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具盒或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拔掉笔帽，插于笔杆尾部，吸气，静心，写一行字迹，然后第二行、第三行，停下几秒，欣赏着墨水欢快地投身稿纸，再下笔……　　

　　如今，在电脑、ＱＱ、ＭＳＮ、ＷＯＲＤ、打印机的抢、逼、围之下，这种几乎所有人学生时代都无数次重复过的熟悉动作，已成不折不扣的小概率事件，难以冲出历史故堆。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钢笔渐成风糜世界之势（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钢笔诞生于西方），中国出现第一家民族钢笔企业。由此，漫长的时空见证了我们与钢笔之间有过的快乐日子。　　

　　但恼人的事情似乎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转眼间，曾经圆润的笔锋老去，８０年墨迹风干，我们与钢笔无法快乐永远。　　

　　仪式？宠物？玩具？　　

　　不可否认，在淡出主流书写工具行列之后，钢笔的“业余文化生活”却日渐丰富起来。　　

　　１９９４年生人、今年１６岁的祁妍是中国医科大学护士学校一年级学生，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她至今仍无比珍视地保存着她的第一管钢笔，以及那些与６管钢笔有关的足以令她亦喜亦悲的种种往事。　　

　　“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五六年级时已读完《福尔摩斯》。”在旁人看来，祁妍如果不是神童就是对文字有特殊的“感觉”。“柯南道尔是用钢笔写成《福尔摩斯》的。”一天，刚刚小学五年级的祁妍对母亲自信地说，“给我买一管钢笔，练字的同时，顺便给你写两本小说。”说者有意，听者却无心。 

　　彼时，２０世纪初，虽然“英雄”、“派克”的身影依然出现在商家的柜台里，而物美价廉、用弃方便的中性笔、水性笔已然大行其道。对于女儿的请求，母亲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一笑置之，“为什么用它，几元、几十元一支，好用不好用暂且不说，漏水弄脏了衣服还很不好洗。”　　

　　此后两周多时间，祁妍认为自已“魔症”了：时常没事躺在床上自言自语“享利（钢笔品牌）呀——帝国大厦呀——派克呀”；一次在饭桌上，她突然看着手中的筷子大喊：“呀！派克！”，吓得同在桌上的父母齐刷刷地放下筷子赶紧去摸女儿的额头；还有一次，她趁母亲不在，向父亲要钱买日思夜想的钢笔，开出的交换条件是他可以抽烟而不用担心被母亲知道……　　

　　终于，在东陵区的一家新华书店，祁妍拥有了人生第一管钢笔——英雄５０２１，兰色。开心之余，为了这管价值５０元的钢笔，祁妍也付出了当天逛街中午不吃饭的代价。“５０元呀，那时我兜里的零花钱最多才２０元，而且觉得如果只有１０元钱就已经很富裕，可以跟现在的比尔·盖茨相比。”祁妍说，　　

　　时至今日，祁妍依然精心保存着她用过的所有６管不同型号的钢笔，而且在使用钢笔，同学之中，她是特例。祁妍统计过，全班３６人中，拥有、使用、收藏钢笔的只有她一人。　　

　　与型号不同一样，钢笔带给祁妍的记忆也形态各异。中考前一次模拟考试，祁妍使用的钢笔突然在考场上出现故障，无法控制地涌出大量墨水，整个卷面一塌糊涂。“卷面分被全部扣除，平日里１３０分左右的语文成绩一下变成９０多分。”祁妍回忆，到家后，盛怒之下的母亲在拍桌子时不慎将那管惹祸的钢笔震到了地上，“我当时就哭了，你爱我却不珍惜我的钢笔，我就‘离家出走’，不跟你混了。”事实上，“离家出走”的“泪人儿”——祁妍去了奶奶家，老人心疼孙女，就为其买了一管新钢笔，事态方告平息。　　

　　如此衷爱钢笔的祁妍在同龄人中的确凤毛麟角。“我代表全体同学求求你，不要别人一过生日就送钢笔了行不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喜欢和在乎钢笔。”祁研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位同学对她说的这番话，于是，该同学来年过生日时，她送了一把十分精绝的小刀，对方不解，问其理由，祁妍开玩笑地答道：“你不是不喜欢钢笔吗？那就送你这把刀，用它‘自裁’吧！”　　

　　祁妍对于钢笔正在淡出同龄人的生活有些担忧，“很多时候，钢笔字里的钢性就象中国人的骨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钢笔环保，如果以后钢笔变成只能收藏不能用的话，我挺替社会遗憾，现在有些人和事太‘软’。”　
　　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钢笔也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社会定位，而无限趋近于一种仪式工具。对此，不久前的《南都周刊》就曾撰文以剖析之。在中国钢笔论坛上，很轻易地就会找到许多日常不用钢笔写字却动辄砸钱几万、几十万收藏钢笔的“骨灰”级人士。“正式场合，肯定是钢笔更合适，谁会用一次性筷子吃正式晚宴呢？”中国钢笔论坛版主韦伯猫说，但是，谁又能天天吃豪华大餐呢？　　

　　调查采访期间，《时代商报》发现的一组现象耐人寻味：各大商家的钢笔柜台里，几乎已经没有中低档钢笔的身影，１００元以上／支已经成为“起价”；在卓展购物中心的钢笔柜台内，则很难找到万元以下的钢笔。“谁能用他们进行日常书写，都用来签字或馈赠了。”一些高档钢笔柜台服务员戏称，现在卖钢笔和卖手表差不多——一月不开张，开张吃一月。可以想见，手表与钢笔在功能上的演变几乎同时发生，只是前者更为抢眼罢了。　　

　　能否再写８０年　　

　　提到钢笔，上海“英雄”是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上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雄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尽管思路每隔一两分钟就会被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打断一次，但赵海之（应受该者要求化名）的心情还是很不错。上海世博会开幕以来，１０５０元一支的世博会“英雄”纪念钢笔的优异表现，令这位英雄公司的高管终于忙碌了起来。　　

　　“‘英雄’已经大不如前。”提起往事，赵海之语音骤高：英雄是中国制笔行业最早的一个企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雄赶派克”的民族工业语境下，英雄钢笔有９个指标超过了“派克”，只有２个指标由于钢材质量原因落于其后；当时（１９５０年前后），国家还专门拍摄了一部时长近４０分种、名字极为响亮的纪录片——《英雄赶派克》；此后的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英雄公司无比荣耀地成为中国大地上第一批上市公司。　　

　　时势造英雄，却亦可弃“英雄”。　　

　　曾经如日中天的“英雄”在并购了“永生”之后，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陷入困境。“公司最多时有７０００多员工，现在只有２００人；２００９年以前连续１０余年每年亏损１０００多万，近期刚刚扭亏。”赵海之认为，除却办公方式变革和书写工具丰富的原因，将“英雄”推入十年低谷的最大黑手非假货莫属，“多年来，市场上的真‘英雄’不足２０％。”赵海之透露，受此影响，英雄公司普通中低档钢笔的毛利润一直徘徊在５％上下，而这一数值意味的则不是造一管笔能赚多少钱，而是要赔多少钱。　　

　　去年以来英雄公司扭亏的秘密正在于此。“现在公司是依据市场变化在做，中低档也有，但主要走高端，主要集中在三五百、一千元价位左右，最贵的一款金笔３万元左右。”赵海之同时表示，高端“英雄”钢笔的海外市场要优于国内市场，目前国际上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情况非常好，而且，已与美国克劳斯（音）公司达成合作，为该公司生产“裸笔”，订单状态很好。但对于英雄公司曾经坚持了近８０年的“百姓路线”，赵海之定性以“无法兴旺，看不到明天。”　　

　　同样看不清未来的群体大有人在。沈阳五爱地区的东北文化用品批发市场，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文具集散地，这里２００多业户虽然几乎全部经营有钢笔，但买主只能在摊位的角落里发现已是落满浮尘的根根钢笔，而满眼的水性笔、中性笔、圆珠笔则霸占了每个摊位９０％以上的平面空间。　　

　　“如果一天能卖出１００支水性笔，钢笔也就一两支，有时候一两周也遇不到一个买钢笔的人。”业户邓永华、张敏回忆，不算太久远的五六年前，开学季节，他们的钢笔还是成件成件的发货（一件５００支），如今，绝大多数业户已不会再让钢笔占用他们宝贵的流动资金，而是在有买主需要时给上级代理商打个电话，“他们的情况也不好，要货就是在帮他们。”　　

　　赵荣峰，沈阳世纪英雄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英雄公司在辽宁和吉林两地的总代理，他自嘲自己和手下１０年来“一年不如一年”。“比如‘英雄’３２９、６１６（英雄公司上世纪５０年代产品），至今仍是两种最为大众的经典型号，但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它们的长相却一点没变。”显然，赵荣峰认为业界看到的“英雄”迟暮景象有着深层次的经营和体制原因。　　

　　“１０年前我们发货是以十几件甚至几十件为单位，一件５００支，现在则是１００支或几百支地发。”言谈间，赵荣峰没有怨言，因为该公司工作人员日常记帐时已不使用钢笔。而这种“近水楼台不得月”的景象也出现在辽宁省硬笔书法协会，《时代商报》记者５月７日赴该协会采访时，在工作人员的笔筒里和手里也没有发现一支钢笔。　　

　　据赵荣峰估算，国内知名的“晨光”水性笔一年销售额在十几个亿以上，而“英雄”系

　　钢笔的业绩则只是前者的零头。数十年过去，钢笔将军眼中的疖癣小疾已经撼动三军。“１０年前，若在商场或书店里有一个几平方米大小的钢笔柜台，就足以养活一家人，而且过得还能挺好，而现在是肯定行不通了。”赵荣峰说。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空间，赵海之忙着世博钢笔和“英雄”转型，邓永华、张敏忙着低价甩售钢笔并扩大水性笔和中性笔的进货量……生活的继续波澜不惊，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拥挤而吝啬的笔袋

　　２００８年７月，中国硬笔书法大师庞中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不认为硬笔书法过时了，只不过随着科技进步，时代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狂风骤雨，现在是绵绵春雨，润物无声。”然而，在《时代商报》采访到的教育界人士看来，这种比喻还是有些“保守”。

　　王小一是祁妍的同学，她的笔袋里装着大小１０多支笔，唯独没有钢笔，而这是她从小学时起就已养成的“习惯”，“从来没有被严格要求过用钢笔写字”。

　　“不能一味地苛责学生和家长。”原沈阳铁路二中德育教师韩贵武至少在５年之前就一直在为学校“偏科”一事奔走呼吁，然而时至今日，他的心事依然未了。

　　“现在一些学校一味追求主科，个别中、小学里，别说书法，就连历史、地理、生物这样相对重要一些的科目都基本不上，书法教师往往一两周甚至一个月才有一节课，有些美术、劳技一类的教师更是基本上处于‘闲人’状态，课程和教学配备无异于摆设。”５月中旬，韩贵武向《时代商报》记者如此“数落”的时候，省中点中学——沈阳５中学的一名心理课教师正独自闷坐于学校专设的心理教室，学生们关于上一次心理课的记忆停留在至少一周之前。而相隔不到几间教室，该年轻女教师的爱人正站在物理课的讲台上，由于他课程太忙，４月３０日二人结婚后虽紧接五·一黄金周，却还是取消了婚后旅游计划。

　　“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好数理化。”作为资深德育课老教师，韩贵武认为，主科老师又买房子又买车，即使不转行，小科老师也很难再恢复当年的情绪和热情。

　　放眼沈阳小学校长队伍，二经三校校长李云彪始终是个敢说话的人。５月１４日，《时代商报》记者赶到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和两位本校书法老师守着一堆足以铺满整张大沙发的学生书法作品无语。“就书法教学而言，我们学校的情况算好的，但学生一周也才有一节书法课。”用力挥动着手中一本已从２０节课增加到３０节课的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李云彪不满地说，现在主科课本越来越厚，教师为成绩争抢课时，学校为应付“减负”检查想尽办法。在他看来，部分中、小学内部备有一明一暗两套课程表的说法很有可能并非尽属虚言，“国家应尽快规范区域性办学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应旨在为素质教育服务，而不应是‘追加’什么。”

　　同一天，极有可能是沈阳地区唯一一所要求１—３年级学生用铅笔写字、４—６年级学生用钢笔写字的小学——莲花小学意味深长地向《时代商报》表示，他们这样做的初衷就是为了“担起那份不应失去的责任”。同样，该校书法课的频率也是每周一节。

　　对于诺大的教室里竟然容不下小小一管钢笔的现状，为数更多的中、小学管理者则表示莫可奈何，数量在两位数以上的中、小学校长干脆直接表示“这些年里，我们这方面开展得不好，没什么可说的”以拒绝采访。

　　相对于学校，社会上还另外一个与钢笔更加息息相关的群体，他们心中的那道隐忧则更为深重。

　　意想不到的功利　　

　　“财富不能收其心，爵禄不能改其志，美女不能惑其性，生死不能阻其行……”如果没有沁人心脾墨香，仅凭这入耳的童声，很多人很难想象它出自一堂书法课。５月１２日，沈阳市书画艺术培训学校书法课现场，所有教师和少儿学员按照既有归定全部身着唐装，课前师生互致９０度鞠躬礼。　　

　　“硬笔书法的世界不仅仅只有线条。”谭绯说，过去先看板书再临字贴的书法教学已经过时。对于为何在课外书法培训过程中加入历史、人文、做人、礼仪等等内容，身为沈阳市书画艺术培训学校校长的谭绯认真且不假思索地说，这恰恰说明搞硬笔书法培训越来越难，不受重视。　　

　　事实上，谭绯的学校创办于１９８９年，是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授权的书画培训基地，一度以成人书法培训为主业的该校在２００８年由于生员枯竭，不得不转向少儿书法培训。但近两年来谭绯越来越发现势头不对，“我们现在三个校区共有学员２０００多人，合作幼儿园、小学近４０家，但很多孩子似乎却不是来学书法的，相当一部分家长在认为孩子掌握了正确的书写姿势和觉得孩子写的字够工整之后，便带孩离开。”　　

　　“现在的家长不是吝啬，而是功利。”与谭绯一样拥有颇多同感的刘洋说，现在许多社会培训机构的书法课已经被逼迫成为学龄前儿童的“认字课”和中、小学生的“写字课”，而后两者与前者的区别只要是有常识的成年人都清楚。“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孩子相当一部分课余时间处于监护相对缺失状态，网吧等社会娱乐场又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于是，书法班就变向成为‘带孩子’的理想场所。”作为沈阳东方神画·极地美术书法学校的校长，刘洋认为，正是许许多多功利的想法和做法，日夜不停地加深着现代硬笔书法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的断层。在沈阳市市内五区各少年宫，周六、周日很少有书法班授课，情况较好的沈河区少宫也只有２０左右个学生。有一次谭绯问学校里的新生“有谁知道‘书圣’是谁？天下第一行书是谁的哪部作品？”，下面鸦雀无声，可当问到“有谁补过英语？”时，下面则手臂林立，喊声一片。　　

　　“事情就是这样，１００元／小时的英语可以从头补到尾，而与之相比低得可怜的书法却满眼半途而废。”谭绯说，她的师资队伍中不乏省、市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一节课一个半小时，收费才２５元，就是这样一种培训班，还是她历经一年时间，跑遍了民政、教育、物价、税务、银行、公安等１０余个部门才办下来的，“在沈阳地区，证照齐全的同类书法培训机构不足１０家。”而刘洋的东方神画·极地美术书法学校亦是如此——少儿书法培训班一个月１２０元，四节课。　　

　　更加令谭绯倍受刺激的事发生在２００８年。此前，谭绯曾五次去日、韩考察少儿书法教育情况，“他们那边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有一门书法课，有一次，几千人的大礼堂里，一位９０多岁的老者在为孩子们颁发书法学习证书，真是感慨人家的书法生态。”但当２００８年，韩国欲把汉字当成自己的文化成果“申遗”时，谭还是气得一夜未眠。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受了‘刺激’的我开始举全校之力给市实验、一经二、育鹏、大南一、文艺二等５所学校免费提供书法培训，一周一次，一次一个半小时，最多时２４个班级同时上课。”但与之有关的另外一个情况谭绯却不愿多提，当初联系学校时并不止这个数字，一些学校还没等谭绯说完，便以“没有时间”为由挂断了电话。　　

　　孰料，２００９年以后，竟有不少初、高中学校主动找到谭绯，要求与其合作开展书法教学。尽管这些学校的做法与国家２００８年以后出台的高考卷面分政策明暗呼应，但彼时的谭绯还是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醒悟的开始。但时至今日，谭绯依然无法判定自己是对的。作为一个显见的例证，她的学校每年都在试图吸呐一些师范专业毕业生，而每一次均未出现期待中“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结果，“以前师范生毕业前，‘三笔字（粉笔、钢笔、毛笔）’考核是必经之路，但近年来在一些院校这种考核已变得不再重要和必须。”　　

　　师者尚且如此，奈何懵懂少年。　　

　　数十年前，中国一位“现实”的年轻地质队员思前想后，觉得写毛笔字无论如何超不过王羲之，反倒是钢笔字没人提，是个空白，而且钢笔也比毛笔实用，于是，便在野外的地质帐篷里没日没夜地练起钢笔字，于是，他成了庞中华；数十年后，有更多的人也经历了思前想后，于是，肩负着这些人梦想的年少一代拿起了钢笔，于是，便没有出现第二个“庞中华”。

　　何以使然，不言自明。所幸的是，在如今的这个世界上，还是仍然有着这样一群人，为数十年前那种图腾般的往事和精神而努力着，努力在数十年后能够出现往日那般辉煌的剧情。这群人的集体姓名叫做“中国硬笔书法家”。　　

　　“边缘”之上的淡定　　

　　“又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册子，而对待艺术应该是严肃的，可每次都是为了应急，不得已还得出，就产生了这个可有可无的小册子。”这句话的主人是熊杰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辽宁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而这句话所在的小册子则是他的个性名片。　　

　　与钢笔产业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的争论相类似的是，长久以来，硬笔书法到底是不是已步至边缘可有可无，也一直处于争议之中，难以定论。５月１５日，近年来鲜有接受媒体采访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张华庆，在电话中向《时代商报》记者表示“不是这样的”，但他的语气和身边的环境似乎在表明，有些事情不那么简单，非寥寥数语所能概括。但此前４天，５月１１日，当《时代商报》记者见到熊杰英时，事情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和简单。　　

　　用钥匙为记者打开其工作室的防盗门时，年仅３８岁的熊杰英的右手显得有些费力，“没办法，腱鞘炎，练字的或轻或重都有。”采访由此展开，到最后，熊杰英和《时代商报》记者都已认为，书法家身体和硬笔书法生存状态上的不自在都算不了什么。　　

　　“沈阳地区学书法的孩子，一年不下５万人，但最终能成‘家’的恐怕连５０人都不到。”熊杰英多年来的体味是，办公方式改变也好，家长功利心态也罢，书法终归是一门十分“挑人”艺术种类，“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至今近３０年，加上已故的，全部会员才８０００多人。”而为人低调的熊杰英不愿过多谈起的则是，他十七八岁开始学习书法，非世家出身，也未奢望过成名成家，但曾深居辽阳乡村、家境拮据的他，却数年如一日往返步行一个小时去学习书法，风雨不误；时至今日，已然成名成家的他依然时常练字至后半夜。　　

　　显然，面对夜夜青灯黄卷的日子需要勇气和定力。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国内各地硬笔书法协会所有经费都需要靠自筹和社会赞助；辽宁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团１０名成员没有一分钱工资，其位于红霞宾馆的办公室一年１万多元的房租需要自支，所有展览、比赛等活动自己投钱。“艺术家开什么资？必须把作品变成商品，走向市场，齐白石先生的一部作品去年春拍最高拍到９０００多万！”但熊杰英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基层硬笔书法开展不尽人意，就连以前的《四角号码字典》、《说文解字》等工具书都已难得一见。　　

　　谈及基层硬笔书法堪忧现状的同时，熊杰英也表示“解决起来很简单”。在众多硬笔书法界人士看来，２００６年国家有关部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写字教育的相关文件，２００７年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又增设中国书画硬笔书法等级考试，２００８年后高考卷面分登场等一系列“高规格”举动都在显示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决心。另据熊杰英透露，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考量是否在高考科目中加入书法一项，并且还在研究书法教师资格认证事宜。　　

　　前后近半月的调查采访过程，令《时代商报》接收到一股来自硬笔书法界压抑已久且日益放大的心理诉求：没有人不知道所有的一切，或迟或早；与其后悔叹恨，迁延不决，不如立地行动。　　

　　熊杰英的工作室位于辽歌大院内，由于早到近半小时，记者得以有空浏览辽歌院外的巨大告示栏。其上，拥挤地贴着“花儿朵朵”和“非常６＋１”的选秀宣传画，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贴着《唐·吉诃德》、世界经典芭蕾舞剧的宣传画。视之思之，颇耐寻味。　　

　　离开熊杰英，《时代商报》记者结束所有采访，恰夕阳西下，大有一种“平谈心中事，无语问斜阳”的语境与意境。