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帝王，大都妻妾成群，没有本事的熬坏了身体，年纪轻轻的就命丧黄泉，甚至连个子嗣都没有；本事大的子孙满堂，还很长寿，像朱元璋、康熙这样的动辄有30/40个孩子而且长寿的帝王也有很多。
连个子嗣都没有的帝王，自然遵循“兄终弟及”的立储之道，选择倒是相对简单的；假如帝王有独生子，那也不会有那么多麻烦，“父死子继”就行了；但那子孙满堂而且长寿的帝王，在立储的时候就犯难了。
都是自己的孩子，十指连心，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往往是老大过于敦厚仁慈，所以就给其他诸位皇子甚至皇孙们留下了争夺帝位的理由。稍微有些耐心的等到老爸百年之后再图谋夺取帝位，比如明成祖朱棣；缺乏耐心的就会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样，通过“玄武门之变”把太子杀死之后，再把老爸软禁起来，胁迫其让位；虽然清代实行“秘密立储制”，但也难免有偷偷修改遗诏的传说一直在民间与野史之间蔓延。马嵬坡之变后，唐明皇的太子也作出了提前登基，遥尊远方的老爸做太上皇的事情。老皇帝对此重重，竟然无可奈何。
皇帝贵为“九五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竟然连家务事都摆不平呢！
概其原因是主管的良好愿望与客观的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一方面，中国自古讲家国一体，称为“家国天下”。但本质上，家国是不能一体的。
在民间，子孙满堂的大家族是莫大的福分，虽然子孙长大了之后，由于财产分割而出现家庭纠纷，可以动用家法或者以法律的手段去断案。
但皇子犯法却是不能与庶民同罪的，毕竟每个皇子后面都有妃子给撑腰，都有国舅与外戚以及尾大不掉的军队给撑腰，惩罚了皇子就意味着后宫混乱，社稷不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帝国内部的战乱纷争，在那个时候，即使如朱元璋、康熙那样本事巨大的人，都有英雄迟暮之感，所谓“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到了宫闱之中，就难以自断其家务事，连再贤明的大臣都避之惟恐不及。
另一方面，是让自己的皇子们做文治的太平天子，还是子承父业做马上君王，是把他们留在身边做心腹，还是分封到边疆去做爪牙，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抉择。
每个开国皇帝，特别是起于草莽最终夺取天下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不像自己一样，做个大老粗，虽然不能做到饱读诗书，至少可以做个“以德服人，以礼待人”的文明皇帝。如此才不失皇家风范。
但是假如把孩子们都留在京城，专事修身齐家，会助长其骄奢淫逸之风，而且同在京城，兄弟间祸起萧墙者不在少数。对那些居功自傲的大臣更会形成无奈，并最终导致武将叛乱，文臣摄于武将的淫威，转而辅佐枭雄，而使得王朝更名改姓，改朝换代，这是帝王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像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宁愿给儿子们兵权，让他们成为戍守边防的封疆大吏，羽翼注定渐丰的诸侯，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在自己的羽翼下沦落成为害怕风雨的小羊羔。
或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又曾经是和尚乞丐，以朱元璋为例，虽然打败了张士诚、陈友谅、推翻了大元帝国，但依然感觉自己的那些开国功臣跟自己不是一条心。
随着皇子逐渐长大，帝王也走入暮年，自己百年之后，功臣们的异心难免会加诸自己的继任者身上，所以宁愿在自己在世的时候，把那些扎手的刺拔除，给后继者一条顺溜的棍子。
朱元璋就是这么做的！
朱元璋这么做有他一定道理，但更多的是他没有想到的。
朱元璋立所有的儿子做藩王，帮他戍守边关，特别是朱棣一举剿灭北元叛军，给他吃了定心丸，放手并给他杀功臣奠定了基础，就在剿灭胡惟庸及其“叛党”之后，又对名将蓝玉及其党羽下手。终于把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扫除干净，本来认为已经高枕无忧的时候，但却不能不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
太子朱标意外身故，而且太子的嫡长子很小的时候就夭折，虽然太子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偏于懦弱，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帝位继承人，但改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就激起了叔叔们的强烈不满，轮到谁也轮不到侄子来继承大统啊！
在明初藩王割据，就出现了弱干强枝尾大不掉的局面，而且每位藩王都是亲生儿子，都有在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夺嫡的野心，在他过世之后更都有争夺皇位的资格与实力，所差异的无非是兵权的大小、兵力的强弱的问题。
在这样的时候，就失去了与之相制衡的力量，功臣已经被清杀了，藩王拥兵自重，而且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真正作战起来也是以一当十，甚至万夫不当的。更重要的是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是开国功臣，待遇自然比文治皇帝下面的可以作为勤王调派的功臣将领高得多。
即使勤王讨贼的将领取得胜利，也会成为新的功臣，形成对文治皇帝架空之势。这对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也是只会有害处，而不会有好处。
自古给出的东西再收回来就困难了。特别是兵权、野心之类容易让人膨胀的东西，而且是开国皇帝给的封赏，作为子孙的继任者，谁又有权利要得回来呢？
大明江山仅仅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
中国历史就是如此一脉相承走下来的。
当初周天子建国之后，分封异姓为诸侯，诸侯拥兵自重，开始还没有什么异常，但周朝迁都洛阳之后，就进入春秋战国纷争阶段。
春秋无义战，为的都是更大的地盘，图谋更大的利益。
秦统一之后，设立郡县制，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派驻的地方官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可惜二世之后就被汉朝取代。因此，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得到贯彻。
夺取国家的刘邦立下了“非刘不王”的祖训，导致文景之后出现了“七国之乱”，同时后宫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所培植的外戚专权，朝臣被架空，最坏的结果就是外戚王莽篡位。刘秀的光武中兴之后，外戚、宦官与王公贵族等势力轮流把持朝纲，所以出现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董卓以及诸侯纷争，虽然最终三国归晋，但还是在不久就出现了“八王之乱”。
七国之乱与八王之乱的核心原因就是开
短命的隋朝灭亡之后，虽然唐朝有盛世辉煌，但依然没有摆脱藩镇割据对中央的影响，虽然也对中央构成了一些威胁，但毕竟大唐的统治与王朝的实力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由此观之，那些异姓的功臣，还是在外边镇守，离京城与总部越远越好。
到了宋朝，只看到唐朝的藩镇割据，认识到了武将对政权的威胁，所以先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然后是重文轻武风气盛行，但北宋朝廷一直没有意识到文臣的软弱，所以外患不断。其间，塞北三朝时刻侵扰中原王朝，幽云十六州、檀渊之盟之类的丧权辱国的事情时有发生。因为像岳飞这样的武将虽然可以“贵为节度”，却始终难以进入王朝的最高决策层。做种由于实力不行而先是北宋被金国所灭，然后是南宋被蒙古人所灭。
在明灭元朝之后，又出现了阉党专权，虽然出现了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终究断送了大明王朝276年的江山，清代更是需要妥善解决民族融合的问题。
由是观之，功臣与王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在中国历史中难以解决的矛盾。中国人都讲家国一体，但事实上，家事是家事，国事是国事。
家事上，遗产分配不均，结果只是通过纠纷多的一些财产；而国家没有办法分，只有发动叛乱去夺取政权。所以就出现了政权交替与宫廷争斗。
在我看来，这是没有妥善解决好文武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好心腹与爪牙之间的关系。功臣是需要得到重用的，需要磨练其爪牙，发挥戍边的效果，并配心腹相制衡；皇室则需要专修德行，建立并完善各种典章制度，以文治国。而戍边也可以通过轮换制度，避免盘踞多时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作为公子与太子，可以增强其政治手段，但更重要的是有忧患意识，让功臣们的子孙“陪太子读书”，然后再外派到边疆去偕同管理。以强势的爪牙抵御外族的侵略，以次一级的爪牙威慑国内的动乱势力。由此方能长治久安。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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