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经济学家茅于轼、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著名教育学家丁刚等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30位意见领袖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小礼堂)，畅谈“教育与中国未来”。两天的时间里，与会的嘉宾就“教育的视野与使命”、“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等教育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言。
观点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怎么样把人口开发出来，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跟美国等国家竞争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力地开发教育资源、提高教学水平，我们在竞争中肯定会不断落后。
广州300多所外来工学校是私立学校，穷人上私立学校，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30年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新一代人，尤其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体，即企业家，个人认为企业家应该有更多的担当，为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反馈。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教育学家）：
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学指导回归了，但是大学的元气或者元精神一直没有真正地回归。
盛洪（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育领域是抗拒改革开放原则的顽固领域……我们对教育领域的管制其实和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一模一样。
孔子没有办学执照，但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私塾传统，没有这样的私塾传统就没有中国的中华文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非常繁荣的时期，民间的书院遍地开花。
劳凯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专家、著名教育学家）：
举办公共教育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举办目的可以出于纯公益性质，也可以追求合理回报。
国家与教育的关系应该这样来理解：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教育就不可能实现普及，所以教育不可能是一种纯民间的事业和活动；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所以不能排斥民间对教育的权力。
就体制问题而言，我觉得中国人现在缺少的不是质问，缺少的是我们对于突破现有体制的一种勇气。
教育的一个最高理想是什么？最高的理想就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你想学习，你就会找到一种学习的方式和可能性
丁学良（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我们千万不要被国内流传很广的提法、观点所左右，认为美国就是一个私立大学的国家、美国的大学是商品化、唯利是图的。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的学生很多来自于最贫穷的国家、美国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没有纯粹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了本国的一流私立大学或者一流的公立大学的孩子。
工业文明的300年，书本知识使左脑高度发展，而想像力却与社会切断了；废科举以来的100多年，中国一直在跟国外学，结果自己的教育之根没了，我把它称之为失魂落魄；改革开放的30年，带来了教育的双重后果，是工业文明的恶果……今天的教育、学校文化被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急功近利的价值导向包围，根源是两只看不见的手，一个是教育行政法（官本位），一个是商品化（钱本位）。
在返璞归真中找回中华教育之魂。在开放中找到自我、在改革中探究规律、在竞争与合作的互补中创造和谐。
中国教育不仅要求真（具有科学性、客观规律，有章有法、有规有矩），而且要追求善、求美，中国的教育应该更有情有义
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
学校教育应当谨慎地选择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空间……这应该成为教育变革的基本原则。人才的发展很多时候更需要获得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是学校教育赋予他的。我们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知识浪费。
尖端人才不是按照学校的格式培养出来的，而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从社会、国家和学校的角度去满足自组织性发展的生态结构，这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未来，也是中国教育的未来。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中国的教育有两大问题。第一是过分地强调不自主，强调GDP，把人的培养看成制造GDP的工具，也就是应试教育，而不是对个人的成长素质教育；第二是党化教育，造成人没有个体的思想，封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
个人素质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懂得人生，懂得人和人的关系，特别是要懂得是非和善恶。要把人的教育从国家立场改变为个人立场，让他懂得是非、善恶，有善良的心，而且保留一个对未知的探讨，有好奇心。
中国现在虽然GDP了不起，但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我们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小的……中国这么成功，应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但我们没有贡献。
我们的教育，不管是高等教育，或者是初等教育，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就是以国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社会需要等等，应该反过来，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懂得人生的幸福，懂得帮助别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目标超过这个目标，最高目标就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人生幸福。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社会分工，并不是说三流大学就是坏大学，三流大学是传播专业知识的场所，二流大学就是应用专业知识的大学，一流大学就是创造知识的场所。三流大学也可以办得好，它的产品是学生，学生有很扎实的基础，能够为自己、为社会做贡献，二流大学能够用一流的知识做研究，为当地的社会国家提出看法，最重要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特点就是创造知识，人类的进步表现为知识的进步，知识进步靠人去创造，大部分的知识是在大学里创造，诺贝尔奖大部分就在大学里的知识，个别是在企业里创造知识。
创造知识的障碍是什么？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有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是绝不可能创造知识。
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是教育公平、义务教育发展，还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术水平等等，都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体制改革，我们的很多目标和理念都是没有寄托的……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不足和动力不足。
农村的教育应该是粗茶淡饭的教育、家常便饭的教育。
可以说核心的教育力量是在企业家，通过企业家来推动教育变革，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雷颐（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教育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政治体制没有改，教育单独进行改革就会越来越坏、越来越腐败。
中国的前途就在于教育要放开，要民办，要民办学校对内放开，对外也放开。如果没有这些，一切都免谈。
丁钢（著名教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博导、国务院学科评议委员）：
我们现在转向一个新的教学生态系统。媒体也可以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所有的行动装置都具备可移植性、无线性和移动性三个特征……无所不在的学习必将渗入整个社会，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创造新的学习环境。
吴康宁（南京师范大学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博导、国务院学科评议委员）：
爱心虽然能引导我们同情与慰问无辜受害群众，但并不必然具有驱使我们挺身而出、阻止罪恶的足够力量，产生这样的力量更需要有愤激、愤慨及愤怒……如何让学生在学会"爱"的同时也学会一点"恨"，则是一个教育的方式与艺术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千万不要在"结仇积怨"的意义上来解读这里所说的"恨"。这里所说的恨不是"仇恨"的恨、不是"嫉恨"的恨、不是"怨恨"的恨，而是"痛恨"的恨，是对于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一切丑陋行径的深切愤恨。
柳海民（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教育学家、教授、博导）：
知识的教育是一种结果的教育，智慧的教育是一种过程的教育，要培养智慧，就要把传授知识的教育变成一个过程的教育，让学生享受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创造和构想。现在很多学生都没有学到智慧，而只是记住了知识。
经历就是财富，经历了才能去培养智慧，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去预测、推理、反思等。
孙绵涛（著名学者、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导）：
历次的文件改革都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根本没有提到自由发展，把自由发展看成是洪水猛兽，实际上自由发展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的自由，不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自由。
教育的起源不是政府，所以改革教育的主导力量根基还是在民间、个人、社会组织、教育组织自身，但是我们一直忽视这个问题。
把全面教育当成了全面发展，人能够全面发展吗？……所以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全面教育当成了全面发展，把它当成一种线性关系，其实不是线性关系。
冯增俊（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要有教育，第二是必须改革教育……第三是教育具有引导社会的力量，我们怎么去把握它。
中国的发展现在走入一个怪圈，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越贫困的地区就越落后。高科技正在迅速推进，但我们还是以农耕时代向工业化时代的转变。
重点教育制度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我们的贫困线为什么这么贫，是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学家、博导、国务院学科评议委员）：
为什么我们建国以来60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在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观念方面不科学或者不正确。
如果只强调适应，大学就不可能引领社会，就永远也成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如果只能适应社会，而不能创新，就成为不了杰出人才。
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著名教育学家、博导）：
教育改革作为一种动力首先要基于批判，批判是有超越的……什么因素制约着改革的最后效果？核心就是人的因素。人的思维最后决定了改革的发动、操作、效果。所以思维的约束是改革的根本约束。
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的缺陷，或者说我们的落差。我们现在的知识创造水平和一个高等教育使命应该承诺实现的那个水平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我认为这是动力。
董云川（著名教育学家、云南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导）：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没人去解决。
中国大学成为一个文化组织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时候，可能就是中国大学出现杰出人才的时候。
创新的本质是什么？是容忍不同，就那么简单。一个学科、一个学部、一个组织能够容忍不同，这个地方的创新成果就一定层出不穷。
现在的大学强调走出象牙塔，走出社会，但是中国大学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象牙塔，所以还谈不上走出象牙塔。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还需要一点点清高，可能反而有助于中国大学走出机制。
一个大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一定是多样化的，因此一种评估体系不管多好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一定是多样化的评估体系。
质量的监督是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但是说到底评估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所以所谓迎评这种现象是滑稽的。
罗海鸥（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学者、教授）：
大学最根本的是一个非常古老又常青、非常伟大的文化组织……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代表的是学问……学问意味着……一种求真的精神，一种严谨的态度，代表一种成就……代表的是和谐的生活理想形式……对个体的关注和尊重，团队的合作精神。学问代表着一种品质……不仅仅是量，更重要是一种质，大学要给社会提供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同类产品，而是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人、知识等等。
我们的高等教育要从外围进入到核心……第一是它的肌肤，就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硬件……第二是它的血液，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人力；第三是它的精神，是灵魂和核心层面，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就要进入到这样一个核心层面。
刘济良（著名教育学家、河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给大学生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大学时代正是思维最活跃、最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但上什么课、就业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大学生没有时间真正地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术追求来得到发展。
钟明华（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我们的教育悲剧就在于我们既被权力支配，又被财富殖民，所以我们没有主体性。因此，未来教育形态的本体要回归，回归到知识、真理的体系上来。
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是一个现实和传统带来的困局，也是我们自身的迷雾，体制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