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面”从组织外部来看，就是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一面是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另一面是企业外部的社会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从一则旧闻说起：1943年，德鲁克受通用公司CEO斯隆的邀请，开始了对通用长达两年的研究，并于1946年撰写了《公司的概念》一书。但书一出版，德鲁克与斯隆之间的矛盾变暴露无遗。因为德鲁克在很多方面质疑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通用汽车，其中最为斯隆诟病的就是德鲁克在书中写道：企业主应当将工人视为一种资源而非成本，致力于培养有责任感工人以及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今天，我们已经将“自我管理”以及“人是一种资源而非成本”等等，视作了经典的管理名言，可在当时的斯隆听来却是忠言逆耳。
斯隆一直搞不明白：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站在企业个体的角度，是“看不见”社会责任的，只会看见企业是一个赚钱的机器。
只有象德鲁克一样成为一个旁观者，才会看见企业的社会责任。德鲁克自诩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发现了管理学，并把它嵌入到了社会中”。事实上，企业是生长于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于真空中。社会环境和企业个体，作为组织外部管理的一体两面，它们之间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就犹如土壤之于禾苗一样：土壤提供养分供禾苗健康茁壮生长（不提供养分的土壤，不称其为土壤）；同时，假如禾苗（向土壤）只索取、而不贡献或不承担责任，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禾苗死去或者两败俱伤。
“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法制与道德的双重底线，是不能逾越的（所谓法制底线，就是社会的强制惩罚；所谓道德底线，就是企业个体在社会中的声誉）。相反，一旦逾越就会因彼此之间的责任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生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感慨一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很传统/也很道德的国家，在社会责任上，其实道德底线大于法制底线。譬如，万科的CEO王石在中国遭遇四川特大地震灾害后，曾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捐款”应该适可而止（大意）。他的言外之意，正常的/可持续的捐款，要比非正常的一次性的特殊捐款更重要。没想到，这句很理性的话，却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时间斥责/漫骂甚至煽动人们不要购买万科的股票，铺天盖地的一起席卷而来。至此，王石终于领教了中国式“道德的力量”：逾越法制底线似乎尚可获得原谅，但不要试图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最后，王石是通过“低三下四”的收声并且追加捐款，才得以了结此事。
它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同的地域下或不同的国度里，同是“社会责任”但概念以及程度或范围是不一样的。
不过，仅仅承担社会责任，构不成所谓的“社会生态”。一个显著的证明，就是：许多企业已经承担起了双重的社会责任，可它们依旧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有人把消失的原因归咎于市场竞争的残酷，但实际上，它们的消失与市场竞争无关！
譬如，我个人的一段经历，是这样：早年，我在浙江创办了三家寻呼台，可就在我制订了一份详细的战略计划书并将目光瞄准了同业竞争者时，我的企业却迅速的消失了，原因既不是在与对手竞争中败北、也不是战略计划本身的缺陷----事实上，那份依据产业角度制定的战略计划，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完美”----消失的原因，只有一个：整个寻呼业作为一个产业，在中国整体性的消亡了。
这更象是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残酷游戏：当一方准备消灭另一方时，它们却同时被消灭了。而隐藏在背后的那只黄雀，就是社会。
许多人并不知道：“社会”意味着什么？实际上，社会作为一种制约性因素，意味着一种潮流，意味着一种方向！相反，一切反潮流或反方向运行的东西，都会被社会潮流涤荡的干干净净。迄今为止，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明显萎缩甚至是消亡的行业或产业（包括了百年老店、传统手工行业等等），至少不会少于一百个。同时，在中国三十年前已有的两千多个岗位或职业中，至少三分之一已经在社会上消失----这些传统行业或传统岗位的消失，几乎无一例外的要归功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和历史演进。
事实上，比竞争对手更可怕的，是来自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巨大动荡！它不仅会淘汰一批旧行业或旧产业，同时，也会催生一批新产业或新行业。
因此，洞察并预见社会的未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战略。譬如，诺基亚的前身，是芬兰的一家木材纸浆厂，假如不是1992年时任诺基亚CEO的奥利拉富有远见地洞察到：未来的十年将是“电信十年”，并且专注于移动电话业务，那么，它至今可能依旧只是诺基亚河沿岸一家不起眼的传统制造企业。迄今为止，诺基亚通过不断的剥离非核心业务，一跃成为了世界通信业的巨头。实际上，与其说是诺基亚的战略拯救了诺基亚，还不如说是诺基亚的战略顺应了社会的潮流和方向，来得更为真实和恰当。
l 社会的方向：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
有一种生物叫“极端生物”，它可以在一些人类惟恐避之不及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它们栖息在北极冰冷的海水中，高浓度的碱水湖泊中等等。
就在人们赞叹“极端生物”的生存能力时，一个相反的现象被忽视了：假如把极端生物放入一个常态的环境下，极端生物反而会死去。也就是说，极端生物匹配的是极端环境。一些人常常将“匹配”误解为“适应”，而实际上，所谓适应，仅仅是一边靠向另一边的单边行动，匹配却是双向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主动创造出了异于常态下的生物构造，才是极端生物在极端环境下获得生存能力的关键。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极端生物就不会有具有异于常态的生物构造了。
因此，所谓的生存能力，其实是主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动适应的结果！
福特曾经说过一句颇具洞察力的话：“当我问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大家一定会说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不会说要汽车”。他的言外之意，假如仅仅是适应或顺应所谓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一匹更快的马就足够了。恰好相反，当时社会已经悄悄从农业时代转向了工业时代，主动的创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应。也许，福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工业社会作为整体已经来临，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创业家的福特关于这一点心如明镜：被动适应不如主动创造！
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内部的主动变化或创造，必须符合外部的社会潮流和方向。社会的潮流或方向，犹如一条界河，把企业划分为了“相匹配的”和“不相匹配的”两类：前者即使目前看起来很弱小，但最终它也会因符合社会潮流和方向而逐渐壮大起来；后者即使眼前看起来很强壮/很庞大，最终也会因不符合社会潮流和方向而逐渐萎缩直至消亡。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没有哪一家企业或个人，可以对抗浩浩荡荡的社会潮流。
那么，社会潮流和方向，又是什么？
我们常常说“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而不能很荒唐的反过来说“有供给就会有需求”，这其中，顾客的消费需求，才是诞生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源泉。
实际上，“需求”是由顾客的生活方式提供支持，“供给”则是由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提供支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两条并行线，它们各自演进并且彼此之间配合默契。譬如，无论你的生产方式多么的先进与可靠，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得有人消费；同样的，无论你设想了多么完美的生活方式，你依旧需要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来支持，否则，所谓“完美的生活方式”就会因缺乏相关产品的支持而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社会的潮流和方向，也有两个演进的路径或方向：一个是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另一个是组织外部的顾客的生活方式。
一般来说，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用中国古老《易经》的话来说，就是：生产方式是组织内部的，是阴面，是限制面或支持面；生活方式是组织外部的，是阳面，是生生不息的生长面。
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二、三百年以来的工业社会，是一个被“生产方式”长期统治着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被合二为一，人类自身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反而被压抑或掩盖起来了。工业时代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将大量的自由而散漫的农民，改造成了守纪律并且富有效率的工人。工人们朝九晚五的上班大军，不仅代表着工作的效率，也代表着人们失去了大部分支配生活方式的时间。准时上下班、严格遵守工作制度、依据工作流程操作……等等生产方式，不仅成为了我们今天最基本的管理方式，而且成为了我们今天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假如我们说“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改写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因此，在过去，我们之所以长期感受不到“生活方式”的存在，就是因为整个社会被“三点一线”生产方式所统治。在这种状况下，所谓的满足顾客或创造顾客，变得相当容易和轻松，甚至连细分顾客都用不着。通俗的说，你即使闭着眼睛，都能猜出上班时间顾客在干什么，下班之后顾客又会在哪里。其实老福特很幸福，因为他所谓“满足顾客”的方法很简单：只需开足马力生产就可以了，而不必担心新生活方式突然杀出夺走你的顾客。
生活方式摆脱生产方式的束缚并且独立凸现出来，既是人的个性逐渐苏醒的过程，也是传统生产方式瓦解的结果。
当人们自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时，它只意味着个体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渐觉醒。虽然很多时候，连个体自己都不说清楚究竟想要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朦胧的觉醒”对于市场却是颠覆性的。譬如，通用公司“个性化汽车”一露面（当时而言），立即颠覆了福特公司清一色的、黑乎乎的T型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人类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一堆尚未点燃的干草，只需一点火花就会灿烂燃烧，而社会宽容度的增加，更是为顾客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奠定了社会基础。
那么，传统生产方式是如何整体瓦解的哪？它当然不是依靠罢工或造反而取得，而是来自社会上知识工作者的大量出现。
据德鲁克的统计，早在半个世纪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譬如美国），当知识工作者的数量第一次大于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时，就意味着生产方式统治社会的时代被逐渐的瓦解了。因为知识工作者并不受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的控制（他们本来就不在流水线旁工作）。通俗的说，当整个社会上，脑力工作者数量大于体力劳动者数量时，原本“三点一线”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自然就崩溃瓦解了！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此消彼长、交替上升，正应了中国古老《易经》的古训：阴极必阳，阳极必阴。
“流水线”作为工业时代最伟大的生产方式的发明，当它走到极至时，它的反动性也就暴露无疑了。因为流水线的本质是一种集成的功能，它虽然能够将各种散件集成为一个完整产品，但是，它强大的集成功能恰好是在消灭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的意义在于尊重顾客的自主选择权，而“集成”的本质或者说流水线的本质，恰恰是不允许顾客选择。这时，流水线已经彻底的沦落为单纯的生产技术，不再具有满足顾客或创造顾客的功能。
也就是说，“流水线”作为一种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并不支持组织外部的社会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流水线的终端输出的标准化的产品，而标准化的产品只能配置标准化的生活方式。
当“订制”取代“流水线”而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开始流行时，许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订制”是与生活方式相匹配的一项技术，因为生活方式的意义，在于顾客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而顾客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则是通过“订制”这项技术来完成的。当下，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至少是当下的生活方式时代的必须，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大规模定制提供了可能，因此，未来的每一个企业，都是网络化的企业，或者说，不使用网络技术的企业，没有可能在社会上生存。
它也再次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组织外部的生活方式决定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即使是有生产方式统治生活方式的短暂时期（譬如工业社会的早期），那也是临时性的，就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流打了一个旋涡，最终，生活方式必然要摆脱生产方式的束缚而独立凸现出来，因为生活方式才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生活方式越丰富，整个社会才会越活跃/越繁荣。从本质上说，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匹配关系：一方的改变需要获得另一方的支持，或，一方的崛起意味着另一方的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新的或与之相配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
l 未来的连续性，是如何被打断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常常被称之为“非连续性的时代”或“不确定的时代”，各种意外事件是如此的层出不穷，你不知道哪一天从哪一个地方，突然冒出一个竞争对手，打断社会的连续性。一些人常常以为是新技术发明或新商业模式突然打断社会的连续性，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新技术发明本身并不会打断社会的连续性，除非这项新技术能够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就如同蒸汽机之于工业社会一样，蒸汽机本身没有意义，而是铁路公司的诞生才使得蒸汽机这项技术具有了改变社会的力量。事实上，真正“打断社会连续性”的关键性因素，是组织外部的顾客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人对于科学技术太过迷信，反而掩盖了科学技术背后所隐藏的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面包加香肠绝谈不上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它却成就了麦当劳/肯德基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就是它在提倡一种快餐的生活方式。其实，相对于中国人的“慢餐”而言（一餐饭长达一个小时），快餐（一刻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一小时和一刻钟的用餐时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般来说，“慢餐”适用于情感交流的生活方式，而“快餐”则适用于提高工作的效率。麦当劳/肯德基的聪明之处，在于：快餐不仅仅是为了效率，同时，也兼顾了情感交流的需要。否则，假如它也如中国路边快餐店一样的寒酸而破败，那么，它几乎没有可能在中餐（慢餐）一统天下的局面下以快餐的方式在中国市场上立足。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可以理解为“生活方式+特定地域”的成功典范。
因此，生活方式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着“工作”而发生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是围绕着“生活”本身而发生的生活方式。
绝大多数的工业品，都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发明的“工作类”产品，一般来说越快越好，它几乎必然的以提高效率而目的；相反，绝大多数的服务类产品，都是“生活类（消费类）”产品，包括了旅游、休闲等等，它们都是围绕着生活本身而发生的生活方式，它几乎必然的以“慢”为特征，生活需要慢慢品味，效率反而成为了障碍。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这样的：在浙江，某乡镇企业发明了一种削苹果皮的削皮机，可新产品推向市场后却反应平平，究其原因就是：“削苹果皮”作为一项增加情感交流、平添生活乐趣的居家生活方式，但削皮机它的快速的削皮功能，其实是在消灭（居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增加生活方式的乐趣！因此，它的昙花一现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是“快”与“慢”在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不同之处。显然，这位乡镇企业的负责人糊里糊涂的分不清二者的关系。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消费类）产品，都可以划分为“（有形）产品+（无形）生活方式”两个部分：前者代表着组织内部的生产，后者代表着组织外部的顾客群体。
通俗的说，把产品镶嵌到一种生活方式中，比你把产品生产出来更重要！最典型的莫过于星巴克。咖啡作为一种传统农作物，几乎一点科技含量都没有，但却令星巴克走向了世界，并且赚得盆满钵满。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产茶大国，茶叶产品却很难走向世界。一个似乎令人信服的、自我辩护式的理由是：西方人不习惯喝茶。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但他们却忽视了另外一种现象：中国人同样不习惯喝咖啡，但是，却一点都不妨碍星巴克公司在中国落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双方如此截然相反的命运？中国的茶叶公司，是在贩卖一种产品，而美国的星巴克公司，却是在贩卖一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喜欢喝咖啡而走进了星巴克咖啡店，恰好相反，中国人是因为喜欢星巴克的“第三生活空间”，而慢慢习惯了喝咖啡。
生活方式是与生活质量相对应的一个词。我依稀记得，国外曾经有一项调查的结论，就是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人类就从生活质量时代走入了生活方式时代。通俗的说，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人类的欲望就开始被逐渐释放。一般来说，生活质量时代的口号是“满意或不满意”；生活方式时代的口号则是“喜欢或不喜欢”。前者代表着顾客对于质量或价格的满意度，后者则代表着产品与顾客之间的期望值距离。显然，生活方式这件事，跟贫与富的经济收入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不同。
因此，所谓的生活方式，可以简化为“价值观+日常消费行为”。也就是说，所谓的产品，从器物层面进入了人的心理层面。
“情感”究竟能不能够成为一种产品？一般来说，情感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很难变成一种企业产品。假如有人宣称手表不再是手表、而是一种情感，恐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瑞士手表业的巨头斯沃琪（Swatch）公司的掌门人哈耶克却这么做了。他重新定义了手表的概念：手表不再是普通的计时工具，而是传递个性和情感一种“情感产品”。
既然手表代表着某种情感传递，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象每天换衣服一样，根据不同心情而拥有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更多的手表哪？正是把手表定义为了“情感”，才使得衰落的瑞士手表业获得了神奇般的翻身效果。对于消费者来讲，一款斯沃琪手表，就是一份纪念品/一段历史/一件工艺品/一份情感的寄托。斯沃琪公司现在每年都会推出200--300种新款手表，分别代表着年轻、新鲜、刺激、时尚、活力等等不同的情感表达。它对于产品的重新定义，与产品的功能无关，而只关乎顾客的心理感受。
因此，一个生活方式的时代，价值观（概念）本身就是产品。
其实，所谓的顾客，并不是人群、而是一股人流。用个比喻来说，“人群”和“人流”之间的区别，就如同水和杯子之间的区别一样的大，这其中，杯子并不真实，水才是真实的。顾客越是不确定，代表着人流越庞大，相反，一旦顾客确定了，反而变成了死水一潭。
事实上，生活方式就犹如一条河流，它的两端是开放的，它在不断吐出旧顾客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引新的顾客加入。一般来说，是相同的价值观，汇集起了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的群体，而价值观总是可以概括为一种概念，因此，在生活方式的时代，“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产品。这其中，“概念”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企业需要准确的将有形产品镶嵌到无形的生活方式中，另一方面，它在拒绝或排斥不相干的生活方式。
其次，生活方式在于区分，而不是融合，而区分顾客生活方式需要一项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拆分时间！
不同的顾客/总是在相同的时间，消费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因此，划分时间就是在划分生活方式。当原本完整的整块时间被划分成若干个不同的时间段落时，原本拥挤狭窄的商业空间就会忽然间变得豁然开朗。
早报和晚报的出版时间，仅仅相差了不过6-8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差，不仅区分出了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同时，还决定了报纸内容的差异。一般来说，上班族们习惯上班时看报，而休闲的老人们习惯于午后读报，因此，早报的新闻内容主要是以重要的时政财经新闻为主，晚报的新闻内容则更多的是普通生活的新鲜趣事。显然，这恰好与我们以往的传统看法相反：不是内容决定读者，而是不同时间段的读者群体，决定了报纸的内容是什么。
第三，在一种生活方式形成的商业空间里，重要的是合作、而非竞争。
顾客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系统。顾客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以及需要，进行某种选择/搭配或重新组合。就如同衣服和裤子一样，在企业的眼里，衣服是衣服企业/裤子是裤子企业，彼此不搭界；但在顾客眼里，衣服和裤子不分家，它们彼此之间需要搭配或配置。
因此，非同类企业、非同类产品之间需要通力的合作，才有可能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提醒：企业单枪匹马的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是危险的！常常会因为缺少某种配套产品而无法形成一种生活方式。顾客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只有当不同产品围绕着同一种生活方式通力合作，才可能形成有一种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它们之间的合作不仅取决于企业对于生活方式的相同定义，而且取决于企业组织边界或产品边界的开放性----所谓的“允许合作”，代表着企业组织的边界必须是开放的！
就这样，顾客时代的“老三样（功能、质量、成本）”，被生活方式时代的“新三样（概念、时间、空间）”所取代。
很明显的，老三样全部是组织内部的，也就是生产方式层面的；新三样全部是组织外部的，也就是生活方式层面的。这其中，封闭变成了开放，竞争变成了合作。从这个意义来说，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给予企业的忠告“顾客是谁”并不重要，相反，企业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概念，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才更重要。
曾经以性别/年龄/地域/消费习惯等等作为区分顾客群体的做法，既荒唐又可笑，因为相同的性别/年龄/地域等等，并不代表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相同的。
事实上，当一种生活方式开始流行并愈演愈烈时，它会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地域的席卷进所有的人，前提是：他们认同并且积极响应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常常说，当今是美国企业在领导着世界消费的潮流，但实际上，是美国化的生活方式渐渐主宰了世界。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是通过向世界推行美国化的生活方式，来扩大自己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因此，创造中国人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才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根本。
l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合二为一
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生活方式不仅仅影响到企业对外的营销方式，而且还深刻的影响到了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
网络上一则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人游哉地读着与专业和工作毫无瓜葛的闲书，女人看了后说：“知道吗？2002年中国图书和杂志行业的产值为800亿元人民币呢，据说，我国图书的购买力只占总消费购买力的2％，而发达国家是8％，书业其实是朝阳产业，去年中国评出的10大暴利行业就有图书出版业，你那么好的文字功底，为什么找个热点的选题，攒本畅销点的书，挣点版税多好？！”
男人对女人说：“哎呀，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读书是生活方式，你怎么总想把它变成生产方式呢？”。
显然，男人拒绝将生活方式转变为生产方式，有点不识时务。从读书到攒本，只是一念之差。他依旧恪守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的刻板原则：工作和生活被严格的分离，并且水火不融。这种情况在工业时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业时代既是流水线的时代，也是一个效率至上的时代。创造力或想象力只是极少数高层管理者的专利，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被管理者而言，不要说创造力了，甚至连无私奉献都成为了多余。当然，更糟糕的是，“创造”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破坏。
一般来说，工作时讲究的是效率，生活则是被兴趣所指引。
我个人对于“兴趣”被排斥在各种管理要素之外，一直耿耿于怀。连小学老师都知道的“兴趣是创造最好的老师”，为什么一些管理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哪？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兴趣之所以被排斥在管理要素之外，原来是受制于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组织内部的生产方式也分类两类，一类是制造，另一类是创造。前者是生产的同义词，制造需要统一的标准化，它的实质是重复或复制；而创造则恰好相反，不仅需要个性化，而且视标准化为创造的死敌。从管理学角度来说，个人兴趣与工作之间的脱节，是工业时代管理上的最大败笔。实际上，二十世纪的管理思想或者技术，都是为实现组织效率而实施和安排的，包括了绩效考核、流程再造、JTR精确制造等等。显然，从制造/而非创造的角度，来理解“兴趣”被排斥在各种管理要素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下社会上涌现出的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意味着什么？其实，他们就是将工作和个人兴趣合二为一的一群人。
在西方，自由职业者被称为“自雇人士”（也就是“自己雇用自己”的意思）。他们是一群独立工作、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人、不必向雇主做长期承诺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当一些管理学家呼吁“弹性工作制”时，自由职业者显然要比所谓弹性工作制走的更远、更彻底----在他们那里，你再也无法将“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或相互对立，相反，他们是以纯粹个人化的生活方式统治他们所谓的生产方式。
事实上，自由职业者的大量出现，只意味着这样一件事：在不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也可以创造出财富并且活得挺滋润。
众包是什么？与“外包”仅仅是将某种生产任务向外转移不同的是，“众包”是典型的将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合二为一。所谓众包，它与“吸引民间智慧”是同义词。所谓精英与民间智慧之间，其实就隔了一层纸，门内是所谓的精英，门外是所谓的民间智慧。在此之间，这扇大门是紧紧锁住的，老死不相往来；当这扇大门仅仅开了一条缝，立即吸引进大量的民间智慧。实际上，无论是众包、还是自由职业者，都意味着这样一件事：个人兴趣可以变成个人收入！前提是：企业组织必须面向社会敞开大门。
那么，从管理层面来说，“众包”是如何发生的？
第一，它把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象扔石头一样的抛到社会中、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组织内部。有些类似于公开招标，只不过它招标的舞台是整个社会。其次，它以兴趣为半径划圆：对于问题有兴趣/也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被划定在圆圈之内；而对于问题有兴趣/但无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或对于问题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则被划定在圆圈之外。第三，它是发生在“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而解决问题需要的一种智慧，而并非是我们早前所认定的专业知识。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能够灵活运用知识的人才拥有了智慧。
这也是我主张“问题管理”替代“目标管理”的原因所在：问题是面向整个社会的，目标则是面向组织内部的。
相对于整个社会上广泛而海量的知识而言，组织内部那点少得可怜的知识只是沧海一粟。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工业时代的企业组织，其实就是一只井底之蛙。所谓“社会上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智慧”，几乎全部是由组织的封闭性一手造成。
大众的智慧高于任何个人。尽管宝洁公司有9000名研发人员，但它依旧通过网络平台公布自己的需求，因为宝洁公司发现，每一位内部研发人员都能够在公司的围墙之外，找到200位相同素质的人才。这样算来，全球范围内，宝洁可以利用的人员共有180万。现在宝洁有50%的产品创意来自公司外部。因此，智慧之所以被浪费，首先是因为智慧供需信息的不对称：有智慧的人找不到需要智慧的人，需要智慧的人也找不到有智慧的人，而互联网这项技术的出现，使得“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缝隙被弥补，否则，供需双方都会如同大海捞针。
在这里，问题替代了目标，或者说，发现问题比选定目标更重要。实际上，组织目标仅仅对于组织内部正式人员具有约束力，而对于组织外部大量的众包者则几乎无能为力。一般来说，目标能够带来问题，可是，问题却可能改变目标。我们很轻易的就能够发现：一些重量级的创新都是意外发现的。一些研究人员埋首于某样东西时，却意外发现一些毫不相干的伟大构想和发明，传统经理人通常会把“意外”视为“失败”。我们常常不知道挑战性的任务来自哪里？其实它就是来自于问题、而非目标。
我一直有个担心：互联网作为一个陌生人世界，对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的中国人是否适应？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国人不仅很快适应了陌生人的交往规则，而且很快掌握了陌生人世界里信任的真谛：信规则、不信人品或人情。即使是被规则给欺骗了，也会大度的说一声：建立起完善的规则，需要慢慢来（时间）。
大体上，个人生活方式渗透进组织的生产方式中去，是这样的：第一，企业组织必须面向社会敞开大门。这其中，问题管理取代了目标管理。第二，个体是在创造、而非制造，无论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第三，兴趣是创造最好的老师，本身就是一种动力，组织连激励都免了。最后，这是一次从组织内部走向组织外部的过程，也是一次生活方式战胜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