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立即实施教育第一战略
胡星斗
我曾经提出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见附件]，现在我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当立即实施教育第一或者科教第一的发展战略。
目前，中国的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义务教育得以普遍地实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4.2%，但是，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我们的教育仍然陷于步履维艰、问题重重的困境之中。
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的1%，却要教育世界上25%的学生；人均公共教育的经费，中国为9.4美元，瑞典等国为2000美元以上，美国、日本等国为1000—1500美元；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比例仅为1.3%，地方政府为16%，而美国各州财政支出的40%用于教育（周天勇，中美财政税收体制比较，光明观察，2007.2.13）。
中国过于重视对硬件的投资，忽视软件的投资，对物的投资与对人的投资中国为12：1，美国为3：1（太平洋月刊，2009.1，P16），也就是说，假设美国的硬件投资与中国差不多的话，那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中国的4倍。
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过度地向高等教育倾斜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中国为1：1：23，美国为1：3：2（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P111），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个大学生的投入是小学生、中学生的23倍。政府对教育的有限投入大多投向了高等教育，导致中小学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特别是农村的教育经费奇缺。而发达国家的大学主要是私立的，他们靠社会资金特别是富人的捐赠来举办高等教育。
发达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可谓教育立国。三百多年前，五月花上的103人到达北美后，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建立了北美第一所大学即哈佛大学，而160年后才建立美国。自1901年诺贝尔科学奖设立以来，43%的得奖人是美国人。美国每年的企业培训费用也超过500亿美元，是美国高等教育支出的一半。2004年美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8%，中国为1.1%。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实行强制的义务教育，同时福泽谕吉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到20世纪初，日本与英国同时普及小学，70年代日本普及高中教育，现在日本技术人员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韩国在朝鲜战争后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国家”，人均收入仅100美元，低于当时的中国，但后来出现了“汉江奇迹”，其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功不可没。2005年韩国教育预算占政府预算的比例高达20.8%，1953年韩国开始小学义务教育，1992年开始初中义务教育，2006年开始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教育补贴、上大学的资金担保，目前韩国的大学入学率高达80%，其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居世界第一，韩国的专利数居世界第四，超过中国。
以色列几乎是建立在沙漠上的国家，但该国凭借对教育的重视而领先于世界。以色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预算的13.4%，其每万人口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专利数量、科研人员在世界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孔子就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伟大的教育家，寒窗苦读从来是中国民间的一大感人景观。即使在八年抗战时期，国家都快灭亡了，大学还办吗，蒋介石说：办！不但要办，而且要优先办。那时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仅次于军费，是第二大财政支出。这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的大学不但没有停办，而且人才辈出。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现在应当立即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国策。
一、将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写入宪法。
二、将教育指标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
三、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努力压缩行政成本。
四、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
五、大幅度提高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的覆盖面和额度。
六、大力鼓励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大学的发展，鼓励公办大学改制为民办、成立董事会，向社会筹集资金；取消对民办学校在职称、评奖、高考录取等方面的歧视。
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继续教育学院改革为以职业教育为主。增加中学、大学的实用技能课程。
八、普遍开展对工人特别是新工人（农民工）的技术培训。
九、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对于研发投入实行免税等优惠政策。
十、改革国家化、行政化、营利化的教育体制，改变应试教育、唯智育、唯论文数量和科研经费数量、忽视劳动与实践的教育现状，鼓励学术异见，倡导大学精神，培养完善人格。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附件：
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开创平等权利时代
——在维护病患者受教育权利等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一、实施教育优先战略。中国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可见政府认识到了教育、科技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学有结论：教育传递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有利于加快信息传播，降低交易成本；教育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之一；受教育程度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福利水平；发展中国家对任何层次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高于10%，超过其他所有经济部门投资回报率的一般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越贫困的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越高；对妇女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明显高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
但目前的中国存在着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平等——农村教育落后；农民工子女的失学严重；爱滋病、肝炎等病患者的受教育权利被漠视；贫困家庭的学生辍学，有的无法上大学；教育资源倾斜于重点中小学；许多贫困地区的大学录取分数线远远高于发达地区……这种教育不平等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特别是扩大了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使得社会阶层具有了“遗传性”、“传递性”，“贵族”的后代因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依然是“贵族”，贫民的后代因为无法接受应有的教育而依然贫困。所以，中国应当实行教育公平战略，改变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状况；中国还应当实行教育优先战略，把教育作为政府和社会投资的重中之重，这是效益最高的投资，是中国现代化的“捷径”。
二、开展平等权利运动。刚才我讲了教育的重要性，是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角度论述的，仅仅把人当作人才、人力资源、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没有重视人的主体性、人本身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以及没有太多地从人权、公民权利、平等权利角度论述。也就是说，即使教育活动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也应当从人本、平权的角度重视它。
我主张开展平等权利运动，建立平等权利的人道社会。开展平等权利运动，与政府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是一致的。
平等权利的社会必须是民本社会，而非官僚化社会。人民要能够当家作主，公民可问责官员，政府也是公开、透明的。马克思说：官僚政府的特点在于它的秘密性。正因为神秘性，实行谎言政治、无规则政治，一些地方政府不讲信用，官僚不讲道德，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道德。所以，中国应当继续从官本位社会逐步转变为民本位社会，不折不扣地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公民的话语权、受教育权、团结权，这样，中国才能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平等权利的社会必须是人道社会，讲究人性而非暴力。要重视公民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享受政府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利；国家有义务对贫困者进行经济救助和权利救济，不会因为疾病、身份等原因歧视一部分公民；政府不得对公共事业推卸责任，要改变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领域的畸形产业化状况；政府应当把教育作为官员政绩的第一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