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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将在海南博鳌举行。自2001年成立以来，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地区（也包括澳大利亚在内）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多边合作框架。2002年至2009年，已经举行了主题各异的八次年会。今年第九次年会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本次年会的主题直接呼应了第七次年会的主题：“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事实上，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特别是自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以来，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等概念已经频繁成为全球范围内各类多边合作论坛的关键词。本次年会的三大关键词是“绿色”、“转型”与“合作”。从议程设置来看，本次年会将主要讨论全球多边治理与亚洲发展模式转型这两大主题。 

    在全球多边治理方面，本次年会将举办“从G8到G20：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架构、新原则、新力量”、“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脆弱复苏的现实威胁”、“全球金融监管新格局”等一系列会议，议程的设置凸显了亚洲国家对全球多边治理问题的关注。 

    在八国集团（G8）中，亚洲与大洋洲国家仅占据一个席位（日本）。在二十国集团（G20）中，亚洲国家与大洋洲国家占据了七个席位（中国、日本、韩国、印尼、印度、沙特与澳大利亚）。很明显，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八国集团的衰落以及二十国集团的崛起，使得亚洲与大洋洲国家在全球多边治理方面的话语权显著放大。目前亚洲国家在G20方面面临两个紧迫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G20进一步做大，将之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框架之一，让G20在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与金融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成为G20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让G20能够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集中展现其利益诉求的国际平台，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在G20的亚洲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市场国家，既有资源进口国也有资源出口国，既有全球性大国也有区域性国家，要在这些国家中形成集体行动也并非易事。

    2009年，亚洲与大洋洲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次贷危机的阴霾中显著复苏，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然处于金融市场动荡、失业率高企与经济低速增长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从2009年下半年起，由发达国家发起的、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此起彼伏。这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因此，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本次博鳌峰会的重要议题。鉴于亚洲国家与大洋洲国家大多为净出口国，在这些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全球范围内出口国与进口国（主要为发达国家）之间如何达成协议，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否则，这只能成为“剃头担子一头热”式的一厢情愿的呼吁。而要在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达成实质性协议，这需要出口国与进口国双方均进行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出口国需要提振国内消费，降低储蓄率；进口国需要压缩国内消费，提高储蓄率。很明显，这样的结构调整对双方而言都是痛苦的。

    在亚洲发展模式转型方面，本次年会设置了“亚洲发展模式的再思考”、“低碳能源：亚洲领先世界的机遇”、“消费：亚洲经济的软肋”等分论坛。在危机后复苏的背景下，针对这些议题的讨论非常必要，但能够达成的实质性协议有限。

    “绿色”与“转型”，这是长期困扰着亚洲经济体的两个关键词。“东亚奇迹”的关键在于通过要素高投入构建庞大的生产能力，并通过各种优惠措施扶持下的出口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无论是最早的日本、四小龙，还是后来的四小虎与中国，均脱离不了这一成功的“窠臼”。这种发展模式在初期均极为成功，但逐渐会遭遇两方面的瓶颈：一方面是要素的供应并非无限，一旦要素供应难以为继，这种完全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是外部需求终有限制。如果亚洲国家整体生产能力过于强大，以至于全球其他国家也不能完全消化其剩余产能，那么这种发展模式同样会陷入困境。

    “绿色”的内涵就是要改变粗放式的要素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耗费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转型”的内涵就是要通过提振国内需求来消化过剩产能，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当然，消费率的上升必须辅之以投资率的下降。因此，这两个关键词恰好是针对上述东亚模式面临的两大瓶颈而提出的，也是未来亚洲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

    然而，“绿色”的结构“转型”实在是知易行难、举步维艰、任重道远。首先，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已经形成了从出口导向模式下全面收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它们会千方百计地阻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其次，要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相对收入增速，这必然要以降低政府相对收入增速或企业相对收入增速为代价。亚洲国家普遍实施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政府让利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再次，即使是亚洲国家，虽然同样面临结构转型问题，但不同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例如，诸如沙特、澳大利亚等资源出口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将出口收入转化为可持续的、新的生产力（例如人力资本建设等），并避免荷兰病的发生；日本的最大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对移民的严格限制使得国内消费增长乏力；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相对收入水平，从而刺激国内消费，等等。迥异的国情会限制亚洲国家在结构转型方面迅速形成共识并开展合作。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中国主办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可能也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遭遇多边压力。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但中国依然在某些出口商品方面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人民币升值虽然不能显著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但会显著改变各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的出口市场份额。未来，在包括博鳌论坛在内的各种多边论坛上（例如6月份召开的多伦多G20峰会），中国政府将面临持续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如何成功化解这种外部压力，并将其转变为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内部动力，是考验中国政府智慧与决心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