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住房持有环节征税---传说或议论中的物业税、住房保有税、房产税，种种名称不一而足但又都无法确定---正在被作为抑制房地产投机与投资的重要后续手段看待，并随时可能出台。但此种税收政策造成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真正需要住房的人，最终支付全部税款。
如果此种税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税收来源，或是为了向富人征税（假定持有多套房的人为富人）以补贴穷人（比如税收专用于建廉租房或直接补贴给低收入者用于租房），则理论上都无问题。但若是以在当前住房供应体系与体制下抑制投资投机为目的，则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投资投机丝毫未得抑制，房价反因此更高，真正以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反因此支付更高的购房成本。同时，以租住方式解决住房问题的租房者也将付出更高的租金。
住房之所以在中国沦为投资乃至疯狂投机对象，根源不在税收，而在住宅生产与供应制度与体系。
中国的住房生产与供应体系，是双重垄断体系，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开发商垄断了住房生产与供应。任志强批判新政是所谓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其实，中国房地产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市场化，一直是伪市场真计划---当每年的住宅用地都由政府完全计划供应时，谈市场化是一个大笑话。当住房都由指定的一群人---开发商完全垄断生产与销售时，谈市场化同样是一个大笑话。计划之下，无真正的市场；垄断之下，只能是伪市场。
计划经济一定是短缺经济，完全垄断一定是暴利丛生，这都已被历史所证明。生产所需基础材料源头供应是计划加垄断，生产与销售过程完全垄断，但却在最终销售时又是毫无监管与规则的所谓市场化，结果会是什么？
任何短缺+暴利的领域，都一定会成为疯狂投机的领域。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乱局。
在这种基础结构下，税收并不天然具备抑制投机投资的作用。事实上，在住房生产与销售过程中，中国的税费已经很重了，各种税费加起来占到房价的三分之一。而如此重的税费，除了使房价更高以外，没起到任何抑制投机与投资的作用。
早已被事实验证的逻辑是，只要住宅生产与供应制度与体系不变，住宅就一定是疯狂投机领域。如此，每年1-2%的持有环节税，与2004年以来每年20%以上的房价投机上涨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并最终，会由以居住为目的的消费者买单----理论上，住房在所有投机与投资者手里，都只是一个待流通品，都有机会把这一税收成本转移给下一个接手者，只有到住房消费者手里，住房才会退出流通，消费者也就失去了向下转移这一成本的机会。
在制度与体系不变的情况下，若想以税收抑制投机与投资，只有在两个环节征税才能达到目的。
环节一、购房时。对多套房---比如第三套及以上----征收高额购置税或消费税。比如，以购房价款的50%起征，每多一套则累进更高税额。如此，投机者入场时，其成本远高于正常成本，使其几乎毫无获利预期，也就自然打消了其投机欲望。
环节二、转手时。对于多套房---比如第三套及以上转手时，对其售价与购价的差额，也即获利部分，征收高额利得税，比如80%起征。让其基本无利可图，也就自然打消了其投机欲望。
以上两例在税额上举得比较极端，意在更清楚地说明问题。
如果此种税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税收来源，或是为了向富人征税（假定持有多套房的人为富人）以补贴穷人（比如税收专用于建廉租房或直接补贴给低收入者用于租房），则理论上都无问题。但若是以在当前住房供应体系与体制下抑制投资投机为目的，则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投资投机丝毫未得抑制，房价反因此更高，真正以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反因此支付更高的购房成本。同时，以租住方式解决住房问题的租房者也将付出更高的租金。
住房之所以在中国沦为投资乃至疯狂投机对象，根源不在税收，而在住宅生产与供应制度与体系。
中国的住房生产与供应体系，是双重垄断体系，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开发商垄断了住房生产与供应。任志强批判新政是所谓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其实，中国房地产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市场化，一直是伪市场真计划---当每年的住宅用地都由政府完全计划供应时，谈市场化是一个大笑话。当住房都由指定的一群人---开发商完全垄断生产与销售时，谈市场化同样是一个大笑话。计划之下，无真正的市场；垄断之下，只能是伪市场。
计划经济一定是短缺经济，完全垄断一定是暴利丛生，这都已被历史所证明。生产所需基础材料源头供应是计划加垄断，生产与销售过程完全垄断，但却在最终销售时又是毫无监管与规则的所谓市场化，结果会是什么？
任何短缺+暴利的领域，都一定会成为疯狂投机的领域。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乱局。
在这种基础结构下，税收并不天然具备抑制投机投资的作用。事实上，在住房生产与销售过程中，中国的税费已经很重了，各种税费加起来占到房价的三分之一。而如此重的税费，除了使房价更高以外，没起到任何抑制投机与投资的作用。
早已被事实验证的逻辑是，只要住宅生产与供应制度与体系不变，住宅就一定是疯狂投机领域。如此，每年1-2%的持有环节税，与2004年以来每年20%以上的房价投机上涨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并最终，会由以居住为目的的消费者买单----理论上，住房在所有投机与投资者手里，都只是一个待流通品，都有机会把这一税收成本转移给下一个接手者，只有到住房消费者手里，住房才会退出流通，消费者也就失去了向下转移这一成本的机会。
在制度与体系不变的情况下，若想以税收抑制投机与投资，只有在两个环节征税才能达到目的。
环节一、购房时。对多套房---比如第三套及以上----征收高额购置税或消费税。比如，以购房价款的50%起征，每多一套则累进更高税额。如此，投机者入场时，其成本远高于正常成本，使其几乎毫无获利预期，也就自然打消了其投机欲望。
环节二、转手时。对于多套房---比如第三套及以上转手时，对其售价与购价的差额，也即获利部分，征收高额利得税，比如80%起征。让其基本无利可图，也就自然打消了其投机欲望。
以上两例在税额上举得比较极端，意在更清楚地说明问题。
总之，在住房生产供应体系与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住房持有环节征税，非但不能抑制投机与投资，反会加重以自住为目的的真正住房消费者的负担。这无论对经济稳定还是社会稳定，都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陷阱。只有在购置与转让环节，区分自住与投机投资，并对后者高额征税，才能真正抑制投机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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