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略感
中国的问题不少也不轻，中国模式更没有定型，也远谈不上完善，但中国的大趋势仍然看好，不是对别的什么看好，是对讲战略、讲总体、讲学习、讲辩证、讲勤奋的思维方式及个性特征看好，如此而已。
——题记
按：本文系在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办公室首场读书会上为《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所作导读，刊发于《中国青年报》
咱们今天要读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是2009年度一部相当有影响的书，由吉林出版集团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在60周年大庆前重点推出，国庆后不久，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栏目曾专题讨论。
该书不仅主题响当当，作者也响当当，乃享誉全球的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先生及其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近30年前，奈斯比特先生挥毫写就《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为美国勾画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十大转变，为一个时代推开了门——有媒体证实，十大预言无一落空。而今奈斯比特先生再次挥动如椽大笔，为中国描绘新社会的十大支柱，是不是也在为一个时代推开大门呢？但至少已反映一个重要的大趋势，那就是：世界重心正从西方重新向东方回归！
未来学是跨学科的，该书最鲜明地体现这一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和科技诸多方面，几乎所有重大话题，都囊括其中。由于时间仓促，没有作准备，就像未来学对未来作宏观透视一样，我也只对该书作一个宏观透视。
先从认知学上讲两点，是两个成语：一者自以为是，一者旁观者清。一个人在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时，总是难免一定的路径依赖，包括立场和思维习惯，这就可能导致自以为是，即总是跳不出自己的框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一个人在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时，能够随时冷静头脑，甚至随时换位思考，产生旁观者清。举凡真正厉害的人物，都能一定意义上自己照自己的镜子，跳出自以为是。
相对于许多西方观察家，在观察和思考中国时，奈斯比特先生的情况应该属于旁观者清。这可能因为他能够随时冷静头脑，也可能因为他可以随时换位思考，但更可能与他在全球各国十分广泛且较为深入的游历有关，他称得上一位真正的全球性学者，经常穿梭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文化，就是没有换位思考的习惯，也产生换位思考的激荡。
具体而言，奈斯比特先生的旁观者清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人思维特点及个性特征的认识上，有两点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战略高度，他提到“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使我想起央视常常要出现的一个画面，那就是广告片“站得更高，所以看得更远”所呈现的人昂然独立于高山之上的场景；一是宏大气度，他提到“中国人的思维跨度要远远大于西方人”，也使我想起央视常常出现的一个画面，那就是在中国各地都可以遭遇的宽大高速路和高大立交桥，据称这在国外是比较少见的。奈斯比特先生书中也提到作为国门之一的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它所彰显的气魄十分恢宏，甚至能直接感觉到对时间的跨越。（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包括T3航站楼在内，中国一些宏大建筑都是没必要的，是欧美已过气的暴力美学到中国找到了新欢。）
纵观全书，奈斯比特先生对中国人思维习惯及个性特征有一些地方的确是抓得比较准的。第一是中国人善于学习。这一点身在中国可能感受不强甚至没有感受，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的确还比较明显。拿时装来讲，中国与西方已经能第一时间接轨，甚至还引领世界潮流。但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女士依然还需要把美丽的脸庞裹在黑头巾里面。事实上，中国服装解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充分体现中国人的善于学习。
奈斯比特先生在书中提到，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参观亚特兰大市郊一家福特工厂，坦率表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那时候，福特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一晃30年过去，不算很长的历史尺度，作为中国民营汽车业代表的吉利已在准备收购福特的沃尔沃，不禁令人唏嘘，也反映着中国人的善于学习。
60周年大庆后不久，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朋友邀我到中央党校小聚，让我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有了更真实的接触，感觉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不是随便喊的，有具体的东西，朋友系中直机关某中心主任，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不仅学习时需要脱产，而且学习上十分严格，组织专题读书小组，办学习讨论班，写学习心得，出学习刊物，搞得红红火火，真不是“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
第二是中国人勤劳肯干。这一点算不上奈斯比特先生的独特观察，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应该都有感受，在中国各大城市到处可见的建筑吊车和繁忙工地就是明证。更有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生产了世界上43.0%的氨水、31.2%的钢铁、46.6%的水泥和20.4%的通讯设备。奈斯比特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中国人在访问悉尼后的一句感慨：“悉尼真是个养老的好地方！”这应该不是随意的抒情。
勤劳肯干是中国人的传统，自古以来就如此，而且也称得上勤劳善干。众所周知，工业文明讲究标准化生产和流水化作业，它们多少构成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尽管中代中华属于农业文明，但实际上也不缺乏缺标准化生产和流水化作业。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就有了标准化生产的发芽，一些重要的工具都打上生产者及生产日期。在生产瓷器时，中国也很早就有了流水化作业，作为瓷都的景德镇完全称得上农业文明下的工业奇迹。
可中国为什么后来工业上落后于西欧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外学界都有很多探讨，甚至还提出了“李约瑟难题”的说法。个人感觉，这里面需要新的思考，最简单的，工业生产需要市场规模的支撑。可市场规模从哪里来的呢？欧洲完全是以殖民全世界作为代价的，罪恶罄竹难书，如果工业生产在古代中国就得到发展，会不会出现中国在西欧之前就殖民全世界呢？这是值得思考的，总的感觉，中华文明固有的节制精神约束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从目前的历史趋势看，节制是对的，完全必要，某种意义上讲，低碳经济的一“低”字就是节制。
第三是中国人灵活，具有辩证精神。这一点地球人也都知道，尤其小平同志一句简洁的“摸着石头过河”更是让中国人的灵活性强势进入西方观察家的视野。事实上，奈斯比特先生所论述的第四大支柱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灵活辩证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而且是重要传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大举进入中国，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呢？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自己的特定载体——中国共产党，也的确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气质和追求上与中华传统哲学多有不谋而合，比如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这就与中华哲学历来所讲的天下主义不谋而合，奈斯比特先生书中也特别提到他在王巍这样的中国企业家身上所感知到的“四海一家”的精神。尤其辩证精神，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高度契合。回过头看，如果没有这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完全可能另一番景象。可即便这样，马克思主义也还是被中国人辩证了，实现了中国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我所认识到的奈斯比特先生对中国人思维习惯及个性特征的认识。人的因素第一，内在因素第一，对中国的认识必须扎根于对中国人的认识，甚至深入到思维特点及个性特征的基本面。相比于西方人过于讲对立、重分析的思维方式，我对中国人的灵活辩证及重视战略的思维方式更有信心，这也是我的最后结论：“中国模式”令人期待，从历史高度讲，中国模式的崛起势不可挡！这应该也是奈斯比特先生的核心结论，他对该书的自序题目就叫《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中国模式目前是国际上的重要话题，外国人谈得比中国人自己要多。一些人认为这是某些西方观察家对中国党和政府行奉迎之术，他们的指责就包括奈斯比特先生。我觉得这多少有点自以为是，甚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的问题的确不少也不轻，中国模式更没有定型，也远谈不上完善，包括奈斯比特先生所称道的“纵向民主”，但中国的大趋势仍然看好，这不是对别的什么看好，是对讲战略、讲总体、讲学习、讲辩证、讲勤奋的思维方式及个性特征看好，如此而已。
最后，请允许我以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