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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与管理哲学作业

 

 

姓    名： 　赵长升 

学    号：暂无

班    级： EMBA61班

任课教授：厉以宁

上课时间：2010年4月3日-6日

  

    一、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看中国就业的特殊性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迅速发展的经济给数亿中国人带来了财富，但使1/5的中国人陷入了极度贫困。这部分人多生活在农村，平均9%的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基本未惠及中国农村。现在约45%的劳动力仍就从事生产率很低的农业，中国经济需要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创造数亿个就业机会，才能使这些人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香港著名工业企业家，“华人导游”张五常先生断言当下中国，虽然农民有饭吃了、有衣穿了、有电视看了，但还是很穷；在农村搞福利制度，给农民一些补贴，并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长远看，提高农民生活，就要鼓励农民转到工业领域，技艺高了，知识多了，收入自然就会增加。

    政府在城市里大搞义务教育、素质教育、成人教育、后续教育、终生教育等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就是为了提高城市人口的整体素质。而在农村，政府对于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城市，甚至连基本设施都得不到保障。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体制，具体说来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乡管理体制。如同是实行义务教育，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设施是由政府拨款建设的，而农村的中小学则要乡村筹集资金来建设，所以教育集资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政府不去补贴，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民更没办法在现代这个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社会立足，便没有办法使其自身及后代收到良好的教育，于是只能这样一代复一代，形成世世代代受穷的恶性循环。

    探究“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政策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在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工业化国家时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必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城乡分离，贫富分化，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愈演愈烈，这反而会大大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

    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300多年，农业人口已经释放完毕，社会保障已经覆盖全社会，城乡的基础条件一样好，全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即使每年2%的增长率，还可以安排一些移民就业。中国用60年时间，把中国的城市化率从刚刚解放的20%提升到了今天的45%，在未来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75%的话，每年城镇化率增长一个点，就需要解决从农村释放1000万人的就业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要有可以解决1000万人就业的经济增长，这还不包括城镇的就业问题，这就是中国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就业的特殊性。

 

    二、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就业的特殊性（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化程度的加速，风险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世界正进入一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预言的“风险社会”。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进入经济风险社会，不仅如此，中国社会还面临着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基本得到遏制的传统风险，更经受着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球性经济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挑战。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各种因素引致的经济风险的发生已渐为常态，中国劳动力市场因此变得复杂动荡，就业具有更大的可变性和流动性，失业变成了个人生活各个阶段中特有的事，并且难以预测。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就世界而言，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约增加10％。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而就中国而言，2003年一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却维持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量。可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事实上，经济增长与就业失衡成为全球问题，并长期存在着。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如果经济增长趋弱，甚至经济萎缩，市场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就会降低，失业就会增加。
    (二)技术进步产生的就业挤出效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却并不总是正的，既对就业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就业的挤出效应。一定量的劳动力总是与一定量的资本相结合，才能够获得相应的产出。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过程会要求越来越多的资本与劳动力相配合，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出。当资本一劳动比例提高时，劳动的效率也会随之提高，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就会相应地减少。此外，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可以代替劳动力，即以机器化的生产代替简单的手工操作。从上述几个角度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有着下降的趋势，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似乎印证了这种理论。据美国《华尔街13报》提供的资料显示，自1990年以来，制造业产出每增加一个单位所需要的劳动单位，一直以每年1％左右的比例下降。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随着机械化导致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总的趋势是在生产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减少。

    (二)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就业结构的非均衡性

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引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变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更优配置，其风险则是造成失业。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出提高的趋势。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对劳动力资源产生挤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会代替一部分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引起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产业升级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生扩散效应，形成区域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从而扩大就业。但产业体系对劳动力的挤出到再吸收会有一个时间差，这个产业交替期间劳动力流动频繁，就业风险就在这个期间产生。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变动的机理分析，无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追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追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都会因为资源配置的变动而引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进一步加剧，从而就业结构的非均衡性凸显，结构性失业成为必然。

    （三）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成为我国未来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产业，我国目前服务业的比重近40%，与美国的79%相比相差一倍，这也是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中国现阶段的教育体制看中国就业的特殊性

 

    我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是从中国的传统和自我探索中诞生的，而是抄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随着中国开放的扩大，中国教育抄写西方的程度也加深了， “现代化理论”宣称：（一切国家的）教育历程都要经历“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到“普及教育”的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大扩招就是这个理论“指导”的结果，而这个体制的参照对象其实就是美国。但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不是孤立的，它不仅有其历史文化的沿革，而且更有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撑。

    此外，教育的行政化、应试化现象严重，现在是小学、中学、大学一以贯之，中学以升大学为目标，小学以升中学为目标，都为应试而忙碌，产生“应试教育”的原因或可分析如下：1．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过于稀缺，并且分布不均。一般说，城市的教育资源优于农村，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优于小城市，东部的教育资源优于西部。2．选拔考试的促进。考试作为当前最公平的人材选拔方式，高考和其他选拔考试成为学子们进升好前途、好职位的一种优选通道。3．主管管理层的需要。中小学教育是各地教育部门管理的，教育部门的政绩是什么？依靠什么来得到上级认可？考试成绩与主管部门、校长、教师的利益紧相联系。4．考试成了个产业，而且是庞大的产业链。考试中心，招生部门，大量教辅资料出版、发行、销售部门的门庭兴旺、富裕，能不靠“应试教育”？可见，“应试教育”的存在是个涉及很广、很深的社会问题。同时，当前应试教育存在“应试漩涡”效应，造成学校教育的不良循环。例如：1．教学为备考，考题要出新，出新使备考內容更多更广更深，循环往复，学生负担积重，实际能力下降。2．应试教育范围越扩越大，向下已到幼儿园，向上延续到大学本科，已有在四年本科只学考研的三、四门课程的学生和学校。 3．现在大学的价值取向决定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心思不在教学上。大学教育的迷失，危及整个教育。近些年来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要做教师了，其中很多人根本就没见识、了解过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应试教育会贻误几代人。4．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应试教育中学生考试作弊盛行，禁而不止。 与当下应试教育相关的两个大问题是教育产业化与高校升级扩招。

    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及民办院校办学条件的放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增大，高校毕业生人数随之迅速增加，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为340万，2006年为413万，2007年为495万，2008年为559万，2009年达到611万，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 "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 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建议将中小学教育，大学以上教育与义务教育制度三者分轨运行。简而言之，中小学普教的任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国家建设的专门人才，是“成才”教育，即“先成人后成才”。最好将教育部分成普教部与高教部各司其职，成就一种好的教育体制。教育本来就是社会、家庭自组织的一种功能，应允许各方面力量来办学，办各种规格的学挍，以适应求学者之需。

 

    四、从中国就业管理部门的管理体制看中国就业的特殊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权利的实现是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前提和基础。2001年全球就业论坛通过的《全球就业议程》指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当然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和政策目标。
　　对就业而言，公平的核心问题是就业权利的平等。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目前，社会上对就业歧视问题关注较多，这反映出我们在促进就业公平方面还存在差距，亟待进一步加大反就业歧视的力度。一般而言，就业歧视是指在获得职业的过程中求职者由于个人与工作岗位性质没有必要联系的身份、性别、地域、户籍、种族、年龄、容貌或其他与岗位职责无关的条件因素而受到的歧视。广义的就业歧视除了就业录用环节的歧视现象外，还包括工资收入等待遇方面的歧视。从现实来看，这种就业歧视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针对这种现象，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亚促进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相关条款还就如何落实平等就业权利做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应当说，这是就业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为消除就业歧视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徒法不能以自行”，为了保证这些规定落到实处，还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抓紧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法规，使法律上原则性的规定更加具体化，更具可操作性；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特别是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的平等就业观念，营造公平就业的良好环境；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对职业招聘中的就业歧视行为依法进行纠正和处理。
　　在关注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就业权利的实现。笔者认为，消除就业歧视只能解决既定劳动力需求条件下的机会公平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权利的实现问题。机会公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结果公平；而结果公平即就业权利的实现，则依赖于就业岗位的创造，归根到底取决于发展。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即使做到就业机会均等，那也同样意味着有大量劳动者将不得不面对结果的不公平，不得不承受失业的痛苦。根据预测，今后几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200万人，供求缺口在12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

    （一）努力实现更加充分的社会就业，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保障就业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社会就业更加充分”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这与过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提法相比，显然定位更高、目标更高、工作要求也更高。笔者理解，这一新的要求，是基于对就业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准确把握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对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就业形势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的。只有卖现更加充分的社会就业，才能有效保障公民就业权利的落实，从而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机会公平和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公平。实现更加充分的社会就业，要靠发展；就业机会要靠创业来创造。必须按照“十七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与此同时，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改善就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使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带动更多的就业，以不断扩大就业规模。
　　（二）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
　　“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时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一基本原则无疑涵盖公共就业服务在内，因为就业服务本身就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而劳动力流动则是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重要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总量性失业为主的格局有所不同的是，今后一个时期，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而对付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强化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
　　作为公共服务范畴的就业服务，其对象自然也应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来确定，而不宜仅限定在某些特定人员上。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理念和要求出发，失业人员不论其原来的身份、失业原因，只要其具有就业愿望和能力，就有权利享受公共就业服务。而从政府的职责和实现扩大就业目标的内在要求看，也只有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和就业扶持政策“普惠化”，帮助所有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就业和再就业，才能更好地达到促进社会就业的目标。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的许多扶持政策更多的是仅限于国有企业，这是受当时的财力限制或配合当时的工作重点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后的改革就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把公平性放在突出位置。我们不能一方面倡导劳动者要打破身份界限，摈弃传统就业观念，另一方面却又在某些政策上不断强化身份之间的区别，这是不利于扩大就业和维护社会公平的（信长星，2007)。笔者认为，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至少应包括3个层面：(1）区域之间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的均等化；(2)城乡之间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一体化；(3)各类劳动者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权利上的公平化。
　　（三）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
　　一般而言，就业政策的公平性体现在一视同仁上，那么，对待就业困难群众这个特殊群体，就业政策的公平性恰恰要求实行特殊扶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未来社会一方面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扣除”设立基金，用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分配问题，但其原则无疑也适用于就业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默认“天然特权”的同时，就更需要对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给予特殊保护和扶持，这是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一项基本职责，也是实现结果公平的必由之路。因为与机会公平不同，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
　　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讲就业机会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结构，但就残疾人员、大龄失业人员、长期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而言，其就业问题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甚至有的国家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也同样存在一部分长期失业人员被“边缘化”的现象。所以，为了促进充分就业和社会公平，对这部分劳动者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就成为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普遍选择。
　　中国自2002年以来实施的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帮助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年来，共帮助2500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气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下岗分流高峰的过去，现在有必要对就业扶持政策做出适当调整。调整的基本方回，就是“普惠制”，即从主要面向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转变为“面向所有困难群众”，不再按“身份”划线，而按失业人员失业状况划线，只要属于就业困难群体，就有资格享受，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促进社会就业的目标。当前的重点是帮助长期失业人员、青年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就业，特别是要建立解决“零就业家庭”问题的长效机制。
    2009年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指出：“就业不仅关系个人生计而且关系到尊严”，他强调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2009年仅应届高校毕业生就有611万人，还有数百万存量的失业毕业生，近700万大学生面临找工作问题。从两会前后公布的相关政策来看，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大学生就业向以下四个方向倾斜：第一，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岗位工作，第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第三，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第四，鼓励毕业生参军入伍。

2009年度，政府在就业方面投入的资金达430亿元，基本都是在就业保障部门体系内循环，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中国的就业问题只有靠就业来解决，中国的创业问题也只有靠创业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解决！

 

    五、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下看中国就业的特殊性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的极速衰退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对国内的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挑战，2008年11个月中76万家中小企业纷纷倒闭，700万农民工在这场危机中遭遇到失业，一时间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饭碗，变成了回乡无事可做的闲散人员，也给社会增加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我们要知道这场经济危机会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目前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的国家，庞大的农民务工流创造了世界流动人口的奇迹，也为改革后三十年现代化的工业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是一个庞大不能轻视的群体，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生活在农村。
　　 虽然这场经济危机让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蒙受着失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中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这项方案中的多数资金需要投入到农村地区，利用这些资金在农村地区展开各项设施建设，借此增加就业的岗位也鼓励有经验的农民工自主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改善农村医疗保障增加贫困人口的补贴，随着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倒闭的企业不断增多，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中央政府这一举措对缓解这一社会问题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还没有为1、3亿农民工构建一套全国性保障体系，农民工的福利待遇以单一雇主为中心，不具有转移性，当危机爆发时，工厂老板及所在地区只是简单的把失业农民工退回老家，并没有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应该指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工人做出的贡献都被留给了城市与企业，他们正承受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危机大部分重量，不可避免的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在过去三十年间，农村地区一直向城市输送全资源和原材料的方式牺牲这自己，几十年来为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默默贡献着，也见证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总之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无疑加重了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并且由此引发的企业裁员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中国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调整思路，找出关键原因，找到中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由企业、政府和待业人员进行全面的、系统的、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