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是一次丢脸的经历。

　　丢脸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你只能承认自己有点丢脸。

　　6月24日，我去开普敦的南非议会听议员们辩论，本以为自己会听得津津有味，结果却睡着了，睡得呼呼响……

　　且让我说一说这次错位的旅行。

　　金砖还是视窗？南非的自我定位

　　6月20日至29日，我受南非国际促进会组织(IMC)邀请，随国际媒体参观团访问这个南半球新兴国家。作为南半球新经济体和2010年足球世界杯主办国，南非在世界舞台上越发引人注目。

　　在7月份的西方八国集团会议上，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提出，希望把G8集团扩大为G14集团，让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埃及和南非6国加入进来。

　　他的建议不一定会被G8其他成员国聆听，意大利在寻求外援之前，首先得稳固自己的地位。英国《卫报》说，鉴于意大利政治经济情况糟糕，G8其他成员国有让西班牙取代意大利的想法。贝鲁斯科尼的外交部长弗拉蒂尼用缺乏艺术的语言回应，“希望《卫报》被踢出世界大报行列。”

　　无论如何，把南非放入中国、巴西、印度这个行列，贝鲁斯科尼的建议凸显出了这个非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体中日渐重要的地位。1994年正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经济在21世纪已经迈入一个较为稳定的上升期，与之相应的是整个非洲大陆在近年内较大幅度改观的政治经济局势。

　　邀请我们参观南非的“品牌南非——南非国际促进会(IMC)”是个直属于总统府的机构。该机构代理CEO巴尼斯特向我们介绍了南非营造国家品牌的战略和目标，他们希望南非在2025年左右能够进入世界国家的“超级联赛”。巴尼斯特还说，南非一个较近的目标，就是进入“金砖四国”行列，将“金砖Bric”变成“金砖沙Bric-SA”，SA是南非(South Africa)的缩写。

　　我问巴尼斯特，这意味着南非看不上 “视窗五国”行列、试图往“金砖四国”里面挤？他表示，还是第一次听说“视窗五国”的说法。

　　金砖四国“BRIC”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国家首字母的缩写。四国的共同点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全球政治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而视窗五国（VISTA）则是幅员略小、在区域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VISTA”是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首字母的缩写。

　　视窗五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正处于国际社会的密切观察中：南非即将主办足球世界杯；越南正在接纳一些过去在中国设厂的跨国企业：印尼近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阿根廷2001年遭遇巨大金融危机，其经济增长开始于最近几年；土耳其在本次金融风暴中受打击严重，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严重下跌。

　　也有舆论对“视窗五国”进行了高调判断。据7月2日的香港《文汇报》报道，日本一个叫做“金砖四国经济研究院”的专业机构提出：“VISTA五国”将不逊于金砖四国，未来50年，VISTA五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成长28倍，届时将超越七大工业国，成为全球经济腾飞新火车头。

　　在“金砖四国”已经成为一个非正式组织的时候，视窗五国显然还没有彼此联合的念头。五国之间要寻找共同点尚需时日，这是为什么南非更热衷于获得和金砖四国相提并论的席位。南非政府已经试图通过外交努力争取让“BRIC-SA”成为现实，南非递交的履历表围绕建立于其“非洲大国”身份。考虑到金砖四国普遍的“世界大国”派头，南非要加入这一行列并非易事。

　　15年的民主路

　　每年的4月27日是南非的公共假日。1994年4月27日，南非举行历史上首次全国大选，黑人和有色人种第一次获得投票权，此后，4月27日被命名为南非“自由日”。1994年以后的南非，实质是一个新国家，从宪法到各种机构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南非拥有一部充满错综复杂的种族和民族斗争的历史。原先在南非定居的是许多班图语系的黑人部落。15世纪末葡萄牙人抵达好望角。1652年荷兰在开普敦建立殖民地，此后众多荷兰人移民到南非，他们多从事农业，因此南非荷兰人也被称为“布尔人”（布尔人称呼后逐渐被阿非利堪人代替），“布尔”是荷兰语“农民”的意思。

　　18世纪末英国人的到来迫使布尔人往南非东北部大规模迁徙，这导致英国人、布尔人和原住民黑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英国人最终获胜让南非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1931年成为英联邦内一个主权国。

　　在这段历史中，只有不同种族的斗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南非民族”存在。20世纪初作为现代国家出现的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种没有选举权为代表的公民权利。二战期间南非宣布支持英美，但阿非利堪人更倾向于纳粹轴心国。1948年，代表阿非利堪人思维的南非民族党通过选举上台，宣扬白人优越种族论，让原有的各种种族隔离措施法律化和制度化。

　　1948年至1994年被称为南非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经过不懈的斗争，加上国际压力，种族隔离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结束。1994年以后的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南非。

　　促成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和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执政后，并未出现黑人对白人的群体性报复，他的政府引导南非各族在民主制度下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图图大主教领导了真相调查以及让原迫害者通过忏悔获得宽恕的和解，他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和在巴西等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南非种族歧视结束以前，已经有数量众多的白人和黑人友好相处，这是种族和解的基础。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遗毒的同时，南非人还不得不面对“新南非身份”出现后导致的附带性问题，例如排外主义的抬头。

　　在种族隔离时代，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国黑人都是南非黑人的盟友和支持者，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基地、保护和援助。现在南非人越发南非，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无法消除各种社会问题，一些人便把国内失业危机等问题归结于外国移民和难民，2008年发生了南非人暴力袭击外籍移民事件，死亡人数数量超过100人，受害者多为津巴布韦人。

　　事件发生后，南非政府对排外主义进行了谴责，但邻国移民在未来会一直是南非需要面对的问题。非洲国家的普遍贫困，让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的南非成为移民向往之地，尤其是津巴布韦这样经历独裁统治的邻国，发生人口向南非移动是不可避免的。

　　谈判高手祖玛

　　南非拥有3个首都，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首都开普敦、司法首都布隆方丹、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我们的行程有多次前往开普敦南非议会的内容，其中包括6月24日听总统祖玛在议会的演讲。

　　从议会二楼的座位上看下去，南非的女议员不少，她们普遍身材都很肥硕。祖玛一开场就闹了笑话，“尊敬的总统先生、尊敬的……”，他说。

　　等他把一系列名字念完，现场一片哄笑。祖玛自己也笑了，“我说的是尊敬的副总统先生”，他狡辩。

　　1994年南非举行全民大选以来，非国大一直处于政坛统治性地位。南非采取议会多数派领袖成为总统的立宪民主制，曼德拉之后，担任过南非总统的非国大领袖包括姆贝基、莫特兰蒂和2009年上台的祖玛。

　　祖玛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幼年丧父，母亲是一位佣人。祖玛幼年是个牧羊娃，从未受过正式教育。进入城市以后，他17岁加入非国大，后来还加入南非共产党。他曾被捕入狱，和曼德拉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开普敦海域的罗德岛。出狱后，祖玛负责非国大的地下党和情报工作，在赞比亚等国建立基地，90年代初成为首批返回南非、促成非国大和南非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成员。

　　祖玛1999年成为南非副总统。他的政治生涯有很多污点，2009年选举前一度被媒体称为“南非的贝鲁斯科尼”。2005年，他因受贿丑闻被总统姆贝基解职。但此后祖玛通过法律程序证明原有指控涉嫌政治图谋，成功东山再起，成为非国大领导人，并于2009年5月正式成为南非总统。

　　尽管未受到正式教育，祖玛却是一个极善于在民主制度框架内达成妥协的谈判高手。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南非黑人部族之间并不统一，非国大主要为豪萨人控制，例如曼德拉和姆贝基都是豪萨人。豪萨部族和人口最多的祖鲁部族之间常有血腥的冲突和仇杀，上万人丧生。

　　祖鲁人拥有骄傲的战斗传统，他们曾在19世纪击败过英国人。祖鲁人的Inkatha自由党（简称IFC）力争的是自己土地的独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祖玛是祖鲁人，而且在婚姻方面遵照祖鲁部族的一夫多妻传统，先后娶了4个老婆。他亲自前去和IFC领袖Buthelezi见面，又促成了曼德拉和Buthelezi在1994年的会面，IFC接受以现代政党身份加入南非大选。

　　祖玛本人成为非国大领袖，更是消减了祖鲁人的民族情绪。2009年选举中，由于非国大获胜即可让祖鲁人祖玛成为南非总统，祖鲁人的大量选票投给了非国大而不是IFC。结果，在祖鲁人聚居的Kwazulu-Natal省，非国大赢得了63.75%的选票，IFC的选票大面积下跌到22.5%。

　　1994年大选前，为白人前景感到担忧的南非白人军队领导人Viljoen一度有念头率领5万人发动军事政变、强行开辟一块阿非利堪人居住地。祖玛前去和他谈判，让他确信大选后的南非将是一个真正的彩虹之国，任何肤色的种族都会在这块土地上像主人一样生活。

　　2009年大选前，受白人和混血人口支持较多的南非民主党发动了反对祖玛的宣传战役，但祖玛也多次和阿非利堪白人代表进行谈判。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继续曼德拉留下的谈判遗产，其新政府内阁可谓包罗万象，有左翼共产党成员，也有右翼阿非利堪人。

　　祖玛还沿用了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期担任南非财长超过10年的白人Trevor Manuel，让他成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部长，一个类似于总理的职务。这是曼德拉时代的遗产，放手让白人继续掌控南非经济，既能保证南非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平稳过渡，也是让占南非人口不到10%的白人感到宽慰的做法。

　　民主是最不野蛮的框架

　　在开普敦和议会大厦只有一街之隔的地方，我注意到了一个招牌陈旧的办事处，“第六区拆迁受害者赔偿办事处”。

　　刚看到时，我内心一凉，或许我认为这办事处有点寒碜。开普敦第六区和约翰内斯堡索菲亚城一样，是原来黑人的聚居区，在种族隔离时代被强行拆除变成白人街区，黑人住户被赶入郊外棚户。很快我又感到平静：如果这拆迁受害者赔偿办事处修得富丽堂皇，那才是一个新的悲剧。

　　南非国际促进会英国区负责人巴特斯比在一次闲聊中告诉我们。1994年之后，新南非一开始把财政收缩得很紧，最近几年则加大了政府开支，现在，南非已经接近一个福利国家了。如果一个穷黑人生病，包括艾滋病，他也可以在公立医院接受免费治疗。目前南非的义务教育仍收取教材费用，未来这一费用也将取消。

　　近年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治的一项批评，是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扩大了。实际上，这一说法忽略了几个方面的背景：一是1994年以后，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富裕黑人以及中产阶级；二是南非1994年以后的“积极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就业、企业投标等方面对黑人有意倾斜，已经是以一种略为对白人不公平的做法来补偿黑人；三是1994年后南非约有100万白人因为各种原因移民他国，他们的离开带走了一些财富，也让原有的一些就业机会消失。

　　众多的黑人，尤其是过去居住在农业、部族区域的黑人仍未适应1994年以后新南非的发展。他们过去是这个国家被遗忘的人口，现在大批涌向城市，很多人选择住进政府在城郊为外来者修建的廉租房，大批量地成为城市贫困人口。

　　如果仅仅从贫富差异的角度来看待结束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会导致一种偏激的误解。且让我们用南非邻国独裁政权津巴布韦作为例子进行对比。

　　津巴布韦黑人人口占99%，白人不到1%，却占有该国75%的肥沃土地。2000年，独裁者穆加贝总统以白人所持有之土地系在殖民时代从黑人原住民手中非法取得为理由，进行土地改革，强制没收大部分白人拥有的土地，将其分配给26万户黑人。

　　此后津巴布韦经济陷入瘫痪，全国失业率高达80%。2008年6月，通货膨胀率达200,000%，该国央行于2008年7月21日发行面值1000亿元的津巴布韦元，同年8月1日起又不得不进行货币改制，宣布100亿旧津巴布韦元相当于1新津巴布韦元。2009年1月，津巴布韦再宣布将发行一套世界上最大面额的新钞，这套面额在万亿以上的新钞包括10万亿、20万亿、50万亿和100万亿津元四种。在2009年4月12日时，该国政府宣布，因为已经难以维持货币价值，将停用本国货币一年。

　　就在津巴布韦驱逐白人的同时，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赞比亚和乌干达等国却纷纷表示，欢迎被驱逐的白人农场主到自己的国家定居，帮助发展该国的农业。被驱逐的白人农场主一方面拥有充沛的发展资金，另一方面也有娴熟的农业技术。他们是白人，但他们受欢迎。津巴布韦那些“土改分子”，以为农业是一件有农民就可以搞得成的事情，这显然一种愚昧。

　　穆加贝的观点越发演化成以新的种族主义仇恨对抗旧的种族主义往昔，今年2月在谈到土地改革政策时，他仍然强硬地说，“尚未离开的白人农民应该尽快腾出农场，那里没有他们的地方。”

　　过去，南非非国大(ANC)把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国门联盟爱国阵线（ZANU-PF）看作兄弟政党，毕竟双方的目标都是反对白人统治。姆贝基曾对穆加贝的暴政长期保持沉默。但民主南非和独裁津巴布韦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祖玛作为一个民主框架内的谈判高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2006年，他还曾对德国《明镜周刊》说过，“欧洲人常常忽略了穆加贝在非洲人眼里如何受欢迎”。2007年12月，祖玛已经公开表示，“一些世界领导人目睹镇压却视而不见，或者认为被夸张了，这是更具悲剧性的事情。当历史处于独裁者手中，那些旁观的人也免不了将承受后果。现代世界一个可耻的缺点，就是在不公正面前的冷漠、忽略他人的痛苦。”

　　2008年6月，祖玛说，“我们(非国大)和ZANU-PF是绝对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我们在价值观上明确地分歧。我们为人民有选举权而奋斗，我们为民主而战。”2009年当选总统以后接受《非洲商业》杂志采访，祖玛再度表示，“津巴布韦失控完全在于掌握全国的问题政治系统。”

　　南非也存在白人农场主占据大面积土地的问题，1994年，87%的耕地掌握在6万名白人农场主手里。但南非的做法相当温和，先是将原政府拥有对一批土地分给黑人农民，同时帮助黑人农民取回种族隔离时期被不公正地剥夺的土地。

　　对于白人占有大量土地的现实，南非政府将逐步出资，购买30%他们的土地，将其交给黑人农民。有不少白人农场主期待政府收购其土地，以便他们可以移民他国，但这个进程非常缓慢，而且南非政府有意不加快步伐，原因是很多分得土地的黑人经营不善，重新成为贫困人口，同时政府还失去了原来可以从白人农场主那里获得的税收。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国内频繁发生农场主遇袭事件，其中61%的受害者是白人农场主。2004年，南非国内著名记者简妮·艾伦曾指责南非政府打击袭击农场事件不力，认为这些袭击是一场“种族清洗战役”。但即使是阿非利堪人身份，学者吉利奥美也不同意她的看法，他认为艾伦的意见不能被严肃看待，因为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袭击是一场有预谋和组织的政治行为。

　　由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对比即可发现，两国都面临着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众多矛盾，以及非洲大陆本身的各种问题，但津巴布韦是以新的仇恨和野蛮来书写历史，这无法抹去昔日的仇恨和野蛮。

　　而民主制度为南非带来的最大收获，是曼德拉这样的伟人留下了追求真相、自由和平等的遗产，图图大主教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民主制度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但却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合理和最文明框架，它制约了仇恨和野蛮以制度性的形式诞生。

　　让祖玛成为总统的2009年南非大选，是1994年以来非国大首次在大选中没有获得超过2/3的选票。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过去拥有对议会席位的统治地位，非国大从未利用过这一地位进行修宪，这也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尊重。

　　2010世界杯和南非的模式经济选择

　　南非在当今世界的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原因是2010年足球世界杯。这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南非在2004年击败埃及、摩洛哥等竞争对手成为主办国。在足球世界杯之前，南非已经成功地举办过橄榄球世界杯、足球非洲国家杯、世界板球大赛等赛事。

　　但足球世界杯非同小可，其规模超越了任何其他项目的世界性赛事。南非国内的一系列问题，让国际舆论对该国在2010年的举办能力充满怀疑。即使作为世界杯的预演，2009年足球联合会杯南非已经举办得很不错，一些媒体仍难改变对南非的态度，《卫报》记者露易丝·泰勒在7月份的专栏文章中仍然直接说，她本希望世界杯在埃及举办。

　　南非的犯罪率是最令人担心的。1994年以后的新南非废除了死刑，新政府警察部门遭遇腐败和效率低下双重问题夹击，进入21世纪，南非已是全球谋杀和强奸最高发的国家。加之曼德拉和姆贝基政府一度忽视了艾滋病在该国的急速蔓延，等加以重视时，南非青年女性艾滋病感染率已超过1/4，2005年有31%的孕妇被查出携带艾滋病毒。艾滋病让南非人平均寿命锐减，目前该国不到5000万的人口中，低龄人口比例将近一半。

　　笔者访问南非期间恰逢2009年联合会杯，并亲自前往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球场观看了巴西和美国之间进行的决赛。可以看出，国际体育大赛仅仅是一种“非惯常生活状态”，南非民众拥有巨大的热情，联合会杯的组织水平不仅不差，而且是值得称赞的。

　　例如在埃利斯公园球场举行的联合会杯决赛，这里靠近种族隔离时代的约翰内斯堡中心商业区，多数企业搬去了桑顿新区，这里已经成为犯罪高发地。主办方采取的方式是在约翰内斯堡市郊设立4个大型停车场，球迷们首先到达那里，然后乘坐免费的大巴或小巴前往球场，随车进入球场周围的封闭区域，赛后沿相同路径返回。这避免了球迷直接在约堡市中心疏散可能遭遇的困难和问题。

　　事实上，如果世界杯可以在1978年军政权恐怖统治下的阿根廷举办，在南非这样一个新兴民主国家举办并不应该引发太多政治方面的质疑。以南非民众的热情以及南非政府倾全国之力举办世界杯的决心，维护赛场、旅馆、交通线等区域的安全问题并不会太大，而且橄榄球世界杯和足球联合会杯等赛事已经提供了证明。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足球世界杯将为南非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它是否能够为南非民众日后的生活带来真实的益处？1978年世界杯，为阿根廷留下一场虚幻的爱国热潮，帮助军政权发动4年后的马岛战争并埋葬自己。而2010年的南非，能否因为举办世界杯而让国内一系列问题获得改善？

　　体育大赛能够促进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但要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多少福音，其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关键的问题还是，2010年世界杯一定会让南非在世界上声明大噪，但新南非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到底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南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如果走那些发展中国家走过的老路，必定将造成农村和部落贫困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高犯罪率和高失业率将是难以消解的城市化问题。笔者的南非之旅中，发现南非人普遍比较乐观，但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

　　我们在南非戈顿商学院听取了一堂讲座，主讲人是商学院主任宾德尔。他批评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模式，高调鼓吹应该采取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学习中国模式、印度模式和巴西模式。

　　笔者立即向其提问，希望他对“中国模式”进行阐述，并询问他，在其商学院课程中，有没有努力塑造一种更适合南非的模式，例如环保在其商学院课程中的比重、水资源危机话题以及后发国家出口原料进口制成品的问题。

　　他回答说，尚无法描述“中国模式”，正准备研究。他只去过北京和上海，对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感到惊讶，因此他可以说中国模式是“北京模式、上海模式”。至于有关环保的话题，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切的基础，因此南非为获得初步发展仍必须出口农产品和原料。

　　这位宾德尔教授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南非人目前的思维困境，即民主制度提供了最佳和最文明的解决问题框架，但民主制度本身不是一切问题的解药。宾德尔教授对南非现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解决方案，反过来，他有些开始质疑西方民主制度本身，认为生活在别处。

　　如上文所说，南非面临的是所有后发国家相同的问题，城市膨胀、贫富急速分化、即将到来的资源危机。这些问题并非可以用“中国模式”解决的。但难免的求捷径思维、以及西方知识分子惯有的批评精神，让宾德尔教授这样的南非精英试图鼓吹一种并不存在的幻觉模式。

　　这种思维不仅是在南非人身上可以找到，整个非洲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容易产生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思维。笔者在约翰内斯堡机场购买的《新非洲人》杂志上，有一篇加纳人Kwaku Atuahene教授的专访，他是中欧商学院今年在加纳建立的MBA项目的负责人。

　　Kwaku Atuahene教授对中国户籍制度大唱赞歌，“当我告诉加纳人或者非洲人，无论你是不是中国人，在上海你需要户口（或暂住证、外国人居留证）才能居住，他们的表情不是被吓晕就是被吓坏了。但如果不是这个制度，资源压力早会让上海瘫痪，让局势变得无法管理。”很显然，这是又一个只去过中国大城市的非洲人。

　　Kwaku Atuahene教授还说，“我们的农村越发荒废，城市人口过量膨胀。中国却采用了不同的模式，用提供奖励的办法让人们留在农村。”

　　这种争论要进行下去，显然是无休止的。

　　我所没有的耐心

　　6月24日去南非议会，我对议员们在总体祖玛面前的辩论充满了兴趣。

　　议员们发言往往会说一阵子英语，又说一阵子其他语言，总统祖玛发言，除了说英语，也说了一阵祖鲁语。南非议会内部拥有一个庞大的同声传译部门。南非一共有11种官方语言，普通南非黑人会至少4、5门语言。南非民主党白人女领袖、西开普省总督希尔会说流利的豪萨语。

　　一个说话带荷兰语腔调的白人说，出口原材料和进口工业制成品将加剧非洲的殖民主义后果。一个黑人女性指出，民主制度认为个人的才能可以自由发展并使其最终成才，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听上去，她批评的对象似乎应该是自由主义经济而非民主制度）。另一个黑人男性则说，希望总统祖玛加强反腐败斗争，并成立一个南非青年部。

　　令我自己感到意外的是，这并不令人感觉疲劳的下午，我竟然听着议会辩论睡着了。

　　旁边一个记者推醒我，“对不起，你的鼾声太大。”

　　我有点沮丧，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国家的议会听现场辩论，聚精会神地听，却不可避免地睡着了。之后我又差点瞌睡过去，只得提前退场，去会场外的一个沙发上酣睡。

　　后来，我意识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参与民主制度，需要的是一个人在集体范围内寻找解决办法时拥有不厌其烦的耐心。像我这样能说一些外语、似乎西方事物知道得不少、能对西方世界指手画脚的年轻人，看上去拥有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开放头脑；实际情况却是，我根本没有长时间聆听他人意见的耐心，会自动被民主制度扫地出门。

　　第二件事：这种耐心也是可以培养的，它代表着一种文明境界，是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如果我想要获得这样一种耐心，必须接受一次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