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驴从来着力微观，并且只关注企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不论国事”几成习惯，一切看在眼里，烂在心中。
曾 在北京听过一个历史学家说过，其实近代以来，中国最有理由恨的国家，恰是那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老大哥。日本人侵略过我们，所以时至今日，举国痛恨鬼子，谁不 骂几句小日本，谁就有汉奸之嫌。一有点由头，我们也会集体骂美国，美国出事就幸灾乐祸，美国发飚就群情激愤。但我们却从未发起过痛恨老毛子的全民运动。但 事实是，近代以来，夺我钱财，占我土地，杀我同胞，最多最久最狠的，恰是这个恶邻。
说到俄罗斯，不禁想到一个典故，是关于前苏联的前任领导人赫鲁晓夫的。
1956年2月， 苏共召开二十大，接替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极大震动和混 乱。秘密报告列举斯大林的诸多罪状，赫鲁晓夫宣讲报告时措辞激烈，义愤填膺，与其过去斯大林在世时的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媚状，形成鲜明反差。当时，参会 的一位中央委员，匿名给发言中的赫鲁晓夫写了一个纸条，说：你既然知道斯大林有如此多的错误，你为什么不早指出来，当时你在干什么？你躲到哪去了？
赫鲁晓夫居然把这个纸条的内容当众读了出来，然后声色俱厉地寻问，这是谁写的？现在站出来！现场鸦雀无声，谁也不敢站出来承认。这时，赫鲁晓夫用平静的语气说：
当时我在的位置，就是写纸条的这个人现在的位置。
这事至少能够给我们一点警示：
首先要学会推已及人，自己做不到的事别要求别人。你看别人丑陋，自己内心常有丑陋的一面。
其次，在一个缺乏健康机制保证的组织里，别指望总有英雄人物出现。创新等于冒险，直言等于找死。错不在个人，错在体制。一旦会议或表决，总是“一致同意”、“坚决拥护”，这个组织也就离死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