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三七）：孔丘，给中国人头上扣了“三重大盖”        

——中国“天下”为什么是一座大“酱缸”？           黎 鸣

李宗吾先生（1879—1944）说中国官场人心“厚黑”，鲁迅先生（1881—1936）说中国历史“吃人”，柏杨先生（1920—2008）说中国文化是一座“酱缸”，而且中国人精神面貌“丑陋”。

上述的先生们全都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解剖了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我是一个哲学学者，同时也爱好文学。上面三位先生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揭露令我震撼，也发我深思。三位先生的结论，我均从经验上加以认同，但我并不想仅仅如此说说而已，为了杜绝历史后患，我希望从思想上、哲学理论上进行更深刻的历史的揭露，以达到与更多的同胞们在心灵上的震撼的共鸣。上面三位先生的话题绝对不是什么茶前饭后的闲聊，而应该是震撼中国人心灵的“怒吼”、“呐喊”和“控诉”。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的中国人，有责任为他们的“怒吼”、“呐喊”和“控诉”找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并从而下定决心，为了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子孙的福祉，彻底地拔除这些长期蛰伏在历史之中以及中国人心灵之中的祸害的根源。

令人痛苦的是，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仍旧对历史健忘，甚至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也健忘，而且甚至人们的心灵仍旧处于严重的麻木不仁之中。上面三位先生的震撼人心的话题都已经绵连了一个多世纪了，中国人还依然如旧，甚至还依旧要复古，还依旧要崇拜孔夫子，还依旧要继续走两千多年来已经让中国人的历史倒了大霉的孔儒传统的历史老路。我真是感到茫然，更感到深深的痛苦：我们中国人，竟然是怎样一个精神盲目的民族啊？

“厚黑”的中国人心，“吃人”的中国历史，“丑陋”的中国文化，请问，它们均从哪里来？难道中国人生来就是一个如此操蛋的“孬种”么？如果中国人绝对不是一个生来就如此操蛋的“孬种”的话，那么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心为什么总是“厚黑”，中国历史为什么总是“吃人”，中国文化为什么总是“丑陋”？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能力给自己一个像样一点的理论上的说法么？中国人过去的两千多年来根本就出不了一个像样的思想家、出不了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和一个像样的理论家，难道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照样是如此，甚至还更要永远都不能够出现一个像样的思想家、不能够出现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和一个像样的理论家么？中国人真就该命定是这样一个极其愚昧、极其健忘、极其可悲的民族么？

不，绝对不，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绝对不应该是“孬种”。我要借助于“火山口”来喷发我心头的“怒火”，我要借助于“海啸”来传达我的“狂呼”，我要以一千倍一万倍的郑重其事来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宣告：上述一切的一切，全都来自孔丘及其儒家的早就应该寿终正寝的（欺骗人和愚弄人的）“意识形态”的传统。

既然我自称是一位思想者、哲学学者和逻辑理论工作者，我今天就有必要从思想、哲学和理论的角度来全面综论上面中国人心“厚黑”、中国历史“吃人”和中国文化“丑陋”的两千多年来的总思想根源的问题。我必须从思想、哲学和理论的角度给我亲爱的同胞们以一个合乎哲学逻辑的理论的解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对孔丘及其儒家传统进行“破除”的同时，也即是对于新的人学理论进行“矗立”的过程本身。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我的综论是在大量阅读中国的“经典”、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学，包括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我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关于西方哲学、西方逻辑、西方历史、西方文学的研究者。说白了，我的综论的基础是在作出了深刻的中外历史事实的对比，以及在绵密的逻辑理论的意义上进行的，当然，更加上了我本人的已到生命暮年的长期以来的生活中的经验，对于那些气势汹汹为捍卫孔儒而出口不逊的人们的言论，我真是为他们在历史、理论、逻辑上的全面的无知和粗野、蛮悍和毫不讲理而感到悲悯。

我欢迎真正讲道理、讲事实的辩论，但决不欢迎情绪性的谩骂发泄，这绝对不是真正负责任的人们的应有的态度。我知道，我的这种“自白”是很令人讨厌的，但实话实说，不得不然。我固然希望我的论敌也同样具有全面知识的基础，尽管事实上显然远非如此，然而我确实盼望能有更多的网友，会认真地对待我的综论的结论，因为它的确深刻地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子子孙孙的命运。

我今天论述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历史之中，给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扣上了三重大盖，才造成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无论如何左冲右突，却始终都不可能具有任何逃离的希望，就如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无论他如何会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但是他却始终都不可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到底给我们中国人扣上了什么样的“三重大盖”呢？请我亲爱的同胞们仔细听我一一道来。今天我的话题更多从全方位的逻辑理论上进行解说。

孔丘给中国人的精神意识盖上的第一重大盖是“天命”。

什么是“天命”？孔丘本人并没有定义，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定义”，但是他却要求中国人永远地“畏”惧“天命”。虽然孔丘没有定义“天命”，但是他却提供给了弟子们《六经》之中专门用来算“命”的经书——《易经》，而且愈是到了他的晚年，他也愈是更加重视《易经》。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天命”。什么是“天命”呢？说白了，即是人类永远都不可知的“天”所赋予任何人的完全随机的“命运”。这种“命运”人类永远都只能完全被动地“遭遇”，而根本就不可能主动地对它进行任何认知的“追求”。诚如孔丘自己所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明确表达的完全无可奈何的“内涵”。

显然可见，孔丘通过“天命”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是人类对于世界上几乎一切的东西，全都只能是永远“命定”的“不可知”。说到底，孔丘本人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可知主义者”（也正是如此，他把他的弟子，以及后来的全部的中国人，也全都教导成了完全彻底的“不可知主义者”，这真是个巨大的罪过呀！）。正是因为孔丘对于世界所抱定的是这样一种完全“不可知”的态度，所以孔丘永远都只坚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还可以继续挖下去，孔丘的“古”又从何而来呢？孔丘的回答是古圣人，实际上是古代的开国君主，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且在孔丘看来，越是古代的“天下”越是美好，例如孔丘所说的“三代”，那是“天下为公”的真正“大同”的时代，而后来的时代就只能是“小康”，或甚至“据乱”的时代了。

这表达了什么意义呢？这说明“天命”不仅不可知，而且人们一旦遭遇上了，也永远不可变。什么“不可变”呢？具体地说，也就是：古代的圣人将是人类永远的圣人，包括古代以来人类的“身份”，也即“礼”的规定性也将是永远不可变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传统血统论的鼻祖其实也正就是孔丘。

上述孔丘给予中国人精神意识的第一重“大盖”盖住了中国人的什么呢？我的回答：盖住了中国人的最基本的言说并发现真理的能力。而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中国人在历史之中，不仅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任何的真理，而且索性认为，任何的真理都不是人类所可能发现的。说白了，中国人是在完全隔绝真理的意义上，几乎完全类似于大多数其他的动植物那样毫无人性精神追求地生存了两千多年。盖住了中国人言说并发现一切真理的可能性的恶劣的后果，同时也即是盖住了中国人发现“平等”人性的真理的可能性的必然严重的历史后果。历史事实很清楚，所有的中国人不仅丧失了发现真理的能力，更丧失了言说真理的权利，“天命”的“血统”即是中国人的一切，甚至直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中，“血统论”的暴行还依旧照行。可以设想，如果西方文化不传入中国，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会有可能知道，自己居然还应该拥有追求人人平等的真理的天赋的“权利”。

孔丘给予中国人精神意识的第二重“大盖”是“大人”。

什么是“大人”？“大人”通常是针对儿童而言的成人，但在孔丘那里指的却是当政的官人。什么是中国的“官人”，或者说，中国的“官人”从何而来？按照《礼乐》的规定，明显是从“天命”的“血统”而来。大家知道，所谓的夏、商、周的“三代”，并不像孔丘所认为的那样是“天下为公”的时代，而是恰恰相反，是极端为封建“血统”的家族之“私”的时代。所以，特别维护“礼乐”的孔丘，他心目中的“大人”绝对是来自封建“血统”的继承的“大人”。孔丘更要求中国人永远“畏”惧“大人”，实际上是要求以一种具有“圣人”“血统”的“大人”永远高高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而且更要以暴力的威慑而让老百姓普遍感到惧怕，甚至感到恐惧。

上述孔丘给予中国人精神意识的第二重“大盖”盖住了中国人的什么呢？我的回答：盖住了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发明真实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行为的人格被完全扭曲了，他们永远丧失了自己的作为人的“自主性”，而不得不受到“大人”们的“人治”的欲望和情绪的任意的摆布，他们永远丧失了追求自己的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目标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在“大人”的“人治”的“天下”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例如他们的思想的、言论的、结社的、新闻的、出版的、居住的、迁徙的，甚至生育的，等等的最基本的自由的“权利”，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说白了，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必须受到“大人”们的“人治”的管制。在孔丘的这第二重“大盖”之下，中国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就只能像牲口、家畜和家禽那样活着，他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劳力”，孟柯的所谓“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即此谓也。“劳力者”不仅提供“劳心者”以食物，而且更甚至提供自己给“劳心者”食用，这正就是中国历史“吃人”的显然思想观念的来历，而最关键的“大盖”，还是来自孔丘。

孔丘给予中国人精神意识的第三重“大盖”是“圣人之言”。

什么是“圣人之言”？孔丘的原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言，实际上是“开国君主”之言，后来事实上成了所有“君主”之言，更成了孔丘本人之言，也就是他的弟子们为他说尽了好话的《论语》之言。孔丘不仅设定了“圣人之言”，更要求中国人“畏”惧“圣人之言”。这种畏惧“圣人之言”的后果是什么？是把“圣人之言”普遍当成了中国人的永远的“真理”。前面说了，中国人由于第一重“大盖”的“天命”已经永远地被隔绝于真理，而孔丘却为中国人提供了“圣人之言”的假真理。为什么长期以来在中国“天命”（血统）的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一切真理？其原因即来自孔丘的这第三重“大盖”，任何真理都必须在“圣人之言”之下，说白了，即必须在“天命”的“血统”的“权力”之下。

上述孔丘给予中国人精神意识的第三重“大盖”盖住了中国人的什么呢？我的回答：盖住了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创造真诚（包括成功的成）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的精神的人品被完全消灭了，他们永远丧失了作为“人”的思维的精神的最基本的“自由性”的权利，他们只能成为空有了一个“人”的脑袋的“牲口”、“家畜”，乃至“家禽”。

只要稍微具有一点点“人”的理性的人们，都会因为这孔丘给予中国人的“三重大盖”而感到问题的深刻的严重性。为什么？因为这“三重大盖”竟然永远地把中国人所有的“言、行、思”的活力全都“盖”得严严死死的了，如此的中国人，如此的中国历史，如此的中国文化，怎么可能会有像样的创造性的“活力”呢？

尤其自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后，孔丘在中国人的全方位的生活之中获得了绝对“独尊”的精神“导师”的地位，这相当于把孔丘的那“三重大盖”的份量更无限地扩大、膨胀、加重了千千万万倍。我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在这“三重大盖”的严丝密封的笼盖之下，中国人的人心怎么能够不“厚黑”，中国人的历史怎么能够不“吃人”，中国人的文化怎么能够不“丑陋”，中国人“天下”的“文化环境”，怎么能够不就是一个永远“自我折腾”的又黑、又臭、又烂的巨大的“酱缸”？（20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