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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金融危機後市場的注資，面對國內天價信貸投放總量，面對近來國內蔬菜價格不斷攀高和國際大宗商品石油價格的攀升；面對最近希臘發生的債務危機，世界經濟發展前景充滿變數，新一輪通脹預期正日益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究竟中國的通脹是否嚴重？究竟距離社會公眾預期中的“通脹”還有多遠？是否如預期的通脹那樣嚴重？究竟希臘債務危機引導的歐洲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有多遠？針對有關問題，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博士給我們分析。
通脹最高或到4~4.5%
張衛東（下稱：張）：隨著CPI 和PPI 不斷走高，膨脹預期在不斷加強，預計較為嚴重的膨脹最快何時到來？膨脹率將達多高？
王慶（下稱：王）：我不認為中國會有嚴重的通貨膨脹，雖然中國的通貨膨脹會在未來幾個月內緩慢上行，但是整體的通貨膨脹率還是比較低的，預計在今年夏天的時候，CPI會達到4~4.5%，這個也是最高值了，隨後下半年會逐步下行，所以我不認為中國會有嚴重的通貨膨脹。
張：過去在1987年和2007年曾出現過兩次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假如本次一旦發生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後，與以往通貨膨脹相比，將有哪些特色表現？您認為目前最應關注的通貨膨脹端倪是？
王：1987年的通貨膨脹，當時正值國內價格改革、城鄉價格放開，同時貨幣政策又沒有及時收緊，在那種大的背景下出現的大的通貨膨脹，是歷史特定環境下出現的，這種情況不大可能會重複發生；2007年、2008年的通貨膨脹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具體來講，和豬肉價格快速上漲是有關係，因為藍耳病的問題，當時全球經濟發展勢頭非常強勁，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尤其是石油價格快速上漲帶動，國際糧食價格快速上漲，中國養豬用的豆餅，受全球糧食價格上漲推動，增加了成本，所以說，2007年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食品上漲推動的，當然也有中國內生的因素，也有國際的環境因素，糧食和資產價格上漲的推動，是共同作用的結果。類似2007年的通貨膨脹，一般不會發生，除非發生類似2007年當年發生的因素，才會發生類似2007年的通貨膨脹。另外，從近來出現的蔬菜價格變動趨勢來看，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很難持續，因為蔬菜的生產周期很短，供應方的反應會抑制幾個持續上行。從國際歷史通脹持續發展看，一般都要體現到一個國家的大範圍的工資普遍上漲，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通貨膨脹可持續的一個前提條件，所以我們要關注整個工資水平的上漲，工資上漲會發生的，但是工資上漲速度超過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速度，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從目前看，我們並沒有看到這個現象，從長期通貨膨脹發展，關注工資上漲是必須的，但從未來幾個月的看通貨膨脹關注工資上漲沒有特別大意義，短期應關注的是國內豬肉價格和國際的原油價格，這兩個對影響中國通貨膨脹的走勢是至關重要的。
張：為預防通貨膨脹，您認為應出台哪些措施？當前控制預期的挑戰有哪些？更為有效的措施有哪些？
王：目前國內CPI的通貨膨脹並不高，影響通脹壓力的資產價格上行壓力，國內監管部門已出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監管通脹上行壓力，這些都會起作用，也會幫助管理通脹預期，另外，更為關注的通脹壓力是上游產品PPI的上行壓力，從而擔心直接傳導到CPI的上行，但實際上在中國不是很通暢的，再者，PPI的上行大多和國際大宗商品上漲走勢相關的，如果採用加息並不能有效遏制通脹上行走勢，而應採用人民幣升值的方式，實際效果會更明顯有效。儘管通貨膨脹預期是一個不是很好定義的概念，但要進行有效管理通脹預期，我覺得最終要把通脹預期穩定下來的話，還是要貨幣的發行和信貸的發放速度回歸到正常，雖然我們去年貨幣和信貸發行發放的速度非常快，但由於當前的國內和國際情況並不能引起通脹，但是這個是引起通脹預期比較強的一個因素，所以當通脹預期要穩定的話，最終還是要貨幣和信貸發行速度趨於正常化。其實，這個事情，我們也看到中國正在發生，中國貨幣和信貸發行速度最高的時間是在2009年11月，從那以後，一直往下走，那麼假如到了今年的年底能穩定在20%或20%以下，對於穩定通脹預期就是很有幫助了。
經濟問題與通脹預期管理之道
張：最近，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有何警示意義，如何評價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將給中國帶來哪些積極與消極的影響？具體對策是？
王：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希臘的債務性質完全不一樣的，希臘的債務危機由於長期的財政赤字引起的，而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是通過建設項目引起的，中國是靠借錢搞項目建設的，希臘呢，是借錢花出去了，這個是本質的區別。所以呢，我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問題。也不是還不起債的問題，它更多的是在這個方面不透明的問題，那麼希臘的債務問題根本就是個資不抵債的問題，所以呢，兩者的本身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另外，希臘的債務很多是借的外債，而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很多是從國內銀行借出的，這也是他們直接的一個區別。由希臘債務危機引發的歐盟經濟復甦速度放緩，相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影響可以從辯證的角度分析。由歐盟和美國經濟復甦的放緩，可能會影響到全球經濟，當然也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但中國現在所面對的問題，不是解決經濟增長速度的內生動力的問題，而是解決通脹壓力的問題，所以在這種前提下，歐盟經濟放緩問題、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放緩，對中國抑制通脹還是有利的，反而為中國抑制通脹爭取時間，通過政策的緩慢調整，使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這就給中國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國際空間，所以從這點說，這反而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好處。假如出現相反的情況——歐盟經濟復甦非常快、中國出口速度也會非常快、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就非常快，那樣對中國的通脹壓力也很快顯現，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中國政策的制定者來說，從政策制定角度看就變得比較難了，因為那時候，（他們）不得不進行一些緊縮，（一旦出現）緊縮會增加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同時呢，如果信貸出現減少的話，短期內也會出現一些不良資產和不良貸款，所以呢，全球經濟如果復甦過快的話，對中國反而是不利的。
張：未來通貨膨脹預期不斷加強，您認為直接影響通脹走勢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是？具體針對措施是？
王：任何通脹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但他是個必要條件，而不是一個充分條件，要使必要條件變成充分條件，必須要有實際的充分需求出現，現在的中國實際通脹並沒有出現，是因為實際的需求還在緩慢復甦，尤其是外需在緩慢復甦。當前，引起中國貨幣通脹的條件已經具備，但還不能形成一個現實的通脹，所以從政策上管理通脹的預期還是對的，在實際應用中，需要對可能影響通脹的預期進行管理了，這個對通脹預期的管理，比如當前對資產價格膨脹的監管，包括整個信貸投放的放緩，本身都會抑制通貨膨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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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
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領導該投行在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地區的宏觀經濟研究團隊。在最近的全球機構投資者的投票中，王博士的宏觀經濟研究團隊榮獲第一名。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經濟學家，負責分析亞洲、東歐以至中東地區成員國的經濟情況、多次參與了IMF與中國政府的高層政策磋商。此後，曾任美國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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