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读书会讨论涂尔干的《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时，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涂尔干强调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强调由国家来组织、管理、调节全社会经济活动，由个体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所获；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强调通过全社会的一致消费来取消财产私有制，但个体具有自由劳动权且不受国家控制。通过对这一区别的强调，涂尔干准确地把“社会主义”定位在了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工业化发展而显现出来的对“社会指挥和意识中心”调控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之上，从而印证了圣西门所说的“工业社会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论断。

    不过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的表现却是五花八门，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之后，这种多样性更是光怪陆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及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愈来愈分裂为两大阵营之间的相互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前者以前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在“国际”和国内实行集权主义统治，强调否认个体权利优先地位的集体主义价值；后者则是基于个人平等基本要求而产生的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安全保障等民主价值，突出的代表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瑞典和挪威。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认定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继承者，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认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必将取代私有制度。但是，共产主义声称必须通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必被推翻，它可以通过争取选民而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工具。因此，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只能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人绝对不允许任何“阶级敌人”分享其政治权力；而社会民主主义也只能存在于具有广泛普选权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社会民主党人把议会民主和多数人统治视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因此，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讲，重要的是掌握“选票”，而对共产党来讲，重要的是掌握“权力”。

    显而易见，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背景是没有议会民主的专制主义制度，针对这种专制统治的压迫和镇压，共产党人必须用同样集权的方式来组织力量进行阶级斗争，并在夺得政权之后继续以集权方式维持政权，以防止可能的“复辟”。相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背景是不存在专制权力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暴力夺取政权”不仅不可能，而且还是“不得人心”的，因为这只能证明你不能用“讲道理”的方式争取足够的选票。

    所以，现存的制度背景决定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路径依赖”。

    我们这次读书会选择阅读的是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这的确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例外”，那就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没有在美国真正站住脚跟。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十年。如果社会主义是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或者说是向着福利国家的的进步，那么30年代的确可谓是社会主义的空前发展；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十年，美国有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不断衰败最终几乎消失了的过程。美国社会党党员在1934年时还有23000人，但到1938时却减少到了7000人以下，1939年该党就几乎不复存在了。美国共产党也没得到多少工人的支持，共产党非但没能掌控工人运动，相反倒象似只有背靠工会才能苟且生存，但最终却还是被工会赶了出来。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是工联主义的工会。“新政”期间通过的《劳资关系法》使工人获得了组织和参加不受雇主控制的工会的合法权利，并且可以强制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于是原有的“公司工会”（老板工会）和“自由雇佣制度”便土崩瓦解了，美国工人阶级历史上作为整个阶级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组织自己的工会而不必害怕别人以自由的名义用国家和法律来压制他们。工会力量迅速壮大，“劳联”的会员1933年还只有230万，但1938扩大到了370万，而新成立的“产联”这一年也有了350万会员，其他还有100万铁路工人兄弟会和未加入联合组织的工会。

    正如桑巴特所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历来具有的传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争取工人自己的利益。在30年代“新政”时间，劳联和产联都不主张改变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只要求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工资的改善工作条件，并在更大程度上实行社会保险。尤其是新成立的“产联”，他们非但与社会主义运动不相联系，反而通过其政治组织委员会逐步被吸引到罗斯福和民主党一边来支持“新政”。

    为什么美国的工人阶级会对资本主义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亲和力”？这可能是理解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命题的关键所在。

    上个世纪末，秦晖写过一篇讨论“桑巴特命题”的文章“起点平等与公平竞争”（参见《问题与主义》，有同学已经把它贴在《冯钢工作室》上了，换了个与桑巴特书名一样的标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其实强调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那种“纯粹性”：既没有专制主义的遗存（这就避免了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封建主义的残余（也就避免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美国工人阶级生来就有“免费馈赠的投票权”。正是这种所谓的“起点平等”，培育了美国工人阶级对纯粹“公平竞争”的亲和力，体现了“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美国精神。

    对秦晖的这个观点我在此不作评论，留给大家在读书会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