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谨代表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吴庆瑞博士在91岁高龄逝世，向吴夫人和吴博士的家属表达我们最为深切的哀悼。

　　伟大的领导人是透过行动和理念去塑造和影响事件的发展。新加坡是个小国，历史短浅，但我们当中也有巨人存在，他们扭转了新加坡的局势，并排除万难，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国家。

　　吴博士是我们的建国之父之一。建国初期，他负责处理当时最为棘手的难题。但更重要的是他推行了广泛的政策，为我国的长期繁荣和安全奠定基础。没有了他，我们今日所见的新加坡，大部分将不存在。

　　他是一位国家主义者，极力主张摆脱英国人的统治，争取独立。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社会福利部工作几年，并在幕后支持人民行动党。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人手中获得自治权，随着举行立法议会选举，他当时辞去公务员的工作，成为行动党候选人，角逐牛车水区议席。当行动党获胜后，他出任新加坡第一任财政部长。

　　过了不久，吴博士发现政府近乎破产，并估计那年将面对1400万元的财政赤字。吴博士生性节俭谨慎，他立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使政府的开支大减，包括削减公务员的薪金。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受欢迎，但他立场坚定。当他在年底发表财政预算案时，他自豪地宣布政府取得100万元的微小财政盈余。他当时曾独自一人在设有莱佛士灯塔的小岛上闭关，然后亲自写下这篇财政预算案演讲稿。吴博士为行动党政府定下基调，政府自此一直坚定地维持财政纪律和谨慎的财政政策。

　　之后，吴博士把注意力转向快速启动停滞不前的经济。他决定采取迅速工业化的策略，透过吸引跨国企业投资来制造工作和出口产品。这是一个激进和未经考验的做法，与传统的观念相反。当时的传统观念是贫穷国家可透过替代进口的政策和保护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而跨国企业则是剥削第三世界贫苦工人的殖民国家新势力。

　　工业化计划的重点是把裕廊的沼泽地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区的庞大计划。吴博士认为这是“对新加坡人民的信任而推行”的计划。他与好友、当时的经济发展局主席韩瑞生带着干劲和决心，立志把裕廊发展起来。

　　这项策略并没立即见效。投资者因共产主义者和其同情者所造成的不稳定和破坏而怯步。当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出现了更多问题，给予投资者免税期优待的新兴工业证书是由吉隆坡的联邦政府所控制。在那段期间，没有一份新兴工业证书的申请获得批准。基于种种问题，发展裕廊的计划难以取得进展。一些人还挖苦这项计划，称它为“吴庆瑞的蠢事”。

　　不过，当新加坡独立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工业化策略证明有效，裕廊工业区也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68年，裕廊已有近三百家工厂，雇用2万1000名工人。如今，裕廊计划已经跨越地区的限制，裕廊镇管理局也已更名为裕廊集团。因为它所管理的工业区遍及整个新加坡。裕廊集团也衍生了一些商业机构，例如腾飞集团和裕廊国际，它们在许多亚洲国家策划和兴建工业园和城镇，这些成功经验为新加坡赢得世界级基础设施供应者的国际荣誉。

　　吴博士也创办了其他许多经济机构。他协助创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并制定政策打造稳固的新元，同时维持新加坡人的购买力和中央公积金储蓄的价值。在吴博士退休几年后，我担任金管局主席。我的任务是检讨和更新金管局的政策，其中大部分可追溯至吴博士。我们非常谨慎行事，不忘这些政策背后的良好动机和精密分析。

　　举个例子。吴博士坚决反对让投机者有机会操纵新元，如为卖空而借贷新元。我们这个小而开放的经济体极度依赖稳定的货币兑换率。金管局实行非常严格的政策，也被公认为“新元不国际化”政策。在90年代末，我们必须放宽这些管制，以壮大本地的基金管理市场。我们花几年时间，非常谨慎地采取渐进步骤来放宽管制，但我们从不背弃其原则。

　　除了经济，吴博士也引导国家度过初期的艰难阶段。他扮演幕后角色，密谋策略和论据来应付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他也以坚强的态度去激励整个团队克服似乎无可扭转的逆境，最终获取胜利，创造了今日的新加坡。

　　当新加坡独立时，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自身的国防实力，以在危险的大环境中保障国家利益。尽管吴博士最初对军事的认识不深，他却肩负起重大责任，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国防部长，当时称为内政及国防部长，从零开始组建新加坡武装部队。

　　吴博士关注武装部队的所有事情，绝不错过任何小细节。有一次，我陪同他去巡视工兵国防演习。我们看到士兵正在挖掘一个很大的战壕，所有士兵都在埋头挖掘。这样的情形逃不过吴博士尖锐的眼睛，表示士兵应该分班工作，三分之一的人工作、三分之一休息，另外三分之一站岗。他们不应所有的人同时工作，尤其是为了让部长留下好印象。

　　吴博士了解对武装部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实力与人才。武装部队需要有领导才能、才智和专业能力的指挥官和军官，以建立起一支现代化、高科技的国防队伍。他制定和亲自监督Wrangler人才管理计划，以确保武装部队能有系统地挑选人才，督促和栽培他们，并委以重要的指挥与参谋任务。他还创立了武装部队奖学金，把优秀人才引进武装部队。

　　不过，他也没忘记参与把武装部队建立起来的较年长军官。他们大多数是非大学毕业生，他于是推出新的计划，让值得表扬者到美国杜克大学修读军事历史及战略硕士课程。这就是武装部队今日拥有一群具备实力，并且忠诚的领袖的原因。他们了解国防科技，理解战略背景，无论在战场内外都能作出明智的决定，以确保新加坡的安全。没有这样的团队，我们不可能建立或经营第三代武装部队，即专业而且可靠，并深受新加坡人、伙伴和亚洲及世界各地武装部队所尊重的军队。

送经典军事书给奖学金得主

　　我是第一届武装部队奖学金得主。吴博士尤其关注我们，在我们出国留学前还特地与我们会面。他送了每人两部经典军事书籍，一部是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一部是利德尔·哈特介绍现代军事战略的《战略：间接路线》。他特地订购这两本书给我们这批年轻中尉，在书上写下“祝你军事事业成功”。吴博士这么做显示他对战略和军事课题的掌握，以及他栽培武装部队人才的积极意愿。

　　吴博士掌管的最后一个部门是教育部。他在那里也推行了重大改革，打造了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教育制度。他的做法讲求系统化、分析能力和注重成效。今天几乎每一名学生都完成中学教育，能掌握英语和母语，数理水平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吴博士在其他许多方面奠定基础，让继承他的人能攀上更高峰。

　　他创意十足，拥有广泛的兴趣，无论对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热忱。他每天会想出一些新点子，让公务员研究和推行。提交给他的文案经常被退回，上面写满需改正的地方，有时是为修辞和增强论点，有时是完全作废。许多年轻官员在他的指导下受惠。与吴博士的接触让他们的事业和人生都有所转变，他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帮他们克服障碍或引导他们走向正确方向。他们包括纳丹总统、吴作栋、黄根成、马宝山和丹那巴南，以及常任秘书如严崇涛、杨烈国和比莱等。

　　吴博士是一位严格的上司，但同时也是一名导师。他赏识良好的工作表现，也会力挺表现出色的官员。在擢升和委任官员时，他注重的是才能而不是看工作资历。他会为他们争取擢升机会，有时这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因此他必须说服公共服务委员会。他会派常任秘书去游说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主席，说明自己的官员值得擢升。

　　他也会公开力挺他们。我记得当我从武装部队离职，准备从政时，一名反对党议员在国会上提问，问题很明显是冲着我而来。当时，吴博士已不是国防部长，但他仍然在国会上站起来，以他向来坚定的姿态为我辩解，并维护了武装部队的人事与擢升制度的诚信。许多与他共事过的官员，都有类似的经验。

　　吴博士也有轻松的一面。在国防部时，他因总部向各单位发出的指示不见效而感到懊恼。为了作实验，他向所有单位发出指示，上面只写下《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一段话。指示发出后，有些单位直接传达给下属执行，有些则把指示存档，只有一人提问指示的用意何在。吴博士把这些现象写成一份报告，题为“诺亚方舟如何在武装部队穿行”。

　　他的文章和演讲反映了他的深入思考和广泛知识。他出版了三部书，即《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实践》、《新加坡经济的现代化》和《东亚国家的财富》。许多篇文章都很精彩，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阅读，而有意了解现代化新加坡经济管理的人，将获益无穷。

　　一整代新加坡人现在能享有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成果，是因为我们其中一名最出色的国人决定为新加坡的独立、进步和未来而奋斗。吴博士不到私人企业追逐个人事业，而选择奉献给广大群众，为公共服务贡献超过25年，在卸任后多年也继续作出贡献。

　　过去一周，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向吴博士表达最后的敬意，感谢他对新加坡和他们本身的付出。媒体报道了其中一些故事，如一名老太太在家庭贫穷时，吴博士曾上门拜访；一位女士在小时候因无助而哭泣时被吴博士遇见，不但安慰她，还帮她提起书包陪她走进课室；一名海军军官年轻时犯错后，因向他认错而获得原谅。这些举动和善心都反映了吴博士的性格和仁慈，而这些元素也巩固了他对新加坡的巨大贡献。

　　新加坡将永远感激吴庆瑞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