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上海系列之二：不同的上海人
文/范海辛
周泽雄在他的《三个经典的“上海牌”的男人》中，只把周立波视作上海人，而把余秋雨与韩寒都视作没有体现上海文化的“上海牌”男人。对此，笔者无法接受。如果要以此标准，起码不少上海人将被划出上海人的圈子。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当地人，主要不是看他是否出生在此，而是看他成长、成就事业是否在此。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否接受或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否则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要被排除在美国人之外了，因为他是出生在奥地利，长到17岁才移民到美国的。
余秋雨当然是上海人了，因为他成长与事业成就之地在上海，而且他的做派也体现了上海文化中的不那么体面的一面。你不能因为此就否认他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更不能把上海文化视作只有光鲜、绝无丑陋的一种地域文化。
因此我们面前有多种不同的上海人，他们各自代表了上海文化的不同侧面。
首先，我们面前有黄金荣、杜月笙、王亚樵一类的老上海人，也有余秋雨、陈良宇、周正毅这类现代的上海人。其次我们有鲁迅、张爱玲、徐志摩这类旧上海的文人，还有顾准、王若望、王元化这类新上海的文人，更有沙叶新、朱学勤、韩寒这些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文人。
如果我们把文化不仅限于文艺，而把文化视作为价值与方法的理念，或说得更直白，把文化视作做何种人、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上海人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人呢？为何余秋雨、陈良宇、周正毅与沙叶新、朱学勤、韩寒可以共享这同一种文化呢？
按照文化模式的理论，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化模式可分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大类。按地域分，只有欧洲文化是理性主义的，其余地区的文化都属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按时代分，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基本都是经验主义模式，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进入了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哪怕今日西方已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模式仍属于理性主义。现代化，实际就是理性化与合理化，严格说来，现代化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文化模式。
这里有一个矛盾，按地域分，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应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但按时代分，怎么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又变成了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之所以如此定义，这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而言，而且所指欧洲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与释迦牟尼活动的年代）。构成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的基督教和理性主义的古罗马法，这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但整个欧洲地区，在轴心时代及其以后还处于日常经验的统治之下，理性主义的理念还只是少数精英的理念，未能惠及大众。其次，在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的1000年间（史称中世纪），除了基督教在文化中起作用外，古希腊哲学与古罗马法律被湮灭了。文艺复兴，就是欧洲人对“轴心时代”伟大文化的重新发现。
西风东渐，实际要求的是文化模式的转型——从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转为现代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日本曾经以“和魂洋才”来应对这一转型，拒绝在价值观这核心层面的转型，结果现代化走了大弯路，直到战后被麦克阿瑟强力进行民主化改革，才逐渐接受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
满清在西方的炮舰压迫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回应，这比日本的“和魂洋才”更落后，败给日本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上海，在租界文化的强制下，当地士绅实际接受的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造成上海文化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
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包含价值观与实现价值观的方法论这两大部分。价值观制约着方法论，方法论又反过来决定了价值观。方法论里的核心部分是认识论，不同的认识论会选择不同的价值观。人类认识世界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经验的方法，一种是理性逻辑的方法（为何不按照唯物唯心的方法来分，将另行撰文说明）。因为人是从哺乳动物进化来的，而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从其本能出发，都是使用经验来认识外界环境的。譬如，巴甫洛夫关于狗的条件反射实验，就能很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所谓的条件反射，实际就是经验归纳。至少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经验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归纳，但没有一种动物会演绎。在轴心时代，各种古文明都发展出了经验主义的文化，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是源自人的动物本能。经验主义文化也可以被看做本能主义文化。但唯独在古希腊那个地方，出现了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文化，这是除了用神启否则无法说明的怪现象。
古希腊爱奥尼亚的那些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敌视经验，认为我们的感官会欺骗我们。他们认为在那个流变不居的时代，一个人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他们要寻找躲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的不变的本质（本体）与经验中蕴含的公理体系。为此在苏格拉底之前那里出现了一大批寻找本质的哲学家。有认为是“数”，有认为是水，还有认为是火，以及原子的。有的哲学家为了防止被经验欺骗，甚至弄瞎了自己的双眼。
基督教来源于希伯来人的犹太教，这也是违背常理的一种文化现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原始巫术。巫术与一神论宗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人可以自发产生出万物有灵的观念，那是把自己的主观投送到事物上去的结果，于是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各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但一神论宗教与此完全不同，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巫术与万物有灵论都是经验主义/本能主义的产物，从认识论上来看，这是一种主观主义，而一神论则是一种客观主义。弗雷泽（人类学家，《金枝》的作者）观察到，澳洲土著，几乎人人都是巫师，但没有一个是神父。黑格尔说，中世纪的欧洲，连小孩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但在古代，只有最伟大的哲学家才意识到神的存在。
中国人虽然有“天”的概念，但没有接受客观主义的宗教观念，由于固守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文化观念，中国人实际上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上帝。他只敬畏世俗的、实在的权力，神佛对于中国人而言不过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工具，对于菩萨与道教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他们抱着一种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态度——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
古罗马法的精神，也是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欧洲的现代化运动，起源于14-16世纪的三R现象：一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二是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三是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11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镇的阁楼上，发现了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撰的《国法大全》。这是一批写在羊皮卷上的古代文献，后来翻译成英语，有四千多页。人们消化吸收古代罗马法花了大约100-200年的时间。由于日耳曼蛮族对古罗马的入侵，辉煌的古代文明除了基督教之外，都被湮灭了。在罗马法被发现之前，整个欧洲基本没有财产权的概念，这个东西是你的还是我的，全看现状、实然。从罗马法发现以后，法律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没有罗马法的发现，不可能有其后的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罗马法与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客观主义的，后者则是主观主义的。或说罗马法是以客观规律为法律的本位，而中国法律是以主观意志为法律本位。
从西方文化的三个支柱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认识论，西方是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而中国则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上海文化的与众不同，在于上海实际接受了西方的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
这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为何可以孕育贤与不肖的多种上海人呢？西洋文化带进来的最实用的工具，就是合理性。那么什么是合理性呢？合理性在欧洲语言中，与理性是同一个词——rationality。按马克斯. 韦伯的解释，理性/合理性又可分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这两组共四种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组成一对对立统一体，形式与实质理性组成另一对对立统一体。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而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可以无师自通。
西洋文化带进来的最实用的合理性，主要是指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工具理性不过是德语翻译成汉语后的一种译法，也有翻译目的理性的。韦伯对此的定义是：“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上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他进一步解释：“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他的行动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既不是情绪的（尤其不是感情的），也不是传统的。”（引文见《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P.56-57）
简言之，工具理性就是在目的、手段、后果之间的权衡计算，其原则是“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其特点是冷静、独立——不受情绪、传统与他人的影响。
价值理性是为了一种非功利的目标（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而作的考量。譬如为了江湖义气而破财（疏财仗义），或为了某种壮丽的理想而献出生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一对矛盾，工具理性关心现实利益而价值理性关心长远、根本利益，因此也可以说这是由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引起的矛盾。按韦伯的说法，工具理性由人的自利自保本能产生，因此能无师自通，而价值理性则是通过学习掌握的非自我利益取向。工具理性会导向实用主义，价值理性易导向教条主义。
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其表现之一就是商人的锱铢必较。但上海开埠后西方人带来的工具理性，与传统的锱铢必较的商人理性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很大不同。
锱铢必较的商人理性，在传统的市井社会中也存在。但上海开埠后成就的社会，与传统的市井社会又有不同，这个不同是由于机器化生产的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Inkeles,Alex）指出，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中，工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人——工厂工作——大众媒介——城市生活——学校教育——现代人）。为了说明传统与现代在工具理性上的差别，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塔尔科特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提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行动系统”的五对变项：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1） 选择取向 团体取向（集体主义） 个人利益取向（个人主义）
2） 价值标准 特殊性 普适性
3） 角色关系 扩散性 专一性
4） 行为动机 情感性 情感无涉性
5） 角色评价 先赋取向 成就取向
现以医生为例来说明之。
第一项，现代医生看病是为了个人赚钱，而传统社会则是救死扶伤在第一位，个人赚钱要服从团体取向；
第二项，接受医生看病的标准是有病，不问患者敌我友或贫富贵贱，这个标准就是普适性的，反之则是特殊性的；
第三项，医生只管给病人看病，不问其他，而传统的医生则在行医的同时还要兼顾道德说教；
第四项，现代医生在诊治病人时，感情保持中立，只关心其病情，不对病人的病因等流露感情好恶或区别对待（譬如对花柳病患者）；
第五项，对医生角色的评价，按照其出身、民族、信仰或所属党派而非其业绩与技术水平的，是“先赋取向”，反之则是“成就取向”。
合理还是不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产生于比较之中。从上述五个方面的对比中，西方人带来的现代观念显然要比中国传统的观念更合理一些。也许有人会说，第一项，现代医生看病为了赚钱这种观念不合理。但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医生一直遇到的矛盾。医生除非赚了许多钱，否则他也要养家糊口。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更具合理性，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上海市民从洋人那里首先学到的是冷静独立的理性——不受他人、传统与情绪影响的利益理性（工具理性），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要克服的是传统文化赋予他的价值理性。这正是同一种文化孕育出不同上海人的关键。
在上海开埠后的几十年中，上海俨然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三个犹太人沙逊、哈同与嘉道理。这三人均是世居伊拉克的犹太人。在西方人眼中，他们是东方人、非高加索白种人，而在上海人眼里，他们又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这三人可以说以实际行动演绎了现代的工具理性。他们三人的共同点不是传统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们的行为既不同徽商也不同晋商，而是在遵守市场诚信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超人的判断力获得阳光下的合法利润。这当中当然也有犹太商人的一贯的精明狡诈。譬如哈同，他在市中心有许多出租房。当他知道中国人喜欢用阴历、而阴历一年常有13个月时，其租金马上改为按阴历月收取。
但是，犹太商人毕竟不是西方在上海的主流，在上海的主流，是基督教文化。窃以为，每种不同的文化，必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价值取向；2）伦理规则；3）思维方式；4）审美偏好。比犹太商人对上海的士农工商影响更强烈、更深刻的是蕴含着基督教理念的西方的一整套制度、规则与理念。这其中，最突出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蕴含着普世价值的正义理念。
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亲亲是一个核心的理念。为了亲亲，可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义遇到亲情，也必须退让。为何？因为在孔子看来这是构成忠孝的根基。而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反对将家庭亲情置于正义之上。因此基督教的伦理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不论民族、性别、贫富、肤色的一视同仁。而中国人的伦理则是特殊主义的——按亲疏、血缘、地域可以画出许多个同心圆来，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尊卑有别、长幼有别、男女有别……
中国人的商社，内部都是家族模式，无论徽商还是晋商，都无法摆脱亲亲观念的束缚。犹太商人好一些，但比起英美商人来，无疑后者更能贯彻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上海人受此影响，在亲亲这一点上，脱离得最为彻底。即使是家人，也是“亲兄弟，明算账”。
对待他人的普遍主义、或说是无歧视主义与办事讲规则、重信用的规范主义（形式理性），构成了上海文化不同于外地的最大特点。
这个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待人公平无歧视，办事诚信讲规则”。显然，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要使这个价值观为上海市民接受并非那么容易。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亲亲忠孝传统与潜规则盛行的东方社会。
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上海这样一个移民城市，自然会形成地域帮派。一个地区来的移民也通常是聚群而居。譬如广东人多聚居在虹口四川北路武昌路海宁路一带，安徽移民多聚居于曹家渡一带等，更不要说遍布全市各地由苏北移民搭建的棚户区了。这些聚群而居的地域圈子构成了上海的中下层社会。中下层社会的民众因迫于生计，更易接受传统社会的潜规则——厚黑。
上海之所以能荡涤东方传统社会的痼疾，首先与那里没有传统的东方专制政府有关。无论是清朝的上海道台还是民国的上海政府，面对强势的洋人与租界，无法像内地其他城市的政府那样“领导一切”。其次，由洋人与中国富商士绅构成的上海上流社会控制了宗教文化教育等机构，由此形成了多元的市民社会。
在这个多元的市民社会内，洋人的“待人公平无歧视，办事诚信讲规则”的做人原则，所要挑战的就是亲亲忠孝与厚黑的潜规则。由于驱逐了专制权力、市场规则占了上风，因此中国富商与士绅首先接受了这一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的确立也的确促进了经商办事的效率。其次由于教会学校与公共传媒的多元化，此种价值观无疑成为了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政治正确的普适原则。按上海人的话来讲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干事”。
上海人与外地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夫妻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男尊女卑，男子在家一般是不干家务活的。唯独上海这个不崇尚“爷们”气概的城市，男人做家务是普遍的现象。有社会学家研究认为，这与上海纺织女工多、女工工资较高有关。也有人认为这与夫妻二人都是上班族有关。但这些条件在沿海的其他城市也存在，为何那里却没有上海这种“好男人”？窃以为，关键还在于“待人公平无歧视”的原则已深入人心。
理性化/合理化不仅是对方法而言，也是对价值观而言。比较中国传统的亲亲忠孝原则与西方的“待人平等无歧视”原则，哪个更合理立马可见。“办事诚信讲规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但由于规则的不合理，造成潜规则的盛行。基督教文化不似儒教倡导不切实际的高调道德（大公无私，舍己奉献等），因而能说到做到。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年，英国籍犹太人）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借用这个积极与消极的概念，我以为，也有积极正义与消极正义之分。而西方在上海所推行的正义价值观念，我以为就是一种消极的正义观念。之所以称其为消极的，是因为它无疑是西方多种观念博弈后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一种正义，或说是底线的正义。“待人平等无歧视”就体现了这种消极的正义。积极的正义，你可以说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才是正义，其余都是邪恶；或符合马克思主义是正义，其余是非正义等等。消极的正义价值观加上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就形成了“积极的理性主义”，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传入上海后形成的上海文化的精髓。民国精英，或多或少接受了这种积极的理性主义，也构成了国民党进入台湾后的主流文化。
有了积极的理性主义，必然有消极的理性主义。那么消极的理性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
1949年之后，半殖民地的上海被终结，消极正义也被终结。替代消极正义的是马列主义的积极正义，同时内地农民的经验主义文化开始了对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消极理性主义文化在上海形成。
消极理性主义是基本无正义观念的一种做人理念与做人方法。具体表现为去政治化、去价值化，不讲是非正邪，只讲有效无效的一种价值观与方法论。它固守着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但放弃了曾经的消极正义理念。是否平等待人，要看政治形势；是否按规则办事，要看权力眼色。这种做人理念你还可以称为“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干事”，但只有后面一句没变，前面的清白与否，已是不可得知。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下的合理化只在工具层面被农民革命军保留了下来，其余的统统被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就是这工具层面的合理化，使上海在49年之后的各个时期，成为大陆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
余秋雨、陈良宇、周正毅，就是这种消极理性主义文化孕育出来的上海模子，而沙叶新、朱学勤、韩寒则是改革开放后，积极理性主义文化复苏的代表。纵观后三者，消极正义的底色十分鲜明，为此即使得罪权势也绝不妥协。周泽雄认为，韩寒这样的青年在全国各地都会产生，实际并非如此。韩寒是作为80后的文学青年而出名的。全国这样的文学青年无以计数，但像韩寒这样既有经济实力（上海人的精明），又敢于坚持正义的为何只有韩寒一个，难道与韩寒成长的环境毫无关系吗？
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在其《上海：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学生中的两种人：“我在大学任教近30年，发现新一代上海出生的年轻学生，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超一流的，要么是三流的。前者是少数，他们见多识广，有宽广的胸怀，又具有理性与实干精神，如同姚明、刘翔这几张城市名片一样，即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超一流的人才。遗憾的是，大多数上海学生自小在父母庇护下长大，生活环境比外地同学优越得多，胸无大志，不思上进，小富即安，只求毕业之后在上海求一个太平稳当的职业，婚房由父母首付，气象格局小得不能再小。”
我以为，许纪霖提到的这种现象，用积极理性主义与消极理性主义的理论能很好解释。这一代学生的胸无大志已然与他们的父兄辈不同。他们的长辈知道何者为正义、何者为邪恶，只是由于惧怕而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居然已经不知正义为何物了，这才是最大的悲哀。韩寒的出现使我相信，这个城市曾经的精神是不死的。
完
201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