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咋都患上了“网络恐惧”症？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用放大镜来观察。据了解，不少官员都有很多怕，但最恐惧的是网络。最近，一些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反映，现在地方许多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网络”恐惧心理，担心个人信息、工作疏漏或违规行为会被网络曝光而一发不可收拾。由是，有多少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恐惧到什么程度？最恐惧什么？网络恐惧对官员的危害干扰到什么程度？官员对待网络态度如何调适？如何规范网络监督？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了一次“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活动。（人民网2010年04月20日）

当代中国官员都患上了“网络恐惧”症，笔者不晓得这是网民力量的强大，还是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但从官员所说的“网络恐惧”这个词语本身来看，一些官员实际上是把网民监督当成一种负担或者把自己与网民对立起来的。

曾几何时，当“潜规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官场便成为了藏污纳垢的主阵营。于是乎，制度、法规、条例等等都成为了空头的摆设而凸显出空前的苍白与尴尬，官官相护更是导致了腐败事件的屡禁不止，而“问责”也只是东窗事发之后无奈的表白。但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网络所具有的及时性、草根性、互动性等传播特点，它往往会把一件事情在短时间内极速放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围观，反应稍慢或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为公共事件。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一些官员才患上了“网络恐惧症”，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看作公众单方受益，甚而对网络发言者进行打击报复。甚至“防火防盗防网友”也成为了官员乃至政府机构的“新三防“。 

很明显，网络在官员的诸多龌龊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要是没有网民的强烈批判，张志国不会被责令引咎辞职；要是没有网络搜寻，林嘉祥的身份不会被暴露；要是没有网民说话，汪洋书记也不会感叹“代课教师血淋淋”，要是没有网民暴料，官员豪华别墅群也不会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有网民说：“网络的力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的！”是的，网络以其信息传递迅速、影响面广的优势，极大地发挥了公众舆论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突出作用。而且，网络还有其他媒体不具备的互动优势。公众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新闻的讨论，自由发表意见，表达自己在其他场合不敢或不愿意表达的看法。正因为如此，网络具有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并且影响越来越大。

其实，“网络恐惧” 既反映了部分权力者面对网络时代如何应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不适应”，也反映了部分官员素质的低下，更反映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唯上、唯权、唯权势者”堕性的痕迹。按照网民们的说法，是“没有最雷，只有更雷”、“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而那些凡是被网民冠上“今年最雷”、“史上最牛”头衔的，一般都没有好的结果，这也就是一部分权力者不喜欢网络、讨厌网络、恐惧网络的原因。

当然，网络上传递的一些信息有的也可能不太准确，有些声音也还不够成熟，但这决不是否定网络舆论监督的理由。从当前网络上的热点事件来看，它决不是官员们偶尔的失言，也决不是网民们刻意编造出来的谎言，而是一些权力者“雷语”的无意识表现，是权力者“牛劲”的情不自禁流露；它绝非是个人行为，所反映的是过去体制中残留下来的某种缺陷的历史积淀，是部分官员人格修养、领导风格的缺陷。人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会敲门。”如果政府和官员身上没有那么些臭毛病，网民也不至于吃饱了撑着地没事找事！

与“网络恐惧”相对应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官员正在逐渐习惯并倚重于“网络化生存”。 2005年至2008年，温家宝总理连续四年在“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主动问候中国网民，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的沟通方式。200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还专门探讨过领导者如何适应信息时代、提高执政水平。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如广东、江西、青海等省省委书记、省长，纷纷通过多种形式与网民交流，问计网民。

无庸质疑，互联网在近几年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可度以及对重大事件、重大问题的辐射整合能力，网络所具有的很强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公共性，以及极大的包容度、延伸度和密集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和传统的信息传送渠道的不足。在此条件下，对网络抱什么样的态度———是像温总理等官员那样，积极借助网络之力以开阔视野、高瞻远瞩？还是像某些故步自封的官员那样，视网络言论特别是网上的批评声音如洪水猛兽般地“恐惧”？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只有坦荡做人、明白做事才能安全无事。否则，任何障眼法都难以逃脱网友的“火眼金睛”。——官员患上了“网络恐惧”症，这是网民力量的一种体现，但却并不代表就是一种进步。只有当所有的官员都能以欢迎的姿态来看待互联网和网民意志时，或许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就真正能够适应信息时代并提高执政水平了！

（李吉明2010年4月21日于河南新乡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