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楼市里看调控，没有必要这么大的动静；如果站在售楼处看调控，调控没有意义；如果从各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调控就是罪大恶极。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调控楼市必须走出楼市看房价，要高瞻远瞩地看楼市已经到了危害社会安全的程度，再不动作，就要出大乱子了。这才是中央政府短期内，在经济危机下的断臂抉择。

　　     针对近日发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

　　     对于总理要解决深层次原因的谈话，有专家说，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执政党和政府要与利益集团切割，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承担起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开放利益表达渠道、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角色和使命。

　　     目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其中由于楼市的畸形发展，房价的上涨在让广大的有房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但是由于一般的有房者的住房只有居住功能，因此所谓的财富增长是永远不能兑现的。而那些无房族成了被改革边缘化的群体，住房成了实现不了的梦。而真正在房价上涨中获得利益的绝对不是老百姓。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天津调研时指出，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要全面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温总理特别强调要严格限制产能过剩行业扩张，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温总理在一周之内两次对社会最敏感问题表态，这为人们更深刻地分析问题指明了方向。伤害孩子事件也不能仅仅从社会治安的角度里找原因了，而楼市里的问题反映出来的也绝对不仅仅是房价的问题。

　　     虽然祖国面貌日新月异，但是我们还应到看到，我们社会问题有进一步尖锐化的倾向。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社会构成已经能够发生巨大改变，而社会制度并没有相应的跟上。比如：目前在80后、90后农民工成为经济建设生力军后，我们的城市没有给他们必要的生存空间。中央文件启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词后，相应的城市融合政策还没有跟上来。

　　     我们一方面强调城市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承认农民是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但是大批量的进城农民工却一直没有被城市接纳。在城市发展升级的过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劣。城中贫民窟不允许存在，而城中村又一批一批地被拆除，农民工北一环一环地往外赶；城市保障房没有赋予民工的申请资格，而普通商品房价格奇高，城市生活离不了农民工，而城市又不愿意给农民工生活空间。

　　     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指出，在城市内形成大规模工作不固定和居无定所的漂移(蚁族)人群，将会在城市中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而生活艰难、有一定文化而无信仰、心理极不平衡的、可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人群。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这样的一种城市化道路，并不比拉美和印度贫民窟方式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优越。

　　     据《经济参考报》发表新华社的文章，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是的0 .47。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而近年的房价疯狂上涨又加剧了分配不公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楼市调控决不能仅仅是调整一下房价这么简单，而是关系到社会发展、下一步改革大业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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