管理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公平、公正与监督职能？究竟对防止这类世俗钻营能起多大作用？多年来，一直被世人认为是净土的科研与学术领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能滥竽充数，真才实学、创新成果竟是如此地被埋没；一些带“长”字衔及善于利用人际关系的科研者，竟能那么容易世俗地投了机，取了巧，图了利，获了誉。足见，科研管理制度的改革，确实是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就不利于科学发展，也难以突显文明体制下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观。
历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与相应实践发展过程的检验，一度曾遭非议的创新成果则更加映现出其科学的魅力，更加映现出创新者为振兴中华那种全身心倾注及身体力行。历史与实践反复告诫人们，认识有先后，对先知的创新，决不能因自己的不认识而否定或求全责备。否则，就可能会扼杀部分未来的创新者，导致使其反成平庸，碌碌无为之辈的悲剧。著者之所以将《无名小卒》选作《附言》并同作为<后记>的《风雨30余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一并刊发，不仅冀能对开卷此书的读者有所启迪，顿悟到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无名小卒，那种锲而不舍追求科学的精神与无欲则刚的坚毅，也冀中国人口学会与科研单位从中受到启迪，确实建立一项最起码要保证尊重科技成果，特别是尊重创新成果的管理制度，以及具体服务于科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切实净化学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才能珍惜人才，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否则，学术评奖还依旧会是几个评委单位人际关系的平分秋色与庸俗化结果。今天，能坦诚地评述这一问题，那也是经历坎坷磨砺后的部分感悟。记得年轻时，口头上虽然也响亮地高讲不计较名利得失，但实际上追逐从无名利到有名利的意识却一直居主导地位。然而，在人的身心遭受过长时间磨砺后,又埋头于艰辛科研探索，而此时在科研上取得突破,获取创新成果时，就会不知不觉地对名利反倒有了淡泊意识，这恐怕只有经历了人生磨难才可能收获的一种修养。这种把人的欲望从无到有，又升华到从有到无，重新认识名利的境界，也即是历经曲折，消磨掉名利世俗欲望的修养过程。正因如此，才可能襟怀坦白地畅谈改革学术腐败问题与完善科技管理制度必要性的感受。
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跨入世界人口科学创新国家行列
著者等正是因为根植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广博汲取世界科研成果营养，善于不断从实践的结果与原基础理论、方法论存在的矛盾中发现问题，并勇于密切结合实践做不懈地探索与深入地层层剖析，才在学术上获取了一项项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内含原创新成果）的问世以时间为序简述如下（注：除出生性别比课题研究成果，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而被要求评审与鉴定外，其他各项创新研究成果均未做过评审与鉴定，但历经实际应用与实践检验，都已证实并将继续证实中国学者在国际人口科学领域做出的创新贡献。这些创新成果的学术与应用价值，都可从对出生性别比研究成果的评审、鉴定意见中来甄别。）：
（一）1984年，首次提出以总和生育率值为人口预测控制量的中国人口预测，是错误选用控制量的结果，从而提出所制定的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12亿以内，以及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都无可行性，从而提出继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提倡”就是“提倡”，绝不是“只能”；实施“晚育加间隔”计划生育两孩的疏导为主政策，并以立法固定下来，20世纪末的人口可控制在12亿左右，否则，12亿左右的人口计划控制目标也完不成，同时，也对以静态“适度人口”来做区域人口规划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些建议与意见，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准则为依据的产物，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论在坚持科学与如何做科研的学术问题上，还是在以科学为准则的科学民主决策问题上，都产生了具有“冲击”、“震撼”性的强烈影响,至今都是值得认真总结、反思与再认识的大问题。
（二）1985年，著者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既是一个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幅度数倍于死亡水平下降，人口期望寿命不断提高，对改革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与累进成效，为民生与民族带来福祉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口及其年龄结构同步向理想规模与结构的准静止人口发展的过程，因此是大好事而决不是问题。所谓问题都是由错误认识而产生的问题。可见，严格区分人口相对过剩、不足与适宜，并在中国相对过剩人口前提下认识中国老龄化，则首开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过程与老龄化作用的先河。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相对过剩人口，当然就与人口相对不足或适宜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作用截然不同。
（三）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瀛通（M）、王彦祖（W）针对非稳定人口条件下，总和生育率值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数理模型人口预测，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问题，首次在指标体系上，从未婚到初婚的递进概念来深化认识孩次递进生育概念，从而提出了创新研究成果——M-W分年龄初婚递进率、总和初婚递进率值，并建立了相应分年龄初婚递进数学模型；在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方面，提出了M-W分年龄分孩次递进生育率、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率值、总和递进生育率值，并建立了相应分年龄分孩次递进数理人口发展模型。这就把国内外这一专题领域的研究与综合分析水平向前大大推进，同时，也使近期人口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以及相关分析问题的科学性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四） 1986年，著者等把代表国际学术界研究死亡的最新与最高成果，通过优选、整合，在生命表编制中应用，既把以往的编制技术大为改进、完善，也使生命表的科学性大为提升，至今仍居世界领先行列。
（五） 1996年，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等，首次定量揭示了在无人为干预胎儿性别条件下，人类自身出生性别的变动规律，或称其生物属性规律。这一从“常有”（是指从显现的出生性别比观察）与“常无”（是指从不显现的，按母亲曾生子女顺序排列的自身性别次序出生经历，来观察母亲的再育性别比）的结合中发现的规律，在理论上否定了国内外长期以来，一直将出生性别比视为是独立随机事件的基础理论，从而创立了出生性别比是条件随机事件的M-F-C（马-冯-陈）基础理论，并根据这一新基础理论，提出了新指标体系，构建了相应数理模型。在这一成果的研究过程，曾先后历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将正华同志，却对第一作者因与其观点及结论的不同而实施封杀与超常规的打击报复，因此说这一成果是高压逆境下的产物，也是实践对其认定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未失调结论的嘲讽。1998年12月，这一成果以专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出版，之后，就被誉为经典。以德高才厚，出语审慎而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查瑞传教授，在对这一成果历经长达三个多月的质询（实际要远超出此时间，因他一直关注着每一阶段成果与难点攻坚。）式评审过程后，做出的基本结论是：“……研究结论是清晰、明确、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这一基本结论，以他透视这项成果的内涵及对其来龙去脉的把握，坚信并言之有物地做出了如下严谨的评审鉴定：“运用这样丰富的实际资料，做出这样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样有理有据的新思路、新结论，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真谛，……是一项代表正确前进方向的有重大价值的成果”。他对这项称之新理论的成果做出的创新意义评价是：“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人口出生性别比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和飞跃”，并将之引以为自豪地强调指出，这是“在国际人口学界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创建的模型”，（注：用于强调的黑点符号，是查教授在鉴定意见中特地加的标注。）为此，他感触良多，还颇为感慨地称道：“给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树立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榜样”。
查教授是人口学功底极为深厚,对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极为重视的不多见学者。他对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M-F-C（马-冯-陈）基础理论与数理模型倍感自豪的真诚，他那浩然之气的鉴定与发自肺腑的感言，他那细致入微、言之有物的评审，犹如亲临了研究的整过程，让人切感其对此学术前沿问题的敏锐与感通，否则，决不可能有如此的鉴定。今天的中国人口学者，不仅要从查教授那里学习如何治学，还要从中学习他如何做人。查教授及像他那样学者的论文与著作，应是今天年轻人口学者，在专业上应选学的重要内容，否则，就是不正常现象。
著者对查教授所做的学术评价深深打动，亘古至今，常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觅”，但查教授所做的这一鉴定，字里行间都令人顿生一股荡气回肠的感受。他是一位脱俗而跻身于千里马与伯乐兼备的少有贤达，做学术上的伯乐，他以科学创新为准则，从不以亲疏来定夺。这也是他为毕生追求与献身的科教事业，竭尽全力的另一种映现与写照，这不正是学术与教育界为人师表的典范吗?然而，对比之下，那些明知是千里马却不敢称之是千里马的妒贤者；那些明知是千里马却怕众人识出是千里马，故常散布谣言与是非来惑众而加以诋毁者；那些骑着千里马却称自己是千里马的“盗版者”；那些使用了别人成果尤其是创新成果，却只字不提其来源或出处的“剽窃者”，以及昨天还以“权势”给创新者“穿小鞋”，实施报复之能事，今天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是问题者，难道就不汗颜吗？
（六）2007年，面对国内外一致认定的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长期人口负利随即将至，这一风靡学坛充斥媒体的结论，著者在搞清其主要依据与来源后，则针对以年龄结构为基础，以其和经济生命周期互为作用而计算的盈余效应——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根本不符和实际的问题，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英文版学术杂志《China Economist》发表了题为《Family Planning Brings China Demographic Bonus》的论文。《China Economist》编辑部为此文专门加了编者按：“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渐渐增多，认为在未来不远的时期内，中国可能将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口结构。本文主要针对‘未富先老’、‘人口负利’等观点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人口抚养比、人口红利等指标计算与实际情况有着背离。作者相信未来仍然是中国‘人口红利’急剧增长期。”此文指出了所谓的“人口盈利”与“人口亏损”（田雪原等著《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一种似是而非论。首次从方法论与基础理念上，提出了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要在趋向适应的前提下，才能正确地认识与把握年龄结构的变动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只要其人口规模变动过程，是在朝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宜方向发展，即是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从而表明伴随中国解决其相对过剩人口过程，也是逐步趋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宜的过程，因此也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的过程。只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关系不走向反面，人口红利就不会消失。这一结论的提出，既是一个与前者人口红利概念截然不同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也是对前者人口红利概念的否定。这一结论的提出，既是一个与前者人口红利概念截然不同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也是对前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本否定。
2012年7月，针对英国The Economist发表的“人口问题已成为中国的致命弱点”而在《China Economist》发表了《Reexamini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Age Structure 》,首次明确指出了度量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前提条件、原则与方法论,人口转变完成与否的基本判别标准，人口变动趋势与年龄结构转化是一个同步有机不可分割的变动过程。相对过剩、不足或适宜的人口，必有与之相应的相对过剩、不足或适宜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国解决相对过剩人口过剩也即是同步解决其相对过剩人口年龄结构的过程。只要中国人口在向其适宜规模的准静止型稳定人口发展，那么，在其实现之前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期。当人口红利达其峰值而稳定时，也即是实现适宜人口规模的准静止型人口之时。这种准静止型人口及其结构则为准定常人口与准定常年龄结构，而峰值人口红利则为准定常最大人口红利。足见，人口发展只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相适应过程，那么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变动就是在可持续发展下得以优化的过程。
著者坚定地认为，只要人口的变动趋势，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均财富的持续增多，就必有人口红利产生。因此，断定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将与日俱增，并是实现21世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动力，是中国从自己的人口国情出发，防止20世纪80年代初生搬硬套西方人口预测方法而误导出“一胎化”决策，致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历经曲折再次重演的重要科研成果。
（七）著者2008年开始着手研究，2010 年取得阶段性创新成果的年龄结构基础理论，最终在2012年基本完成，并于当年2月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在《中国人口科学》发表。首次指出了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以及人口转变在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大不相同，明确指出了M（马）-人口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的五个要点。首次在国际学术界开创了以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为根据，正确认识不同前提条件下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及其构成比诸多度量与分析的科学方法论途径。若将M-W分年龄递进生育理论与模型、M-F-C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模型，同M-人口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结合，就可获取未来一段时间内经得住实践检验的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这是因为其所依据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都是迄今为止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M（马）-人口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提出了，在以科技为首要动力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相应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的同步变动趋势与最终归宿。这种以人口发展要朝着不断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趋势为方向，作为判别不同人口规模取向及其年龄结构转化的方向，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否合理的标准。这就充分表明，这一成果是把不同类型人口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与年龄结构变动，视为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客观发展规律，且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是不可分割、相互关联、同步变动的有机整体。人口的发展正因为其规模与年龄结构是一个有机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每一个年龄都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前提下，认识人口问题与解决人口问题，在相应年度生育水平与尚存水平的体现。一个时期大于或小于不同程度的更替生育水平，其相应各年龄则分别蓄积着历年不同程度的增长惯性或不同程度的缩减惯性。这种蓄积于相应年龄段的人口增长惯性或缩减惯性，必将以综合反映出的作用力在一个相应时期反映出来。与此同时，这一成果不仅提出了科学认识与度量年龄结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纠正了因片面认识而产生的种种似是而非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了既往的人口转变理论。M（马）-人口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的创立与应用，既是人口学研究、分析人口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深化研究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这项创新的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与方法论，是步入21世纪的中国，对解决世界面临的人口年龄结构认识问题，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十一 创新呼唤创新体制
具有世界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问世为什么屡屡出自著者之手，只有那些了解著者是在何种不利客观环境下，下的是何等苦功夫，付出的是何等艰辛，才能晓得那种创新从自身做起，“敢闯”、“敢试”，勇于创、勇于试，克服的是何等阻力，才能意识到科研上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冲破现管理体制束缚下的一种改革。因此说科研创新成果的取得不是现管理体制给予经费支持或人力保障的结果，而是天地有情与天地良心对无畏“改革”者的回报与赏赐。创新应具备创新的最起码条件，诸如，创新若是没有扎实的人口学理论基础与坚实的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基本功；若是没有对40年来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深刻了解与认识；若是没有对市场经济下各种功利的诱惑产生足够的抵制力，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自律，若是没有一种对事业的痴迷、忠诚与对职业责任感的那种“傻劲”，任人说长道短的品足，以及坚信实践检验标准的那种科学态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著者上述各项创新成果，都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关键是著者及合作者按科研规律走了自己的路而没有循规蹈矩。书写这些的目的，一是旨在告诫后来者，创新不仅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在深刻认识实践基础上，那种富有哲理与机理的“形而上”再创造，这样才能彻悟到大成若缺的意境。二是旨在告诫后来者，《无名小卒》作者严厉抨击的那种，“只有藏在恭谦的笑容后面，才能招人喜爱；智慧的结晶，只有擦得不留痕迹，才是高尚的贞洁。”完全是一种体制问题的反映，其解决只有以改革除旧更新，建立新体制才行。著者首次以“创新”、“居世界领先”公开表述若干成果，也是有意识地对破除那种所谓“喜爱”、“贞洁”的回应。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力尽艰辛的创新者为之成功，以理性的喜悦、兴奋，来松弛一下疲惫的神经。其实，这本是人之常情，但那种将此也说成是一种“骄傲”，不能不说是一种非理性科研管理体制与科研氛围的悲哀。我认为的确值得自豪“骄傲”的，就要自豪“骄傲”一下，“骄傲”并非是坏事，关键是看理性还是非理性，因此，务必不要一概而论的歪曲骄傲。没有艰辛付出后的成功谈何骄傲？凡不妒贤嫉能者都理应为此成功而骄傲，这样才能振奋精神，取得更大进步，也是最起码对人才的尊重，对科研成果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著者刻意以此种“不谦虚”来表述，也是对颁给那些有其名无其实教授、研究员、院士、学部委员各种大奖的无情嘲讽。三是旨在告诫后来者，那种以“长官意志”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办科研，一旦科研也被行政化为无科研特征，其实这个科研单位已是名存实亡。任何科研单位如何认识与对待科研成果，特别是创新成果，不仅是个管理问题、学风问题，也是个出什么人才的科研方向问题。著者呼吁科研机构，首先务必要改革掉“人治”及科研与官相联系的体制，因为这是建立公平、公正与铲除科研管理中产生腐败，建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民主科研管理制度与体制的一个重要障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道出的是一个人为最终掩盖不住的硬道理。然而，在客观实际中，确存在着种瓜未得瓜种豆未得豆的“离奇”现象。正是为了使这种扭曲的“怪”现象不再复制，才有了上述如此直言不讳的感言。其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你就是没有虚度年华也没有碌碌无为，而人生之短暂毕其一生的贡献也极为有限，令人颇感微不足道。在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受客观存在的不同诱惑影响，人们的认识的确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科研工作者历经多年艰辛努力所获创新成果的影响力与对科技的贡献，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远不如应用其成果者，那么有多少科研工作者还甘愿继续做最难的创新攻坚？一般来说，搞创新都是那些有诚信、良知的科研者，否则就不会有创新成果问世。任何一项科技创新长期受益的是社会与所有应用其成果者。因此，对创新者实施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都是十分必要而必须的，因为奖励的是个人但弘扬与鼓励的却是一个事业与后来者。少数根本无任何创新成果者，因钻了现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与运营机制监督缺位的可乘之机，才取了窍，冠以了教授、研究员、“院士”、“学部委员”之称，这实际也损害了科研、职称级别与学衔的声誉。科研管理体制务必要以科研成果，特别是要以创新为尺度，不断与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重视科研就是一句空泛无味的口号，甭说创新成果，就是一般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难出。做一名有诚信、良知的科研者，只要付出大大超越了其应所得，就将问心无愧而踏实！
在科研问题上，务必要遵循科研、行政职能分开，各负其责的原则；务必要遵循科研立项，须根据客观实际需要与是否具备胜任的水平和能力为前提；务必要遵循资助的研究课题，须根据难易程度差异而不同；对有所发现的创新研究与在基础理论上有突破的研究，要敢于倾力集中支持；务必要遵循按立项标准如期验收，对无故不能如期完成课题的责任者要追究其责任；务必要遵循以专家评审的结果为准则，对不合乎立项要求或未达到预期研究目的的课题，须根据评审意见做出适当处理；立项课题务必要实施以贡献大小排序及据此取酬的原则；既要防止不胜任课题的研究者充当学术负责人，也要防止兼有行政职务的研究者，以行政手段按其长官意志搞科研，把科研行政庸俗化；要严防把研究成果的一般贡献与突出贡献不分，一般成果与创新成果不分，有成果与无成果不分，成果多少与质量高低不分，成果社会价值高低与优劣不分，成果研究难易程度不分；务必要设立以成果及学术水平为根据的首席研究员来把握科研选题、评估水平与科研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步入以科研成果为尺度评估科研人员绩效，促进科研工作发展的轨道；才能培养好人才、出好人才；才能真正做到一个科研机构是否有其独具的特色与优势；才能真正找准具高影响力与高知名度的基础与核心力；才能吸引外部高级人才，激发与提升内部科研人员的进取心。
著者坚信，凡恪守科研职能有抱负的科研工作者，必定都是工作积极主动而不计较或少计较个人得失者，但在改革的时代，科研单位不断有倾斜地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与收入水平仍是必要的。可见，只有在合理而文明的科研制度下，才能切实引导科研机构人员一心一意地搞科研，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才能有利于老实人在勤思考、勤探索、勤质疑、勤鉴别的勤奋不懈努力中，锤炼出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使其在从事科研工作的无悔人生中少些遗憾。
走过的一段历史告诫人们，那些以略知一二，把眼睛和嘴巴紧盯住国情之需，把心专注地用在揣摩官之好恶之需，只不过是打着国情所需旗帜，为其仕途升迁的“拍马”是虚，而要成为骑马者才是实。那种由拍马者转变为骑马者等诸如此类腐败现象的增多，也是一种反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因相应制度与体制不健全而产生的内在“和平演变”问题。在制度与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就是那些从不顾及群众是实施计划生育的主体者，竟阴差阳错地成了名家。尽管时常依仗虚名，惺惺作态，但终归是立不起来的空口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古至今，从来就是如此。对那些不懂装懂的不知为知者，历史的车轮必将把其虚伪的面纱碾得粉碎还其本来面目，这就是科学的无情与科学的魅力。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道：“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交友切忌妒才者，与妒才者为友，贤德者就不来亲近。在科研事业上，凡妒才者虽基本都是无任何建树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但他们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可谓是丢之可惜，留之又无大用。
科学研究与决策要靠人才，尤其是要靠拔尖人才。人才的脱颖而出，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妒才。要打破学历、资历、年限的条条框框；要凭能力大小、贡献大小；要凭学术造诣与真实学术影响力；要凭解决学术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要凭是否有创新能力这样的标准与尺度，来不拘一格地选。关于建立以高学术水平成果为基础的首席研究员制的必要性，明代刘基就有过相关精辟的论述，其在《郁离子·主一不乱》中道：“为臣室者，工虽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画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虽多必有舵师焉，非其指不敢行也”。在科研领域，创新者毕竟是极少数的拔尖人才，这一客观事实承认也罢否认也罢，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足见，学术研究尤其是事关影响全局问题的超前或创新研究的缺失，实质是事关科学决策缺位的问题。有人利用权术虽已达其贪学术之誉的目的，但学术终究不是权术，最终也只能落个有其名无其实，使实际工作受其误导而付出蒙受损失的代价。因此，选好货真价实的高端人才、创新人才，是科学决策的关键环节。
人口科学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使人们认识到，那种以解决行政问题或经济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属社会学范畴的人口问题都行不通。人口科学决不是无章可循的科学，它是有坚实基础理论依据的科学。人口学的基础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在不断得以补充、改善与完善。因此，在解决实际人口问题过程中，只要基础理论扎实，方法论应用适宜，其结果就必定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创新者如果有一天也能像奥运竞技赛场上的优胜者那样，能够在力尽艰辛，在苦尽而见其来之不易成果时，也能与立身之环境产生共鸣和互动式欢悦，由里及表的松弛一下身心，那么，创新就有了人性化的环境，人才就再也不活得那么累，再也不会在其创新成果问世后，非但“一无所获”反而还要受到碌碌无为、平庸之辈的恶语中伤，或受到“勿骄傲”的忠告。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而富于创新的民族，只要解放思想，勇于面对非诚实劳动所得的利益阶层，实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开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为主体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为核心，使法制建设体现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为法律而法律；只要严格区分公权与私权，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有力保障私权不被公权侵犯，即人权也是发展中的硬道理；这样才能革除掉意识形态中的“官本位”痼疾，建立一个以“科技第一生产力”为本位的科技管理体制，形成一个造就、汇集、吸引、珍惜与敬重、爱护与保护创新人才的社会环境。那么，一个坚持以人为本，以科技创新为首要动力的社会，必将是永葆青春活力，高度文明、和谐发展的现代社会；必将是驶向繁荣昌盛，成为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成就辉煌人民生活有了程度不同的较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鉴于普遍存在的严重初次分配不公，城乡差异相当大，税收调节的不合理，以及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投入严重不足，故酿成贫富阶层差距拉大。加之，城镇化过程中全国21座特大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使原存在的大中小城市畸形分布近乎没有改善。而城镇人口的这种畸形分布，又是在相关公益性质“住”的方面，导致需求远大于供给矛盾的一个主要成因。鉴于政府对公益性质的保障性住房投入不足与受土地收益的诱惑，所以在政府监管缺失下，受“做空”实业用于“炒房”的影响，使房价翻番上长。加之，中低收入阶层对保障性住房需求的严重不足，也迫使商品房价居高难下，从而导致城市间、城市内、城乡间、区域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已成为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因此，务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超过14亿，人均水平还不高，远还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远还与一个人口大国在世界的地位不相称。务必要切实牢记中国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都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始终都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住发展是硬道理的主基调，继续全面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改革开放一方面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立富民而不是富官的体制；另一方面是要切实建设一个民主时代的民主政治。民主就是要讲法治、人性、人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改革滞后的政治体制，逐步将应归属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从上下移，继续坚持以科学求发展，不断提高生产率，使中国尽早从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一个民富的强国。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不愧为是一个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计划生育实践推动了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其研究之深度、涉及之广度，都可谓空前可观。一门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科学的发展，只有抓好基本功，打好扎实基础，不图名利而只唯实，才能脚踏实地把学科建设好、发展好。强调中国特色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对西方人口学的一概排斥，而是务必要因人口国情及不同发展阶段加以区别，尽力吸收其合理科学成分为我所用，务必要对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民族虚无主义保持一份清醒。中外人口学术交流，对促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不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情、国情及人口所处发展阶段与可行性的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地把西方条件下的一些结论与方法，误认为是通用的结论与方法，有的还冠以“世界科学界公认”、“最高水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来混淆视听，甚至误导决策。误以为人口控制这一社会控制，完全可以照搬工程控制中的一系列定律来模拟人口的发展，这就难免产生误把人口数量同自然资源、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关系，称之为“人口控制论规律”，乃至误称“控制人口就是控制总和生育率”。
科学是严肃的，规律是客观的。学术的尊严来自于实事求是地深入探索，来自于对科学无私无畏的苦苦追寻，来自于严格的实践反复检验。提高学术水平绝没有世俗取道之捷径，而学术价值与科学价值绝不等于价格。真正的富有是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富有，如果一个科研单位连培育、追求科学价值观的基本环境与机制都没有或少有，那么科研单位就等于迷失了发展方向，其科研人员自然也就不可能受到公平、公正待遇。我坚信只有以追求科研成果和高端人才辈出的科研管理制度的建立，才能迅速形成扎扎实实的学风，才能认识到每一项见地独到成果的背后艰辛付出，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局限在口头上，形成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德风与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否则，管理者身边就总会有部分“用心良苦的闲散”科研人员围绕，而这些人往往是无成果或少成果的阿谀逢迎奉者或举步迈向世俗之道者。真正的科研者因忙碌于科研而不会总围绕在管理者身边，但他们才是科研的中坚。这一问题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还有个别世俗者甚至是找别人替己写论文发表以求取晋升，从而形成少成果及水平不高者为求晋升的拉关系。这不仅是一种自欺欺人，也是对真正做人做事者积极性的一种严重挫伤。污染的概念不只是指环境，这也是一种更值得重视的污染。
在学术问题上，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他人，都要力求做到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既是学术水平的体现，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术研究重在学术创新，而善于从创新成果中学习，则是提高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学术创新虽体现在成果上，但领悟其成果反映出的学术创新思想则更为重要。
今天，伴随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中国人口已步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全面统筹解决相对过剩人口，尤其是着重解决城镇人口分布不合理问题的新时期。所谓全面统筹解决，是指从发展规律的远期目标着眼，从近期阶段任务入手，全面、整体、系统、分步推进解决，或说是治本的解决。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强化基础，提升全面解决人口问题质量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使其年龄结构与城镇人口分布加速向合理转化，而不是向其反面转化的过程。所谓稳定低生育水平将导致年龄结构严重“不合理”，那是在M-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未创立前的普遍认识。为此，本专著也将刚完成的创新成果——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与应用，收入《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
中国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都能将生育水平在1980年降至逼近更替生育水平，那么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素质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的今天，尤其是进入生育旺盛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在已完全不同于那时相应年龄段的育龄妇女时，特别是低生育水平的取得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多方面的疏导影响已跃居到主导地位时，这就注定了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及稳中有降的未来人口发展大趋势。因此，建立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育制度，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加速发展来说，则是客观的必然。
生育制度建立在一对夫妻最多生育两个孩子的基础上，既是合情合理人性化政策之所需，也是深刻汲取此政策成功历史经验及深刻汲取非此政策沉痛教训，切实执行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之所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城镇居民在“晚、稀、少”允许计划生育两孩政策下，采取的是以疏导为主的控制手段，故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取得了平均终身只生一孩的成效，而1980年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采取的是以“堵”为主的手段，结果却酿成欲速不达的生育水平大幅反弹。也就是说，始于1980年的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孩的“紧缩”生育政策与始于1984年完善生育政策的不到位，相对“晚、稀、少”允许计划生育两孩政策，结果却使上世纪末的2000年总人口不是少生了而是多生了约半个亿的人口。因此，若不从可行性及执行效果来认识政策，若仍简单地以生育政策限定的生育子女数计量结果来认识政策，也就难从人口控制实践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及早恢复实施计划生育两孩的政策。科学决策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撑，离不开以揭示事物发展内在本质的研究结论与可行性研究为基础，也即只有根基于此的决策，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稳定发展。若是根据主观意志或事物的表象决策，那就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难以持续，当然，也就不是科学民主决策，甚至是错误决策。
须知在低生育水平下，取消出生间隔限制是有利于人口规模控制的科学决策。现在重提两孩生育政策，决不是放松人口控制而是加强人口控制，这是因为政策只是为达其目的一种手段，而手段只有合情合理，才能切实达到预期控制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实施的计划生育比作“摸着石头过河”，也即是需在实践中探索，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务实地探索新路、走新路，是“敢闯、敢试”。探索新路，坚持改革、创新，就是要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改革与发展的基石。这即是说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不是“瞎摸”，才能在探索中促发展。遗憾的是，反映亿万群众在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下实践成效的数据，其差异是那么显著、清晰，研究结论是那么明确，这些都本足以见证群众是早已过了河，可不知为什么一些人就是不明白，竟还在那里摸石头！（实践与历史的见证：1984年完善生育政策后，凡完善生育政策到位，也即是又恢复实施“晚、稀、少”政策的那些农村地区，其实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口性别结构等，都一直仍为最佳。）
2009年12月出版的《新中国人口六十年》竟然指出：“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偏高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学术界（对）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人主张应该从现在起逐步放开二孩生育”（见李竞能、陈卫民：第21章“人口科学研究进展”）。著者认为若是仅凭这两种所谓“问题”，所谓“合理”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为由（著者认为：凡是以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为由，而主张逐步放开二孩生育，都是从表象认识年龄结构问题的悖论；凡认为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未来变动趋势将会不合理，而主张逐步放开二孩生育，也都是悖论。），而提出把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两孩生育政策，实际上，还是误把生育政策等同于执行结果来看待，那么最终结果绝不可能达到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之所愿，更不会是“合理”调整人口年龄结构。
强调建立必要的生育制度，就是制度问题至关重要，甚至是起决定作用，因为制度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效果与效率。稳定低生育水平、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大方向与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建立必要的生育制度是一种有力的保障。“制度是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体制、机制、规则、法律、传统习俗和行为伦理道德规范等，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是社会构成的基础”。[4]
当前，中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70岁大关，因实行计划生育而使其生育率一直受到控制，从而使出生率与死亡率都一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劳动生产率因相对较低，并仍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工资水平也远不及。在初步已达发达国家少生与小家庭构成水平的国民，因基本已确立了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所以数千年来传统多子女的家庭养老方式，势必要发生根本的改变。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比，前者的费用要成倍大于后者，因此，凡实施计划生育的夫妇，若在其年老时采取以家庭养老方式，国家应适当给予一定的资助来鼓励。这种合情合理的做法，既有利于减轻社会养老负担，也有利于更多家庭选择家庭养老方式。选择小家庭生活方式与生育子女相比，更强烈的欲望一是关注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关注青少年教育就更为重要；二是关注就业与医疗卫生保障，而提高就业就要大力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并以制度规范来引导其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以信息有序引导与规范劳动力市场，逐步加速过渡到自由劳动力市场；三是关注效率与公平，实际就是关注分配公平（收入差异过大则扭曲劳动关系），关注减税赋（即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保证民权，加速废除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这正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所强调的社会公平正义那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在道义上将不得人心，而且有风险；四是关注与日俱增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欲望，实际就是关注优政、简政，以最小的政府，使经济社会得以最大化的发展，而决不是靠政府来直接主导发展经济，否则就必定不可持续。国民逐步向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需求与逐步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需求方面转化，但却因经济实力仍远不具备满足国民之所需而使矛盾日趋增大。关注这种变化着的愿望与需求，恐怕既是伴随迅速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挑战，其解决要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全面改革，走民富国强加速均衡发展之途径
须清楚认识到的是，人口问题今天与过去相比，无疑是一种不幸中的有幸。过去人口问题的不幸，是在经济发展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下发生的，人口和经济问题两者的不幸都是绝对的。今天，在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事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时，又继续做出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策，这既攸关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问题，也攸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与人口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加快解决民生所需问题。
中国受一段计划经济体制与户籍制度制约，而使大、中、小城市的城镇人口分布及其相应社会公共资源分布与功能，都呈畸形分布与畸形发展状态。在如此不合理城镇人口分布基础上，尽管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加速摆脱与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而高速发展了30多年，但城镇化进程对改善城镇人口畸形分布却无显著意义。这将是一个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速度、启动内需、切换发展模式与需求模式的重大发展战略问题。20多年来，在春节前一直反复出现的特殊棘手问题——“春运潮”，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与运送能力问题，况且集中反映“春运潮”问题的几座大城市的交通与运送能力都已极大改善。西方发达国家过“圣诞节”为什么就没有此类问题发生？中国独特的“春运潮”问题，实质是其城市城镇人口分布不合理问题的反映。这一问题若在出现应急问题时，甚至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要按城市定位完善其功能，按不同层次人才构成吸纳，按资源分布合理布局来加快中、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以此同时还要加大国家财政与城市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使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社会保障，以及公共设施等，加快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在保障农民土地流转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带有的福利性质，调整分配结构，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税赋，缩小贫富差异，大大改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要按合理、科学的产业规划布局，根据不同需求，从无序到有序，有计划地合理引导农村多余劳动力向大中小城市转移，并逐步加快将这种“引导”模式发展为自由劳动力市场模式。
在房地产问题上，须在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基础上，除一定适宜范围的自住房外，要严格管理金融及扭曲分配形成的权贵阶层“炒房”对房地产的冲击，要建立与充分发挥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调节功能，同时还要在加大对中低收入保障性经济适用房投入时，也要对过度集聚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向其他大中小城市实施疏导，以减少供需间的过大矛盾。房地产是一种特殊商品，必须制定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定，务必严防把难能成为贸易商品来流通的房地产业误作支柱产业，或误作金融产品来炒作，否则就将影响或贻误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实体经济“空心化”与房地产“泡沫化”问题蔓延。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只要做到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城镇人口规模有序而有计划地合理发展，房地产业在国家法规调控范围内健康发展；只要做到将那些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在有利其向城镇转移前提下，从有序合理出卖土地使用权，逐步发展到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或自由流转权，从而实现向绿色规模化现代农业过渡；就能逐步解决诸如亿万农民工进了城却难以市民化的不完全城镇化问题；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的内需不足问题；经济发展须建立在以内需为主的基础上问题；以及大、中、小城市规模与人口分布不合理问题。当然，这又是解决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协调、均衡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重大相关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务必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尽力解决好困扰长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对过剩人口与不合理城镇人口分布，才能解决好不完全城镇化问题；只有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系统综合改革，才能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施利益调整与分配体制改革，加快民生改革步伐；只有改革不合理土地流转体制，才能实施规模耕种，步入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才能建立公民的基本房地产权益、相关税制与土地收益制度，才能抑制房地产过度投机，扭转部分因此而拉大的贫富差异扩大趋势；才能改善以此为导火索而涉及到的城镇化问题，以及就业、医疗、教育、人才流动、食品安全等相关问题；才能撬动健康城镇化过程的内需杠杆，改变外需强而内需弱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以内需为主的坚实基础上。因此，务必要清醒地认识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躲不开也绕不过的，必须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为实现共同富裕，把解放思想，大胆地改革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
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还要统筹解决市场经济下而不是计划经济下，少数民族因族制宜的问题，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地缘文化融合问题，以及发展不平衡，发展基础差异大，而短期又难以马上解决突出的贫富差异及相对弱势群体问题。反思生活、工作在这些地域的不同民族人口，由于生育政策长期差异过大，尤其是在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下降居主导地位时期，势必导致那里汉族人口急剧缩减，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使其间人口规模差异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给边疆地区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带来问题。
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际就是在全面统筹解决中国特色发展问题中，使人口问题得以解决，其中万不可忽视的是文化特色问题。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一定要与文化的多元化及有序发展相和谐。
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一定要从解决中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其发展与其他人口一样，也是既要受外部因素发展的影响制约，同时也影响制约外部因素的发展。只有从这种相互影响与制约作用的角度,才能充分认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事关富民强国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全局问题，而富民强国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使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不断得以巩固。虽然从其他角度研究人口问题也很重要，但那都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而不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国情所需，也就是说人口问题不单纯是计划生育问题，但实施计划生育却是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21世纪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基础上，全面奔小康中的人口问题，此间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已跃居为主导地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伴随新型工业化过程的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中国有必要实施有序计划城镇化的途径）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紧紧抓住解决这一问题，其他问题则可迎刃而解，否则，就将无法摆脱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难以步入发达国家。因此，务必要认识到一定条件下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是一定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遵循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发展的大趋势，主动使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分布，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加速转化，势必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无论是在相关人口问题的决策研究上，还是在认识规律，探索规律，遵从规律，指导做好人口实际工作上，都离不开对人口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如果说基础理论创新难，不是大多数所能做到的事，那么学习、掌握与应用相关人口学基础理论尤其是创新基础理论，来指导与做好各项具体人口工作，理应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科学决策与科学指导实际工作，更谈不上工作的高水平。
人口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水平及其整体人口基础理论水平，既是其管理水平与体制的反映，也是其学术水平层次的一项重要标志。评估科研单位学术水平反映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虽可从科研人员所占比重、配备组合，相应制度建设与工作环境差异等来粗略分析，但主要取决其发表成果的质与量及质与量的水平，尤其是取决于是否有基础理论创新与创新人才，以及如何对待创新者与创新者切身感受及评价意见；评估科研单位学术水平的标志，基本可从公开发表的成果与成果发表的学术刊物学术声望，或从具高学术水平与决策参考价值于一身，并为实践检验证实的研究报告来酌定。
一个没有或少有科研成果的研究单位，只能说明其整体基础理论水平相当低而不能说明其他。著者坚信：人口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创新研究，因它来源于实践，所以在诸多方面都反映出决不仅是一个单纯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可将学术成果用之于科学决策参考与用之于解决实际问题。在人口科学研究上，中国早已从学习与应用阶段，跨越到了发现问题与探索创新阶段。只要认真揣摩一下《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中的创新成果，就足以见证那些为振兴我中华的科研工作者，自强不息为解决我国相对过剩人口促发展的历程。面对这一有着若干创新成果在内远超百万字的专著，若管理者能换位思考，充分认识这是何等艰辛的付出，那么管理者就应知晓该做些什么来鼓励出人才。如果对如此成果的示范作用都熟视无睹，前车之鉴将使一些后来者望而却步，甚至转而步向世俗取道之捷径。可见改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人口科学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之前在和贫困做斗争期间存在的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基本消失，但解决制约人均收入水平加速提高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将是一个较长历史阶段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在改革求发展基础上，一定体制下的物质文化底蕴与科技进步，二是与其相应的人口发展。
中国绝不会再像科技落后的农业社会那样，人口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效果。人类在科教进步与走向文明的时代，只要解放思想，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体制，就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其在一定物质文化基础上，产生高速、稳定而持续的发展。中国相对过剩人口若不解决，无论是增长过快还是持续缓慢增长，都肯定不是利而是弊，也即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力。1848年，穆勒在《若干应用于社会哲学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人类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终将要共识在达静止状态。今天在考虑人口未来发展时，学习穆勒人口发展的终极目标相对“静止人口”，探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道路，这正是当前应尽力做的一件大事。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都是向准静止人口逼近而无一例外的客观事实，表明中国人口在其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大方向及最终归宿也是适宜人口规模的准静止人口。中国作为一个曾有过东方灿烂文明文化，经济商贸繁荣历史的，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代以来才在不少方面大大落伍于已成发达的西方国家。尽管新中国历经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下的高速发展，但总的来说是，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差异大、分配失衡、贫富差异突出，生产率与人均水平都仍与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大差距，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前景仍有着极其广阔的空间。因此，只有以更加开放，更加全面的改革为动力，以加快建立东方文化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法治与监督体系的步伐为保证，以加快以人为本的精神文明建设步伐促和谐，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基础，以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破除制约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的体制，使科技创新不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培育与发展有广泛市场需求和文化内涵的新兴产品，并产生广泛的辐射力、带动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不仅使产业升级形成新兴产业，使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也使经济永葆了发展的后劲。与此同时，也要不失时机地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相对过剩的人力资源潜力得以充分开发利用。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相对过剩，13亿多的人口规模即使在低生育水平下，也要在增长惯性下继续增长到约14亿左右方能停止。因此，在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务必要通过尽力解决由此而长期存在的就业难问题，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尽力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过程，就是尽力减轻人口压力，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趋近相适宜的过程。相对过剩人口压力减轻的过程，也即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的过程。一旦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消失，人口规模与结构相对稳定，那么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就步入了均衡、协调发展，人口红利也就增至最大并持续。
中国在未完成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之前，乃至完成之后，基本都处在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时期，显然完全与发达国家的历程（日本除外）迥然不同。21世纪初期，由美国次级房产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主要根源出自其内在潜存的财政与金融方面问题。这场金融风暴波及面之广、影响时间之长，程度之深，乃至使若干欧洲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而最终的获益者将是美国。在金融问题上，从市场经济来说，美国无任何理由对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下的竞争优势说三道四。人民币升值对技术含量还不高利润还较低的中国民族企业将会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趋势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实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多元经济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各种矛盾焦点的实质基本是长期经济利益的反映。当执政做到了把国家与人民利益放首位，而将个人得失置于“无所谓”，形成一种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的制度时，稳定高速持续发展才能成硬道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何能不快富？国又何能不速振兴？可见，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从政企分开、精兵简政入手，以中央自身政治体制改革来稳妥地逐级推进，否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则与法治市场经济的需求不相适应。只有相适应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基础作用，加快改变贫富差异大及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的失衡状况，积极推进自我创新发展，自强不息地壮大起来，把和平友好愿望建立在发展实力基础上，才是有效化解国际争端的途径。要加快发展，务必要高度重视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作用，务必要从大的发展战略来认识中国的人口国情，充分认识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及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差异，才能保持清醒头脑。与此同时，还务必要从科学民主的改革上，充分考虑与解决好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与相关体制的可持续问题，以适应及保证经济社会稳定、更好地持续发展，这样才能使世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和不同国家、地区人口发展有规律可循的进程，可得到的启示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无论是处在相对过剩、不足，还是适宜，也无论其人口转变状况如何，都是各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下，内在受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地理等影响，外在受国际环境，文化、教育、经济交流影响，历经长期变化被动而“自然”形成，或在一定阶段人为主动加速而形成的结果。无论是解决相对过剩还是不足人口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所需制定的相应政策、实施办法及所需时间，都势必差异较大甚至是很大。解决此类人口问题，只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密切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以解放思想来探索与认识今天与未来人口发展中的疑惑不解问题，从而使认识与分析所根基的基础理论，不断得以完善、充实或创新，使科学认识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样才能站得更高，才能正确汲取经验与教训不断改善工作，才能知己知彼，厘清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利弊得失，充分认识曾为不分条件适宜否的生搬硬套，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才能清晰俯视发展过程，科学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在未完成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之前，乃至完成之后，基本都处在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时期，显然完全与发达国家的历程（日本除外）迥然不同。21世纪初期，由美国次级房产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主要根源出自其内在潜存的财政与金融方面问题。这场金融风暴波及面之广、影响时间之长，程度之深，乃至使若干欧洲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而最终的获益者将是美国。在金融问题上，从市场经济来说，美国无任何理由对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下的竞争优势说三道四。人民币升值对技术含量还不高利润还较低的中国民族企业将会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趋势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实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多元经济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各种矛盾焦点的实质基本是长期经济利益的反映。当执政做到了把国家与人民利益放首位，而将个人得失置于“无所谓”，形成一种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的制度时，稳定高速持续发展才能成硬道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何能不快富？国又何能不速振兴？可见，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从政企分开、精兵简政入手，以中央自身政治体制改革来稳妥地逐级推进，否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则与法治市场经济的需求不相适应。只有相适应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基础作用，加快改变贫富差异大及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的失衡状况，积极推进自我创新发展，自强不息地壮大起来，把和平友好愿望建立在发展实力基础上，才是有效化解国际争端的途径。要加快发展，务必要高度重视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作用，务必要从大的发展战略来认识中国的人口国情，充分认识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及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差异，才能保持清醒头脑。与此同时，还务必要从科学民主的改革上，充分考虑与解决好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与相关体制的可持续问题，以适应及保证经济社会稳定、更好地持续发展，这样才能使世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和不同国家、地区人口发展有规律可循的进程，可得到的启示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无论是处在相对过剩、不足，还是适宜，也无论其人口转变状况如何，都是各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下，内在受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地理等影响，外在受国际环境，文化、教育、经济交流影响，历经长期变化被动而“自然”形成，或在一定阶段人为主动加速而形成的结果。无论是解决相对过剩还是不足人口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所需制定的相应政策、实施办法及所需时间，都势必差异较大甚至是很大。解决此类人口问题，只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密切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以解放思想来探索与认识今天与未来人口发展中的疑惑不解问题，从而使认识与分析所根基的基础理论，不断得以完善、充实或创新，使科学认识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样才能站得更高，才能正确汲取经验与教训不断改善工作，才能知己知彼，厘清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利弊得失，充分认识曾为不分条件适宜否的生搬硬套，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才能清晰俯视发展过程，科学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著写这本专著，是愿把从实践与书本中获取的知识，从应用、探索中得到的启迪与收获，从创新过程中受到上苍恩赐而产生的顿悟、感悟与升华，返还社会并与学界同仁分享。
这本专著不仅是著者向以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为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加快振兴的祖国母亲献上的一颗赤子之心，而且还是献上的一份从事这一职业生涯30余年，富含中国独创科技含量的厚礼。
本书在论述方法论的部分章节中，有的是直接引自国内外的相应原文(包括图表及例 题) 。凡涉及此类问题的地方，都在参考文献中给出了相应的文献书目或论文题目。著者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不应删除的部分在《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出版中加以恢复，同时对若干地方又做了不少修订与大量增补。然而，内容仍难免有误和纰漏，不当之处，望不吝赐教。
著者 马 瀛 通
2012年7月6日，修改于北京
4.朱铁臻 ：《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市长参考》No.11,2008年。
附件
无 名 小 卒
朋友，你一定见过不少赞誉棋盘上小卒的文章吧！说它首当其冲，一往无前，往往致对方老将于死地，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它那忘我的牺牲和扎实的步子。在我的朋友中，多是无名小卒。挑出一位，立一小传，或许可用来羞一羞士相的庸庸碌碌，煞一煞将帅的凛凛威风。
一九八五年底，在一次北京国际人口学术讨论会上，响起了一片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国际人口学界已有多年没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没听到过这样的掌声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被震惊了，被激动了。
“这是一个突破，了不起的新理论。”
“这是中国人口研究对世界人口科学的一大贡献！"
这篇《递进人口发展控制理论》 虽还仅是个简要的介绍，就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响和极大的关注。
早在一九五五年，美国一位著名人口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至今毫无建树；在我国，华罗庚在与数学讲坛长辞之前两年，已着手研究，也未能获得成果。谁也没想到，谁也想不到，这个难关，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攻下来了。
他那扎实的功底，清晰的头脑，严密的思维和科学的推断，使人口学的专家教授们叹服；他的数篇论文以黑体字的题目出现于人口学术刊物上；他依此而创建的数理模型，直接服务于我国的人口决策，小小的卒子，竟然把车、马、炮甩在一边，一直拱向科学的皇城，去夺那金光灿灿的皇冠。
小卒摘下皇冠，功劳早有归属。成功的艰辛，只有藏在恭谦的笑容后面，才能招人喜爱；智慧的结晶，只有擦得不留痕迹，才是高尚的贞洁。
什么“喜爱”？什么“贞洁”？见他的鬼去吧！我只知道，那是拼搏的艰辛，那是血汗的结晶。在这里面，绝没有车路的笔直，也难迈士相的方步，那是他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千辛万苦，曲曲折折拱过来的。
他的起步，是在夏威夷的学习。一九八三年初，他凭英文底子赴美学习时，在人口学方面还是一张白纸。在短短的八个月，他从零开始，读完了几乎全部基础课。这八个月他不是在拱，而是在拼。有一位公认最勤奋的美国教授，数年如一日，走得最迟来得最早，但总是只看到小卒在拼，在学习，在钻研，从未见到他休息。忍了三个月，终于禁不住向小卒发问：
“你从不睡觉吗？"
我们确曾听说过一头长二脑，轮换休息而不睡觉的奇人，但小卒却不行，他要在凌晨打个盹。我在他家曾看到他到夏威夷四个月后的一张照片。他半靠在沙发上，两条棱角分明的臂膀从美式圆领衫中顺出来，支撑着单薄的身体，蓬乱的头发下，刀削似的脸颊上方，深镌着一双疲惫的但却透着顽强的眼睛。一位美国朋友，为之深深感动，在他即将归国时，带了全家拉他出去玩，这是八个月中唯一的一次。他后来告诉我，当他见到湛蓝的大海、闪光的沙滩、幽稚的椰树和雪白的棚房被五光十色的泳装所点缀，真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了。他不无惋惜地说：
“其实我的住所离大海很近，坐车只需半个小时，若早知道那么美，每个星期都该去游个泳。”
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己，在夏威夷，他连中国人一到国外最急不可耐的购大件都不屑一顾。回国时买的两件还是托人办的，直到搬进家门，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所珍贵的，只是那两大箱书籍资料。他一次次地不惜花费数百美金，把难得的参考书整本整本地复印下来。
自不用细说，小卒的学习成绩是优异的，本来再有半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可小卒逃不掉小卒的命运，他辍学了，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是他见异思迁，还是打退堂鼓了？我要告诉朋友们，他中途回国，只是因为他写了一封揭发信，向国家反映某些领导在美泄密。这封信托人带回国仅一个月就“生效”了，那些人把信的内容又泄给了美国人，于是，由美国人出面，提出中止他在美的学习。卑劣的报复动机，没有几天就露了马脚，美国人为遮掩这肮脏的行径，又通知他可以延长在美的学习。小卒的骨头是硬的，他轻蔑地答复来人：
“请转告你的上司，我是中国人，是不由美国人任意摆布的！"
就这样，他忍痛辍学，提前归国。用小卒的话来说二“让我给他们留面子，甭想！"
朋友们或许会问，一个无名小卒，何苦这样“死性”？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还不了解他。
我和他的结识，是在一九八四年初长沙的人口学术讨论会上。散会回京，我俩在车上聊了一路。一路上，他几乎总是以一只手支撑着消瘦的下巴，臂肘托靠在小桌上，黑中杂白的乱发不时滑下来，随着车厢的晃动扫过宽宽的前额，似乎想抹平一道道深深的抬头纹。大概由于熬夜和抽烟，他的眼睛并不富神彩，只是作为思维的助手偶尔一转。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无论是谁一眼看去，都会以为他已有五十上下了。不用相面算命先生指点，就可以知道，他的前半生是饱尝酸辛的。他告诉我，文化革命爆发前夕，他只是外国语学校英语专业的一个不满18 岁的学生，但由于发了几句江青、红卫兵的牢骚，就以“死不悔改”，被学校除名，遣送回举目无亲的老家―— 河北南宫。一年后他回北京，一无户口，二无工作，只好以拣垃圾，扛大个，蹬三轮为生。直到一九七九年底，这位无名小卒才作为最后一批，恢复了作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是义利食品厂的师傅慧眼识真人，把他推荐为一轻的电大英语辅导教师，并任电大教学班的班主任，他才有了自己的家，才有了工作的资格，后来，经考试又从事了人口工作。从平反那天起，他就咬牙拼起来，从那天起，他就再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再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
从夏威夷回来后，不到一年，他写出了七十多万字的《人口统计分析学》，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可是小卒越往前拱，离自己的将帅越远。他的拼命换来的只有排挤，只有嫉妒。近来，他已在给博士研究生讲课了，可他的学历，还是“初中”! 连被无端“开除”，失去的“高中”，都还没有光顾。
象棋发源于中国，这样的小卒在这样古老而伟大的国度里，一直是起不出名字的。那就让他永远无名下去吧！
唉—，可怜的无名小卒！
不，伟大的无名小卒！!
张 晓 彤（曾就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处）
198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