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悲剧，获悉者都有或多或少的相关联责任，我怀着忏悔的心才敢战战兢兢地写这些文字。逻辑很简单，若知道悲剧将发生，为何不制止？若不知道悲剧将发生，那为什么无作为，为什么不知情呢？我们有资格不知情吗？面对这几句发难，我们每个人都无处可逃。我们有资格责难死者吗？没有，我们有资格责难富士康吗？没有，我们有资格责难社会吗？没有。那是不是就应该像原子核那样，产生链式反应让悲剧不断上演呢？显然也不是的。

 

自杀者是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自杀者如同在震央，而富士康就是严重的心理地震区，本来理应受到广泛的社会援助的，可全社会给他的却仍是一片责难。深圳何尝不是重灾区呢！当玉树、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深圳伸出了强有力的双手，而如今深圳区域出现了心理大地震，应该八方支持才对，一味妖魔化富士康，妖魔化深圳，妖魔化社会制度，是有弊无益的。打击犯罪如果是出于对人质的漠视，那还要打击罪犯干吗，打击罪犯并没有消灭罪犯，不过是找另一类罪犯替代而已，只有控制住人为死亡，才是社会正义力量所在。

 

生命的存在本是个奇迹，它不屈服于规律，因为它是反熵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挣脱逻辑的牢笼呢？！如果我们正视悲剧，相反不落荒而逃，无所畏惧，反而能生机乍现。好多自杀者就因为在思想上，觉得无路可逃才主动选择撞南墙的，任何杀机都来自于恐惧，主流社会都视恐怖分子为懦夫，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恐惧而先发制人的。

 

为何不来个真正的华丽转身——思维方式上的彻底转变呢？难道我们不可以放下彷徨去选择静观生机乍现吗？可以这么说吧，每个活着的人面对死者真诚的忏悔，就是一种积极的逃生。自杀者与死者非同一样概念，自杀者是痴迷者，并不知道死者在哪里？说死者为大，是指那位真正的即没有施害也没有受害的人，是那位被自杀者绑架的真正生命。而我们对待自杀者角色则要向对待犯人一样，把他圈起来，交给法办。只有这样人性的一面才会被召回，而魔性的一面，才会被遏制。

 

如果我们不懂得尊重死者，一味追责自杀者，不惜把他手中的“人质”也伤害了，那就犯大错了，我们要把死者身上的“人质”给抢回来。有人说，如果纵容自杀者，让他得逞，就有可能去绑架更多的更高级的生命，主张忍痛割爱，不给自杀者有任何投机心理才能遏止住自杀跟风，既然这样就算伤害“人质”也坚决不姑息。但这不是心理疗伤的办法。救生大于抗敌，反击仅仅是出于自卫而已，且要懂得穷寇莫追的道理。千万不要有末日心态，千万不要有复仇心理。媒体人有责任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积极疏通世界末日的这股社会思潮。郭台铭说“很多事现在不能说”，也许是出于积极救生的目的吧。请媒体注意给社会释放压力，而不要被怨恨者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