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的中国思维与中国经验
---读《中国管理C模式》札记
达流
从世界范畴来说，我们处在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经济环境中，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着经济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中国的企业人、或许也可以包括管理学者，正处于对西方管理理论疑虑重重，对中国管理理论又知之甚少之际，阎雨先生在这个时候推出《中国管理C模式》一书，可谓恰逢其时。我读阎先生此书，最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在当前国际国内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尽管我们面临许多艰难困苦，尽管我们的前景还不是十分明朗，但我们不必惊惶失措，不必怨天尤人，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思想里获得前行的动力，获得面对世界的勇气和信心。
一、 建构中国管理学：思维范式与经验范本
中国当代管理学经过了三十年的摸索和实践，就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样，是“摸着石头”走过来的。与中国社会的风向一致，当我们打开大门，满心虔诚地学习、接纳、吸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理论时，的确存在着生吞活剥、盲目崇拜的现象。而实际上西方管理理论正经历着历史和现实的拷问，正面临着自我救赎的信任危机，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时，如果不具备批判的意识和分辩的能力，结果会大不如人意。
成中英教授为较正时弊，克服人类的自身危机，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C理论。诚如成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人类深陷重重危机之中却未能产生有效与持续地检讨，反而有因循迟疑、投机取巧的心态；不作全面的反思，反而进行另一场损人而最后仍不利己的博弈。”从近年华尔街巨头们的一片哀鸿声中，我们能感觉到成先生的远见与良知。他认为：“需要一套自觉的价值管理哲学、意志管理哲学以及正义管理哲学来对治之，来激励之，来更化之。”（《中国管理C模式》第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只标明页数）这正是创立C理论的动因。所谓C理论，“就外在意义而言，它代表中国、文化、变化、易经与儒家等；其内在意义则为决策、领导、权变、创新及统合人才等五项”（第129页）。阎先生反复阐述的C模式，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对治之、激励之、更化之”的应用性成果。它依托于母体，又拓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C理论是从儒、道、法、兵、墨这五家本土的文化传统中提炼出的管理思想，同时融合易经文化和禅宗文化，形成其基本理论框架。它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表现出宏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这个框架基本包涵了中国管理文化的精华，可以视为建构中国管理哲学体系的雏形。我称之为管理哲学的中国式思维。C模式在此基础上，将“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与“儒、道、法、兵、墨”五种思想体系对应起来，然后与“易、禅”相呼应，认为它们之间是“相生相克、互补互用”的关系（第102页、121-122页），并结合实际应用逐一进行了初步的阐发。我称之为管理哲学的中国经验。C理论与C模式的结合，展示给世界的是中国的思维范式和中国的经验范本。
二、 易经是中国的“元管理哲学”
谈中国的管理哲学，自然要追溯到周易那里去，因易经作为公认的“群经之首”，是中国管理哲学的源头活水，阎兄在书里提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揣测伏羲氏时代就掌握了阴阳，也有学者认为易经出自周天子，总之，它是中国哲学基础的基础，借用现代数理学中的“元数据”概念，说明易学应被视为“元管理哲学”，即管理哲学的哲学。元数据概念现时已大行其道了，不仅在学术圈子，即使在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也是一个常用名词。我在企业工作，对此感受颇深。相比之下，“元管理哲学”还少有人作深入研究。阎先生说：“易学的实质就是管理哲学，易学的自然法则、结构决定功能定律和C结构模型，不但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精神和价值伦理原则，还包含了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法则，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管理模型。”（第101页）。
我以为，在中国管理哲学领域，易经应被视为也只能被视为“元”，即基础的基础，哲学的哲学。但在目前的图书出版市场和国学讲坛上，易经已不再具有“元典”的价值和定位，而被大大地庸俗化了，似乎企业管理的具体问题，人生中的种种困惑都能从易经里找到现成的答案。这种庸俗化的倾向如果不引起管理学界的警觉，不仅会涉及到易学本身的误解和误读，更重要的是对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管理哲学是一种伤害，甚至有可能将中国管理哲学引入歧途。
三、墨学的管理哲学价值应有更多的挖掘
阎兄能重视墨家思想，将之纳入五行管理系统之中，作为C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不像有些“中国哲学思想与企业管理”的论著或著名讲坛，除了易、老、孔、庄、孙外，连孟子、韩非子、荀子、鬼谷子等都有专题，却不讲墨子，也不讲管子，这是很遗憾的。阎先生这本《中国管理C模式》，不是专门讲墨子的管理哲学，受篇幅所限，对墨学的管理思想仍讲得比较简略，所以，墨学的管理哲学价值仍有充分认识的必要。
墨学在秦汉之际为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所贬损，后渐渐式微，但也不是如现在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历史上“中绝”了，在历代学人中，一直是有人读有人传的，否则，若真是“中绝”了，我们便不能认为它对中国的管理哲学有多大的影响。如晋人鲁胜曾作《墨经注》，唐代的大文豪韩愈有一篇专文《读墨子》，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文选》第24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韩退之在这里提出的互为补充的观点，与阎先生的“互补互用”论十分相似。此外，欧阳修、王安石、程颐、朱熹等名家也多有议论，只不过局限在学术圈子里，未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罢了。
上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从梁启超、蔡元培到胡适、鲁迅等，几乎都对墨子有过极其崇高的评价，视其为中华文明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之一，认为没有墨家思想，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就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同样地，不充分估计到墨子的管理哲学价值，中国的管理哲学体系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
因是从阎先生书中的论述引申到这个问题，便只略述两点以为参考。我以为，在中国管理哲学体系中，墨子有两个独特之处或者说特殊的贡献，我们必须注意到并加以深入发掘与研究。一是，他不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知管理哲学，还从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认知管理哲学，尤其是其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二是墨家集团有着丰富的管理实践，作为中国最早的半政党半军队半企业半学校的组织机构，墨家集团的活动也就是他们的管理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样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且是鲜活、生动、不断变化着的，是中国管理哲学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阎先生在书中也提到，如果将中国的C理论与西方的A理论各自的侧重点简单比较一下，前者重宏观后者重微观，前者重感性后者重理性，前者重意识后者重工具，那么，中国管理思想里面有没有微观、理性、工具的因子呢？当然有的，在墨家集团那里就能找到答案。
四、 管理哲学的实践意义
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首先是指向中国五千年积淀起来的丰厚的思想文化传统，这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其易学“元哲学论”和“五行功能论”、“五家整合论”、“中西融合论”等观点的提出可视为已取得的初步成果，但仅有这样的一个指向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面向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这样一个实践性的指向，真正实现理性思维与管理实践的统一。阎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本书解剖了大量企业案例，并试图进行C模式与管理实际的融合。将阎兄在本书中的描述略作梳理，我以为还需要继续在如下几点着力。
一是当代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研究。现在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中央企业，已经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大相径庭，除了所有权这一点没有变化以外，在经营理念、管理机制、运作模式等方面已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尽管数量不多，但规模巨大，它们才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二是在华外资企业及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的研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企大量进入中国，正在开创企业中国化和全球化并生共荣的新格局，这样的企业由于先天性的原因，是中西企业文化、管理思想冲突和融合的前沿阵地，是在管理实践中整合中西理念的一手资源，非常有价值。三是在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的研究。这些本土优秀企业的成长成功，是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有些杰出的企业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实践和管理哲学思想，如台湾的王永庆、郭台铭，香港的李嘉诚、曾宪梓，大陆的任正非、柳传志等等，将他们管理实践纳入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之中，既是对管理哲学中国经验的彰显，又对中国传统的管理思维注入现代内涵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