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


  从基本国情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资源匮乏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人口过多,增长过快。论总量,中国堪称地大物博、经济大国;论人均,则各项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人口发展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泰民安,人口迅猛增长,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60年代中后期、80 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现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在30‰、20‰上下,最高时分别超过 40‰、30‰。人口总量由新中国成立时的 5.4 亿,1957 年增长到 6.5 亿,1969 年达8亿,1978 年逼近10亿。人口过多、增长过快,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吃饭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乃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先后指出“人口非控制不可”;“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随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计划生育实践逐步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工作被提出,20世纪 50、60年代,主要是宣传提倡节制生育;70年代起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现代化战略规划的全面实施,计划生育被提到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走上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

   生育政策从无到有、逐步完善,从70 年代初提倡“晚、稀、少”,到 70年代后期“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再到《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由越来越严峻的人口形势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前两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正是新中国第二次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开始和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即将到来之时,全国每年 2000 多万人进入婚育期,年净增人口在1500 万人左右,人口总量过大、增长过快,给“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构成巨大挑战。为此,197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把人口增长过快势头控制住。1980年中央发表《公开信》,倡议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务院号召。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执政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关注人口问题,人口过多、过少都不行,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调控。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立为第一项基本国策,同年写入新颁布的宪法,2001年《人口和计划生育法》颁布。中央先后于 1991 年、2000 年、2006年三次下发《决定》,连续 15 年召开座谈会,就人口计生工作做出指示。在《公开信》发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省委三次下发通知,四次召开地市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就贯彻落实《公开信》进行部署。此后,省委、省政府坚持年年召开高规格会议,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为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实践的深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响应。早在 1979 年,荣成埠柳公社北城大队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7对夫妇率先提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公开信》后,各地掀起自愿报名只生一个孩子的热潮。1980年末全省报名夫妇 117万对,占已有一孩夫妇的 77% 。目前全省独生子女家庭达 850 万。30 年无违反政策生育的村有5000多个。

    独生子女家庭的涌现,极大促进了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30年间,全省共少出生5000 万人,育龄妇女一生生育孩子数由70年代的3.54个下降到目前的 1.6个左右。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社会抚养比下降,营造了40年的“人口红利期”,直接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09年全省人均GDP 35796 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328元,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18038.2元,人均受教育年限8.25年,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34 张、拥有医务工作者43 人。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为尽快实现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了条件。此外,还极大地减轻了耕地、淡水、能源等资源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曾对一些人担心将要出现的人口老化、性别失调等问题作出预测分析和回答。当前,对这些人口问题必须全面客观地来看待。一是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其次,由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转变是必然趋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不是坏事、是好事,不是危机、而是机遇。我们的老龄化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使少儿人口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升高的结果,老年人口的总量并未增加。反而因少儿抚养比下降,更有利于集中财力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也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历史机遇。否则,如果多生孩子,老年和少儿人口同时增加,社会负担加剧,更不利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因此,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二是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和性别偏好问题,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失控导致的。从山东来看,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低生育水平稳定的大部分市、县,性别比都基本正常,而合法生育率低、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市、县,恰恰都是性别比失调的地方,两者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说明性别比失调与违法生育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治理性别比失调问题不能与稳定低生育水平割裂开来。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政策外生育,是治理性别比失调的有效措施;治理性别比失调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三是关于劳动力问题。根据人口发展预测,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范围内都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三个高峰”。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相对过剩问题将长期存在。再过10年、20年甚至30 年,“就业”永远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面临的不是劳动力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素质问题。正确的选择不是放开生育,而是加快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