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先生指出，“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虽然这一论点在业界早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官方首次以发言人的身份阐明立场，还是十分值得称道。也说明相关决策部门对此问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不过，可惜的是近几年在争夺定价权的努力上，却是毫无进展。无论是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还是大豆、玉米、粮食，这些大宗商品如何“定价”，中国都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全是别人说了算。自从2009年3月份至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升，不断冲击着中国外贸形势，输入性通胀压力日趋明显。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组数据说明了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中国钢铁工业产能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世界第一，其中2009年进口6.3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69%。钢铁企业每年因为涨价为此要多支付数百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9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为4255万吨，比2008年同比增长13.7%。每年消费大豆5000万吨左右，80%大豆需要依赖进口。石油产业方面，2009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为40837.5万吨，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石油净进口量21888.5万吨，原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2.5%， 在国际油价面前，中国完全跟着国际市场走。无论是147美元还是33美元，我们都只能被迫接受。

这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中国在定价权方面的无奈和苦恼，与我们的金融系统稚嫩、人才储备不足密切相关。如果说，几年前和中国有关的航油期货对赌、铜价空头被猎杀，当时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于大宗商品定价权还稍显生疏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经过金融海啸的洗礼，以及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等阴谋论冲击，自上而下都已经对此有了极其深刻的体验。此时，加紧培养深谙国际游戏规则的金融人才就显得尤为迫切，虽然每年从华尔街回国的半拉子人才不少，但是这些人多数并不足以成为未来中国争夺定价权的核心力量。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情并没有深刻体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大多数高校的金融系，没几个能够像周洛华教授那样真正讲透《资产定价学》这门课程。这就是当下中国金融人才的现实。

铁矿石谈判屡屡失利，固然与国内钢企难以抱团、谈判能力薄弱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国内铁矿石金融发展滞后，熟稔衍生品定价机制的人才不足。2010年铁矿石谈判，长期协议价格机制面临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季度定价，接下来将进一步过渡到期货定价。很显然，国内谈判队伍以及学术研究队伍，没有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形成。如果对此有提前准备，也不至于谈判之初义愤填膺，而最终只能无奈接受的这般窝囊。

目前，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期铜外，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尽落美国之手。美元汇率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二者如同跷跷板游戏。国际期货价格巨幅涨落的背后，是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获取的巨大套利空间。而这其中，中国元素则成为涨跌的核心“故事”。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成了这些年国际商品市场的常态。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当务之急是让国内有关企业形成合力，尤其发挥行业协会在其中的统筹角色，绝不能让国际寡头势力对国内企业分而治之的战略继续，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国需求”在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必须加紧“走出去”，逐步控制上游资源企业的股权。国内资源极其匮乏的日本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在数十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上游资源。2003年，日本的三井物产通过收购淡水河谷母公司的15%股权，成为事实上的幕后控制者，这对于日本今日在铁矿石谈判中主动性十足有着巨大的作用。如果中国这帮财大气粗的“地王”们，能够在炒地皮之余花一些精力去收购资源性企业的股权，其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必须立足长远，通过金融手段建立起具有影响力的完善的期货市场，力争是几年内实现对少数品种的定价权。

（作者倪金节为财经作家，已出版《反通胀战争》，6月初将出版《好泡沫还是坏泡沫？——中国经济的出路和重生》，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